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范军 “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学术文化建设。华中师大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大学(2013年迎来了她的110周年校庆)，有很多很好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资源，这是我们做出版的宝贵资源。”每每谈及自己的工作，学术出版总是社长范军绕不开、也是最令他振奋的话题。此前做的比较大规模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章开沅主编)、《张舜徽集》等，已经在社会上包括学术界已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上千万字的《钱基博集》目前已经出了三辑十四册，其中有两辑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余下的部分计划2015年完成。依托华中师大这所百年老校，华中师大出版社这几年除了上述几个大的出版项目外，目前还启动了以该校学者为资源的几个大型项目：华中师大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文集，总计十八册左右，预计两三年内全部推出；在翻译、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建国初第一任校长杨东莼的五卷本文集，2014年推出。另一位担任华中师大前身华中大学校长达20多年之久的韦卓民，其全集的编辑出版也已在计划之列。韦卓民具有很好的西学背景，求学期间，分别获得哈佛硕士和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柏林大学等名校游学，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是当时国内西方哲学和神学研究领域最顶级的学者。此前，华中师大社也出版过韦卓民关于黑格尔、康德的译著，但此次的《韦卓民全集》总字数近千万，内容全面，规模宏大，其中部分内容是外文，有些材料还在海外，操作难度很大。尽管如此，范军还是充满自信，计划花几年时间来完成这个工程。 “学术上，我想把历史的积累传承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后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范军所说的“后一方面”其中一部分就包含了2012年推出的“灾后社会系统重建研究系列”，包括《灾后社区重建中的公共产品供给》、《灾后财富分配与流动——汶川地震个案研究》、《灾后社会资本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非政府组织与灾后重建》等。范军的理想是，在农村问题、教育改革、文化产业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上，多整合一些力量，争取做得规模大一些，影响大一些。 学术出版是华中师大社的总体特点，也是它们赖以树立品牌的根基所在。在范军的发展思路里，这些并不是全部。学术出版之外，还有作为基础的教育出版。“这种图书结构，既有一定的特色又相对多样化，主要还是靠学术文化来创立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同时靠高校教材、中小学教材、教辅，包括一部分大众读物来寻求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教材板块，华中师大社已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中小学教辅也已实现公司化运作。其属下的公司华大鸿图按照股份制市场化运作，目前发展速度和增长态势都很不错。“我们也在积极探讨，比如大力发展幼教，因为学校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优势，也做了几年，现在也有一些成效，从图书结构这方面来说我们希望做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面对近年来集团化、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的大环境，范军指出，大学出版受到的挤压是比较明显的，发展的空间也受到一些制约。“但我们内部的改革一直在推进，包括制度改革，特别是控股子公司的运作，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寻求更加适合市场发展的新的运作模式和企业形态。” 电话那头，范军的声音沉稳有力。问及这一年来他做出版的心情，在出版业浸润多年的范军显得平和冲淡。“数字化浪潮对传统出版三五年不会有致命的冲击，但数字出版这一块要抓住机会，积极跟进，步伐稳定，形成自己的特点，确保产品质量，就能够有所发展。”范军说，大家现在都很关注数字化问题，出版圈外的人总是认为传统出版社比较迟钝，不愿意投入。“事实上并非如此。数字出版的关键是法律环境、市场秩序、盈利模式包括消费者心态，这些方面目前都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像欧美特别是美国，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出版已经超过传统出版，但在我们国家目前不是这么回事。至少目前，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还存在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