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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顾农   2015年9月30日  第10版
    

《酉阳杂俎校笺》（全四册），[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中华书局2015年7月第一版，260.00元

    晚唐段成式（803？～863）的琐语小说集《酉阳杂俎》（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鲁迅评说该书的贡献和特色道：“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靡）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文章“古艳颖异”。（《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集及杂俎》，《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唐人所著书大体完整无缺地流传至今者已不甚多，《酉阳杂俎》一书相当可贵，后来流行的有好几种版本，今人整理者亦非止一二家，其中自以新近问世的许逸民撰《酉阳杂俎校笺》（全四册，中华书局2015年7月版）为最佳。
    古籍整理的主要任务在于校勘、标点、笺注；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古籍的种种加工之中校勘是第一位的工作，如果不能首先获得准确的近于作者原书原貌的文本，则标点和注释都将失去基础，弄不好很可能如沙上建塔，说倒就倒。可是为《酉阳杂俎》一书做校勘情况有点特殊，一般用来作底本的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赵琦美脉望馆刻本（后有1937年《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虽然是此书的传世最善之本，而其中错误仍然很不少，这些错误在可以作为通校本的诸本中往往皆误，所以通过版本校许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有鉴于此，许校另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子，本书《凡例》第二则写道：“本书之校勘，以笺证（稽考出处，征引典故）中发现之问题为重点，不另进行《酉阳杂俎》诸版本之对校。个中缘由，盖以此前已有方南生点校本出版（中华书局1981年版），版本互校所能取得之功效，彼书已发挥殆尽，此次并无新版本补入，故无须再次用力于死校。何况许多文字之是非，仅凭版本互校，既难发现，亦难解决。故本书倾其全力经营笺注，融笺校于一炉，冀以笺注涉猎之博湛，弥缝版本互校之缺失。”本书前言中更明确指出：“此次校笺，仍以‘校’居前，却不再拘泥于先校后笺之惯例，拟反其道以行，先以‘笺’开道，通过他校、理校探究致误之由，然后慎断是非，从严取舍，最后方始校改明显文字讹误。”他从《酉阳杂俎》一书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走熟路，探索新途，找到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新办法。“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此之谓乎。
    既然《酉阳杂俎》多有各本皆误的情形，许先生大胆采用以“笺”带“校”的办法效果很明显，订正了传世诸本中不少错误。试举两个例子来看。续集卷二《支诺皋中》：
    江淮有何亚秦，弯弓三百斤，常解斗牛，脱其一角。又过蕲州，遇一人，长六尺余，髯而甚口，呼亚秦：“可负我过桥。”亚秦知其非人，因为背，觉脑冷如冰，即急投至交午柱，乃击之，化为杉木，沥血升余。（第三册，第1520页）
    文从字顺，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问题，看文后注[三]，才知道原书中“交午柱”本作“交牛柱”，这其实是不通的；许氏据《史记集解》校改。“交午柱”指桥梁头四植木，亦即后代的华表。注文引《史记·孝文本纪》中的“诽谤之木”以及《集解》对此的解释云：
    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应劭曰：“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
    又引《史记索隐》所引韦昭的说法，指出所谓“诽谤之木”原是帝尧时代让大家写大字报提意见的一种设置，“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也”。后来更演变而为石刻的华表。何亚秦把那精怪背到这里，扔向华表，然后又来狠揍它，很快令它现出原形。
    如果不是对古代的风习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非常熟悉《史记》及其三家注，改“牛”为“午”根本无从想到；而一旦改过来，读者立刻心悦诚服。又如续集卷四《贬误》：“予门吏陆畅，江东人，语多差误，轻薄者加诸以为剧语。予为儿时，常听人说，陆畅初娶董溪女，每旦，群婢捧匜，以银奁盛澡豆，陆不识，辄沃水服之。”（第三册，第1665页）“董”字原作“童”，“澡”原作“藻”，皆属于所谓形近而误，这里都是运用理校法改正过来的。陆畅的岳父姓董名溪，韩愈替他写过墓志；“澡豆”是古代的高级肥皂，外观有点像小食品，见于《世说新语》《千金方》等书。许书引证有关文献，把错字改了过来。为《酉阳杂俎》做校勘，必须具备多种知识，单打一的版本校是远远不够的。
    著名校勘学家、小说史家程毅中先生对《酉阳杂俎校笺》的校勘路径予以充分肯定，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由于《酉阳杂俎》是一部会集诸书的丛钞，并非照录某一种书的原文，更不注明出处，很难确定它的史源是哪一部书。所以校笺也只能是按理校的办法，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作出自己的按断，尽可能地恢复原貌，使读者易于读通。这也许可以说是在四种校勘法之外，加上考证笺注的古籍综合整理法。陈垣先生说：“（理校法）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本书许多地方运用了理校法，但举出不少旁证，在校记中说明了依据，即使不是段成式的原文，也不难恢复底本的原貌。所以其危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此说通达，在未来的校勘学通论和教科书里，应在四种校勘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之外增加一种“综校”或曰旁证式理校，以区别于猜测式独断式的旧时理校。许校非常谨慎，凡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而凡改动原文者一律出校记，详细地说明其理据，这样即使万一有失误，也不难恢复底本的原貌。许氏不仅在《酉阳杂俎》的校勘实践方面取得许多新的进展，而且对校勘学的一般理论也作出重大的开拓和发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贡献。
    《酉阳杂俎校笺》采用全式标点，也就是各种标点符号全都用上，而且还使用专名号（专名线）；而非全式标点大抵不用引号和专名号——要加这两种符号比较费事：前者要确认引语的起讫，后者要明白哪些属于专门名词，这两件事大概做做并不难，而要做完全做彻底，那就往往很费劲，专名线的使用尤为费神。
    许书在笺注中引用了大量古籍，其中颇有尚无今人整理本者，其标点都是由他新加的，这样就等于点了许多书，工作量很大。这应算是他顺便的贡献。
    《酉阳杂俎校笺》用力最多的是笺注。为古书做笺注是一件很困难很麻烦的工作，为《酉阳杂俎》作这方面的加工更是近于可怕的事情。段成式是一位大杂家，他在这部书里无所不谈，而且“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笺注者要跟着他走一趟，一一作出解释说明，那就得同样是一位大杂家而且是知道得更多的大杂家。单是有些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用了。许逸民的笺注基本逐处下注，而皆准确细致，头头是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举几个例子来看。鲁迅先生在说起中国的肴馔时提到“《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按此菜帐见于该书前集卷一《忠志》篇：“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赉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阔尾羊窟利，马酪，音声人两部，野猪鲊，鲫鱼并脍手刀子，清酒，余甘煎，辽泽野鸡，五朮汤……”（第一册，第31页）有些还好懂，如辽泽地方所产的野鸡之类，另一些则不知何物，读许注然后可知“马酪”就是马奶酒，“清酒”则是经过过滤的醴酒（祭祀用酒），而“桑落酒”乃是中古以来的名酒——为此许注征引了《水经注·河水四》、《洛阳伽蓝记》卷四、《齐民要术》卷七（《河东神麹方造酒法》）等多处有关桑落酒的记载。“余甘煎”是用岭南特产余甘子制成的食疗品，“久服轻身，延年长生。凡服乳石之人，常宜服也”（《政和证类本草》卷一三引《海药本草》）。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赐予此物颇能反映皇上对他的关爱和恩宠。（以上详见第一册，第32～35）又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载：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儿女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第二册，第1039页）
    记画屏上的美女下来跳舞，且能做高难动作，是很有趣的微型志怪小说。许书为这一段出了四条注：第一条解释“元和”，指出是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19）。第二条介绍说这位士人一说就是邢凤，并博引材料，详述有关情况。第三条解释“踏歌”，引《旧唐书·睿宗纪》与《资治通鉴》卷二〇六两份书证，更引胡三省注曰：“踏歌者，联手而歌，蹋地以为节。”这就说得很透彻了。第四条解释“规”，引《楚辞·大招》及王逸注，说就是“圜也”。有了这些笺注，读者的困难就全都解决了。
    为当今的一般读者计，给有关语词作注，除了引用有关文献之外，最好对该语词有一个直接而简明的解释，可置于各条释文的最前面。这样可以让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其大意，然后再来慢慢看各种引文；如果他不想看那些引文，他的疑难问题也已经解决了。许书中多有这样单刀直入式的注文，但也有缺失的，大可补全。纲举目张，对于普及和提高都大有好处。
    为了介绍《酉阳杂俎》中各条的来龙去脉，许书在各条的正文后注文前专门安排“本条又见”一栏，用以昭示本事出处，以及后世引述情况（参见《凡例》第六则），这一栏对于研究中国小说的流变大有用处。以“滚雪球”的方式继往开来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旧常态，“本条又见”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