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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检视并建构有明一代诗史，并非易事。明诗向有“复古”之论，即使明人也难免“患其太袭”、“患其鲜自得”，特别是前后七子蔚兴，模拟剽窃几乎成为明诗恶谥。如何力破陈说，揭示明诗本真面目，无疑需要创新的勇气。明代诗人之有别集存世者，不下五六千家，多有孤本散存海外，散见于选集、书画、山志、谱录的更难枚数，从基础文献上把握明诗概貌，难度不言可喻。即便爬梳剔抉，蹊径独开，对向乏理董的明诗全体而言，如何描述其流变之迹、揭示其整体特征、勾勒其分期样貌、衡定其诗史成就，仍是对作者史识的极大考验。李圣华教授《初明诗歌研究》延续深化了自其十馀年前《晚明诗歌研究》即开始的理论探研，可谓明代诗史建构的一大创获。
    作者在篇首即提出了初盛中晚“四明说”，奠定了其明诗史识的基本格局，就初明而言，则具体为洪武初至宣德末的七十余年。这一诗歌史区划，是作者在综合考虑诗歌自身发展历程、诗歌与政治文化及诗学潮流关联的基础上，归结出的对明诗演变的一种历史认识。既有意规避了“四唐说”的“兴盛衰亡”范式，转而强调客观呈现，对以朝代分期所造成的割裂也是一种补足。这样的诗歌史观念自然应该纳入一代诗史中去考察，即使在此书中，也可以鲜明见出其理论特点。作者将“初明”定位于由“元音”到“明调”的转变，从明初五派到台阁派的兴起，正映现了明人突破元纪馀风而确立隆时正轨的诗路历程。因而“初明”实际上是诗歌史分期的一大判断，而与历史朝代的区划有所差互，这表现为在对诗派与群体活动的描述时特别强调上系下连，而非孤立论断。如论及越中派，作者将之分为形成、发展变化、开明初文学气象与衰落四个阶段，前两项在时间上而言完全属于入明之前；论及刘基、宋濂、王袆的诗歌，也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其元季创作情况。论述江右派时又不忘指出，“江右派为江右明诗之发轫，台阁派重要诗人多与之有血缘、师承关系”，“对台阁派具有开辟先路的意义”。在对具体诗人的处理上，如戴良、丁鹤年、钱惟善、危素等，此书皆作专门论列，而与一般视为元人不同。从其诗史观来说，这正是对诗歌发展自身轨辙的尊重与揭示。作者以五派与诗群来把握初明诗歌格局，同样体现了宏观史识。前人多注意到明初诗人集中于南方，尤其以吴中与越中为盛。作者则更揭橥出江右派、闽中派与岭南派，并注意到元遗民群体与杭州诗群、松江诗群的独特价值，从而丰富推进了对初明诗史的认识。对于体现明诗新变的台阁体派，作者从诗史、气象、存世、真情与流变角度，一反刻意贬斥之旧说，而强调对于诗歌本体认识的回归。
    诗史体系的建构，体现于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引领，实质上源自对诗史细节的细致把握。作者宏纤并举，在以体派勾勒初明诗坛的同时，又注力于绘制洪武、永宣诗人谱，细述宗藩与僧家诗史贡献，使得诗史在间架严整之外又能血肉丰盈。岭南诗派向称文献少徵，作者却能勾稽排比，将结社、总盟、核心、成员一一陈列，足见功力。具体按断中更屡屡自出机杼，绝不附和成说。如刘基《二鬼》诗，一般以为此诗书写刘基与宋濂在朱元璋豢养之下无法施展抱负的痛苦，作者则指出诗作成于元末，诗中之天地实喻指元顺帝。论及王沂，则指出元明两代，与之同名且以诗文著者尚有两人，四库馆臣不察遂导致提要疏舛而所著录的《伊滨集》多有淆乱。他如对谢肃、刘三吾生平的考述，对铁崖派成员的认定、对《归田诗话》成书时间的判断等等，都不失缜密而仅以简省出之，体现出作者不务空谈而力求深细的追求。
    这一特点当然与诗以存史的认识有关，不过诗史毕竟首先是指涉于诗歌的，是诗人心灵史的投影，作者在这方面注入心力尤多。此书在体制上大量采用诗评诗话式话语，正是追求直抉诗人为文之用心的表现。相对于宏整严密的体系建构，作者似乎更倾向于以诗性体悟，而切入古人其时其境。书中所引诗作，或为代表作品，或具诗史意义，有些甚至阅千首而仅取其一，实在用心良苦。如论越中派时对刘基四言诗的标举，又以为“宋濂、苏伯衡、胡翰诗须联篇以观，气盛言昌，摘句往往难尽高妙。王袆不然，有篇有句”，可谓真赏之言。他如对于诗人们在元明易代之际内心深衷的揭示，披文入情，就更难一一备列。
    实际上，此书在学术理路上表现出的对于地域、心态、朝野、群体的重视，严门轨辙俨然。十余年前李圣华教授即发愿书写有明一代诗史，而今构架已成，蒇功逾半。相信其盛明、中明诗史，当更引人入胜。
    （《初明诗歌研究》，李圣华著，中华书局2012年版，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