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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概念史看饶宗颐的“正统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书局 潘德宝 《 中华读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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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饶宗颐著,中华书局2015年9月第一版,58.00元


    
    


     中华书局2015年新版之《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为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为通论与史料汇编两大部分。通论部分阐述了“正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探赜索隐,考订详细,尽显作者文献目录学上的功力。“信以传信,疑以存疑”,是“由博反约”的佳例。史料部分汇编历代有关“正统”的论述,取材博赡,不乏秘本僻书,学者至今称便。两部分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编纂形式,朱维铮先生已在序言中推重备至。


     此书1977年由龙门书店在香港初版,1979年由宗青图书出版公司在台北刊行,1996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大陆发行简体字本,又收录于2003年台湾新文丰股份有限公司及2009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六卷《史学》,改题为《国史上之正统论》。两岸三地,此书一再付之梨枣,可见出版界的重视。几十年来,学者讨论“正统论”,批评弹赞,无不以此著为重要参考。中华书局此次再版,定将再度引起读者的关注。下面先谈中华版校订上的得失,再从概念史研究的角度谈谈我对此书的理解。


    


     中华书局版修订了部分标点符号,使文意更为显豁,并为年号纪年及干支纪年附注了公元纪年,以省读者翻检之劳,更重要的是修订了旧版的一些错误。如第九章《金、元及明初之正统论》中提到《通鉴续编》一书的作者,上海远东版、人大版皆题为“陈柽”,台湾新文丰版“通论”中题为“陈檉”,仅是繁简体之别。《通鉴续编》的作者,四库本题作陈桱,黄宗羲《宋元学案·东发学案》、《四库提要》编年类、谢国桢《江浙访书记》等也都著录为陈桱(或简化为“木轻”)。《宋元学案》称“陈桱,字子经”,桱,《类编》中释为“经丝具”,正与其字相关,但颇有一些论著将陈桱误印为陈柽,此次中华版将其改正为陈木轻。


     另外,中华版还核对了饶著的引文。如该书资料一所收录晋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一文,饶先生加了一则按语,引用《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以印证习凿齿的观点,上海远东版及台湾新文丰版作:“凿齿《集》载其论略曰:‘静汉末累世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句意颇难理解。中华版此句据《晋书·习凿齿传》而改作:“凿齿《集》载其论,略曰:‘静汉末累世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虽不复为《世说新语》原文,但句意和语气都通顺了。


     不过,中华版以龙门书店初版为底本,而不是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为底本,虽然很有纪念意义,但未能吸收饶先生自己的一些修订,殊为可惜。如第四章《邹、刘五德之异义及正闰说之缘起》论及邹衍、孙膑、《吕氏春秋》及刘歆《世经》等的“五德相胜说”,早期诸版总结的第二条为:“邹、吕以土克木,木克金;孙则以金克木,木克土;刘则水生木,土生金。”这与前文所论相抵牾,前文指出邹、吕“五德说”相胜的顺序为“土、木、金、火、水”,而且《吕氏春秋》明确提及“代火者,必将水”,以次类推当为“木克土、金克木”,所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修订为:“邹、吕、孙皆用相克论,刘则用相生论。”台湾新文丰版还将邹、吕五德相胜说的示意图的箭头方向作了修改。中华新版未能吸收这一类修订,而且,还新增了若干手民之误,正所谓“校书如扫落叶”,实在遗憾。


    


     本书龙门书店初版本有副标题“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上海远东版删去,中华版同样没有保留,弱化了重要关键词“观念”,强调了“史学”或“史学史”。饶著开篇即言:“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史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其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所涉及的“正统论”,也多与史籍编撰密切相关。如第十一章《宋元明以来本正统观念改撰之史书》,指出“温公《通鉴》帝魏”,“刘恕非之”,张栻作《经世纪年》非之,胡致堂《读史管见》非之,至朱子则撰《通鉴纲目》,“乃以昭烈为正统,承献帝之后,绍汉遗统”。“自此以后,论蜀正统问题者议论蜂起,而改撰三国之书亦接踵而兴矣”,如萧常《续后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郝经《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张枢《刊定三国志》等。


     而且,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正统论》,为其《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藤湖南对“正统论”的意见,也见于其《中国史学史》一书;钱锺书《管锥编》论《全晋文》中习凿齿《临终上疏》时,也提到“唐以来‘正统’‘闰位’遂成为史论一大题目”;被杜维运、黄进兴选入《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的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一文,其副标题是“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开头说:“史学发展到了宋代,才对正统观念作正式的讨论,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转变或发展。”可见,长期以来“正统论”被认为是史学、史学史上之一重要话题,饶先生旧题并无问题。


     不过,《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六卷收录此书,改题为《国史上之正统论》,则是将“正统论”置于更广阔的论域中探讨,由此可见饶先生思想的变化和治学的严谨。因为“正统论”逸出了史学或史学史的畛域。如本书第二章《汉人之正统说》提到“正统”观念还表现在乐理、历法上;第三、四两章提到以“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实则是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当然也不能囿于“史学”和“史学史”之内了;第十章《明清学人统纪之著作及正统说》也明确意识到“明初修《元史》,王祎、胡翰、贝琼皆与其事,惟有关正统之作,则为学术之探讨,非由修史而发”;第十三章《结语》提出“‘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温公谓:‘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东坡谓:‘正统云者,犹曰有天下云尔’,皆从空间立论”,“此一义后来且影响及于实际行动,元世祖之灭宋,即由此一观念所策动”,“故元之有宋,即为争取正统”,这当然不能以“史学”或“史学史”来范围了。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更接近于葛兆光先生所说的“一般知识、信仰和思想”,所以饶先生后来改题为《国史上之正统论》,更为合适。从本书初版副标题中关键词“观念”以及后来改题这些情况看,我认为饶先生这部书便可以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理解。


    


     饶著《小引》中提到了1970年代先生有“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工作”等学术经历。此时,欧美正兴起一股概念史研究的思潮,当然,饶先生并没有说明自己与概念史研究潮流有直接的关联,但饶著的确可以与概念史研究互相发明。


     概念史研究,也有人称观念史研究,如美国学者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1936年)将“存在”这一观念视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巨大的链环,并探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德国,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相近,学者认为历史中的基本概念既是历史进程的推进器和指示器,考斯莱克(ReinhartKoselleck)等主编的《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德国的政治-社会语言词典》(1972-1992年)为代表之作;这一研究思潮,在欧洲不乏响应者,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年)、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978年)等,至于以赛亚·伯林对“浪漫主义”“启蒙”“自由”“现实感”等的研究,也可视为英国概念史研究的典型。最近,中国学界也逐渐对概念史研究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如台湾政治大学出版了《东亚观念史集刊》,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更有一些硕博士论文从概念史角度展开,最近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中所收录论文,也多为概念史研究之作,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概念史研究引入了索绪尔在语言学上“能指”与“所指”之分,特别注重“概念”之“能指”在词汇学意义上的历史渊源。饶著开篇即言:“‘正统’,说者以为起于宋,似是而实非也”,“欧公谓‘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是矣。”所谓始于《春秋》,是指“正统”乃撮《公羊传》隐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及隐公元年“大一统也”两语而成。这一点前人论之颇详,而饶先生则更用力于“正统”概念的“所指”层面上,即“虽不用正统之名而意则指正统”的那些表述。如饶著第一章《统纪之学》所训诂的“统纪”二字,第二章《汉人正统说》考释的“一统”一词,以及班固于《东都赋》赞光武所说的“系唐统,接汉绪”一语,甚至将未为天子的项籍列入的《史记》“本纪”体例,都可视为“正统”概念的不同表述。“正统”这一“能指”,以及上述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领域中不同的“所指”,在词汇层面建构起了“正统”概念史。


     概念史另一个任务是还原概念的历史语境。饶先生论述中侧重于“正统论”在历史上的表现(尤其是那些表现在史籍编撰上的指导性作用,也正是这一点,论者多以为“正统论”为“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但对这些表现背后的语境分析惜墨如金。少数涉及语境分析也极发人深省,如饶著第十一章《宋元明以来本正统观念改撰之史书》言张栻为诸葛武侯作一新传,引明程敏政跋批评道:“南轩(张栻)以丞相忠献公(张浚)之长子,当宋社之南,力排和议,倡复仇之举,其心事实与武侯同,故惓惓订此传以见志,大类考亭之注《楚辞》,有深意存焉。”


     最后,概念史研究还要梳理概念的逻辑依据和思想世界。饶著第十三章《结语》指出:“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说,其理论之主要根据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另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皇甫湜揭‘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公继之,标‘居正’、‘一统’二义,由是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渐离公羊之本旨”。这两种理论依据,既可视为“正统论”之思维框架,只有把握其思维框架和历史语境,才能从历代“重床叠屋”中看出“精义纷披”来。同时,这两大框架,也可视为“正统论”的两大历史阶段,也即大约宋代以后,学者就不再坚持五德运转说作为正统论的理论依据了。这样就在宏观上建构起了“正统”这一概念之史。


     中国历史上关于“正统”的讨论,往往是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是丹非素,如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所言:“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概念史研究正是要摆脱这一局面,从后设的视角展开讨论。饶先生的梳理的“正统”这一概念之史,让读者可以自外于“正统”的思维框架来观察中国历史(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编撰)。但是,饶著对“正统论”两个思维框架,并没有着重于演变过程的分析,而是侧重于“正统论”表现的文献梳理,因此本书的概念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并不显著,所以雷家骥批评说:“饶著最令人遗憾之处,乃是大量胪述史料,而乏深入的分析,因而往往不能有效的溯本推源,使问题的系统架构整然彰著。”(《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不过,三十多年前的著作仍有再版的必要,也许正是“文献梳理”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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