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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瑞典)林西莉著，李之义译，中华书局2016年9月版，76 .00元。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作家、汉学家、摄影家。早年师从著名汉语专家高本汉学习。1961年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1971年起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曾任瑞中友好协会会长。曾出版《汉字王国》、《古琴》等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    
    满头银丝，一身碧玺色中式长袍，84岁的瑞典汉学家林西莉看起来很优雅。她的中国之行安排得紧凑，为推荐新书《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 1962》，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之前，已出席了三场沙龙活动。爬楼梯让老太太感到吃力，在花家地的单向空间签售毕，我们在一层咖啡厅拣个僻静的地方坐下。    
    林西莉不说汉语，倾向于用英文交谈。从她的书里可看到，她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述者。聊起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的见闻，兴头上也会冷不丁蹦几个中文词儿，“白菜”、“辅导员”、“不好说”、“比较熟”……    
    1961年，28岁的瑞典姑娘塞茜里娅。林德奎斯脱随丈夫来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为入乡随俗，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林西莉，林即森林，西莉既西方的茉莉花。过惯了斑斓的欧洲游学生活，北京在林西莉眼里是另一个灰蓝色的世界。宿舍陈旧简陋，外国学生在各方面被“特别对待”，满学校打太极拳的中国学生面上浮肿……    
    翻开《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 1962》，连国人也会惊讶，咦？原来60年代的北大、60年代的中国竟是这个样子！书内200余幅黑白照片，是林西莉当年用借来的一台德国福伦达B essa66箱式相机拍摄而成。    
    1962年回国后，林西莉又曾数十次访问中国。她撰写的《汉字的故事》和《古琴》两部著作，在瑞典和国内收获了万千读者。201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林西莉获颁“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她告诉南都记者，一直以来，瑞典人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而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生活的两年，改变了她的一生。
    

    专访   
    对1950年后的中国，我一无所知  
     
    南都：1961年你为什么来中国？    
    林西莉：我早年在德国、意大利学习。十年的学习之后，我意识到，我所学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欧洲的，除了欧洲这小片土地，我对中国、印度、南美洲等等一无所知。21岁的时候，我意识到世界很广阔，我不愿意止步于做一个高中教师，我必须趁年轻开阔视野。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连续历史，同时，它也拥有最漫长的文化史。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绵亘五千年。所以，在研究了欧洲那么久之后，我想去中国。1961年1月我来到北京学习汉语。我申请了几所大学，他们让我去了北大。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留学生去哪个学校由政府决定。    
    南都：在来之前，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了解？    
    林西莉：我对中国是有了解的。在1850- 1870年间，瑞典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非常热爱中国，记录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一切。他们出版书籍、小册子，向瑞典读者描述中国，他们如何第一次来到乡村，他们看到的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气候等等。每隔七年，他们会从中国回到瑞典。他们在家乡四处演讲，同时他们也募集资金，以便到中国来办学。这是非常伟大的举动。我自己并不对传教活动感兴趣，我不认为你能改变人的信仰。但他们有效地传播了关于中国的知识。    
    在那以后，一些瑞典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最早的一位是斯文。赫定（S v e nH edin）。他是一个探险家，冒险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新疆附近地区，在3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穿行于瑞典和中国长城以外的地界。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他的演讲在瑞典广受欢迎，成百上千的听众蜂拥而至。另一位是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纳。安特生（J o h a nG unnarA nderson）。他精通煤矿开发的学问，在一战之后，中国政府邀请他去调查、发掘山西的煤矿。安特生可以“读懂”山脉，他是第一个发现黄河附近仰韶文化的人。同时，他和中国的考古学家一起发现了周口店的北京猿人。    
    还有一个你必须知道人的是高本汉（B ernhardK arlgren）。他早在1910年就来到了中国，是瑞典最重要的汉学家。这些人和传教士一样，在瑞典做许许多多的公众演讲，他们不仅写作学术论文，也为普通读者写作，向大众揭示他们的发现，传播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我们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是一个专业的考古学者，他的父亲活了很久，即位的时候他已将近70岁。古斯塔夫六世和上述的这些人合作，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东方博物馆，他们源源不断地派出研究员、科学家到中国做考古学和科学研究。    
    到了1950年，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外国人不被允许随便进入中国。关于中国的知识慢慢淡化，这种断裂是很让人遗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关于中国的很多事，但关于1950年之后的中国，我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大跃进”，也没听说过“人民公社”。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那时候，我得的病是“蛋白质缺乏”    
    南都：当你来到北京大学，这所学校与你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是吗？    
    林西莉：是的。在北京大学，大约有200多个外国学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来自朝鲜、苏联、波兰等国，只有4个人来自西方国家。在食物方面，学校十分善待我们。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食堂，在那里有中国学生吃不到的食物。北大的南门附近有一片空地，每天三次，中国学生吃的食物从那里运进来。每个学生带着自己的搪瓷饭缸，食堂师傅向饭缸里舀一勺食物，可能是米饭，也可能是面条，上面盖一小撮腌制的白菜。学生没有自己的食堂，他们在校园里一边走一边吃饭。或者端着饭缸在三角地一边看宣传栏一边吃饭。    
    这就是我来到的校园。我和中国的学生们彼此隔绝。他们不被允许和我们接触，我们也不被允许和他们接触。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并不真的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但渐渐地我意识到了。我开始掉头发，伸手一抓就掉一把。我去王府井的首都医院看病，医生说我缺乏蛋白质。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必须得去医院打针，再回学校。    
    南都：在教学和其他方面呢？   
    林西莉：老师的教学也非常糟糕，我们从不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外国学生们单独上课。我有一个中国的“辅导员”，她帮助我练习汉语发音，学习汉字。她会问我关于我的一切事情，我到北京来干什么？我和大使馆的人是否有联系？我在读什么书？所有关于我的生活的细节性信息。另一个波兰的学生有一次在宿舍里捡到他的辅导员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辅导员问他的问题和他的每一句回答。波兰学生对我们说：“瞧，这就是他们监督我们的方式。”我不喜欢，我感到很不舒服。    
    北京大学的注意力完全在政治上。在北大，人们担心如果他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就会被发配到农村，丢掉他们的工作。在英语系，有一个老师被取消了教师资格，她每天只能打扫厕所，不能离开北大校园，也不许和城里的家人团聚。
       
    我从没遇见过这么有教养，这么可爱的人    
    南都：你在书里提到，如果没有“古琴研究会”，你可能很快就离开中国了。为什么古琴研究会的成员让你改变了印象？    
    林西莉：当我来到古琴研究会，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古琴研究会的院子进门就是一个可爱的花园。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老师王迪，还有古琴大师管平湖、溥仪的孙子溥雪斋，他们对我非常照顾。我从没遇到过这么有教养，这么可爱，这么和气的人。和压抑、教条的校园相比，这里是开放的、甜蜜的。他们知道我想知道的关于中国文化一切事情。我不停地提问，他们耐心地一一回答我。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会离开中国，再也不想回来。    
    我在古琴研究会学习古琴，夏天的时候，树影斜伸进屋子，美妙极了。我也在这里通过了我的考试，评委盯着我的手指看，说：“果然是管平湖的弟子！”    这是我在中国的两年里最美好的经验。事实上，我认为这两年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我看到他们如何真诚地工作，我想，回到瑞典以后，我也要以这样的态度工作。我要学习他们的态度，和他们一样谦逊、充满活力。他们向我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告诉了我应该如何做人。    
    南都：这些记忆是通过什么方式保存的？你在中国的时候写日记吗？    
    林西莉：我几乎每天都写日记。我有一大叠日记，堆起来几十厘米高。同时，我还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写了很多信。我用的是那种很薄很薄的纸，中国人用它来卷烟的。因为向外国投递信件非常昂贵。我的字写得很小很密，我大概写了76封信，有时候一封信写好几页。当我写《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我极大地依赖于我的日记和这些信件。    
    同样，我也依赖于照片。当年我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超过1000张。我没有自己的相机，用的是一架借来的德国相机。我必须手动调焦、手动曝光，一切都是手动操作。因为相机的原因，有一些拍得很不好，但是有618张质量很高，而且非常有趣。我在书里选用了200张照片。当我看到它们，就会记起在中国经历的一切。    
    比如这张北海公园。在夏天的北海公园，你可以买一杯茶，坐下来小憩，向晚时分还有音乐。突然我意识到，在北京也有很美好的地方，也有平和、静谧。因此我放松下来，开始看到这个城市之美。    
    我去了我能去的所有城市    
    南都：那两年除了北京，你还到过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等城市。你为什么选择去这些地方？    
    林西莉：大部分城市外国人是不能去的。我想去西安，不行。我想去南京，不行。我想去这里，那里，都不行。所以我去了我能去的所有城市。    
    南都：你对广州有什么印象？    
    林西莉：我在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广州。我喜欢广州的市井，因为普通人的生活是我最感兴趣的。老妇人在路旁卖姜，另一个人在修鞋……我记得我到珠江边去拍照。沿着江岸，曾经有瑞典的船开进来，他们在中国购买瓷器、丝绸和许多美丽的东西，把它们带回瑞典。    我在珠江边看到，有人居住在船上，一只船就是一个人家。人们在船上烧饭、洗衣、做家务。对我来说真是太新鲜了！突然，我发现在我背后站了许多人。他们质问道：“你跑到这里来拍照片做什么？”“你应该去拍我们崭新的公园，拍花朵和建筑！”我说：“我已经拍过了。”两个警察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相机，对我说：“你不应该在这里拍照。”他们想要把我带到警察局去。我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是间谍。我告诉他们，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在这里散步，因为250年前瑞典的船舶曾在这里停靠。等他们理解了我的意思，长舒了一口气，说：“这姑娘没问题。”他们把相机还了我，也没有拿走我的胶卷。    
    南都：你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相机吗？    
    林西莉：我几乎到哪里都带着相机。但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包里。中国人很害怕相机。如果我明目张胆地拿着相机，对某个人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他会断然拒绝。因此我只能偷偷地拍。    
    南都：《另一个世界》什么时候在瑞典出版？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林西莉：去年秋天在瑞典出版，几乎就是半年以前。瑞典读者的反应很热烈。因为一直以来，瑞典人都很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    
    

    采写：南都记者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