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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镇生活的反刍构成了迄今为止阿乙几乎全部的写作题材。 阿乙在文坛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2008年因网络上的推崇而渐为人知，并出版首部小说集《灰故事》。此后保持平均每年一本的频率，陆续出版小说集《鸟看见我了》（2010年）、随笔集《寡人》（2011年）、中篇《模范青年》（2012年）、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2012年）、小说集《春天在哪里》（2013年）。 许多人初读阿乙会联想到余华。不仅因为他的小说像早期余华的风格，还因为他和余华有类似的生活轨迹：余华从海盐牙医出发，阿乙从瑞昌警察出发，拨开艰难游向中心，才华是唯一的通行证。2002年阿乙离开家乡江西瑞昌，外出闯世界。此前他在省内读警察专科学校，做过五年的小镇警察和公务员。对乡镇生活的反刍构成了迄今为止他几乎全部的写作题材。他的小说世界活跃着逃犯、偷情老汉、打牌民警、台球桌边的青年、苦苦思索的民间哲学家等，他的故事可以总括为“一个乡间警察的所见所闻”，有论者称他是把公安局的档案柜搬到了小说里。这决定了他的小说充满悬念，作者像一个手持利刃的法医，划开表皮，展示生活触目惊心的内里。阅读快感，哪怕是一种残酷的快感，是阿乙小说追求的首要目标。 阿乙的文学趣味给人一种“纯正”的感觉。在浮出水面之前，他曾花费多年时间苦读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福克纳、皮兰德娄、巴里科、余华等人的作品，其飘忽残酷的文字让人联想到残雪《山上的小屋》、余华《河边的错误》，给人“先锋派归来”的错觉。他自述喜欢把作品当做一件工艺品来打磨，渴望作品达到“没有一句废话”的境界。他的语言简洁，准确，能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台湾作家骆以军称阿乙是“动词占有者”。随便拈出一个句子：“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化出会唱歌的纸、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修改了杨村。”（《杨村的一则咒语》）“变化”和“修改”用得多好。阿乙还特别在意故事的叙述技巧、结构方式，比如《意外杀人事件》是一篇努力按照“非”字的几何形状进行结构的小说，讲述六个人从六条小巷走出，在中间的大道上遭遇同一种命运：死亡。在“先锋派”退潮20年后，阿乙重拾形式探索的激情与冲动，仍然令人尊敬。 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往往模糊了时间和地点，对现实政治进行一种表面上的疏离，以强化“纯文学”之“纯”。阿乙的不同之处是，他把时间和地点明确化了，使小说与世纪之交中国乡村、城镇的真实形貌发生连接。在广受赞誉的短篇《杨村的一则咒语》中，村妇钟永连怀疑邻居吴海英偷了她的鸡，因此赌下残酷的咒语：“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第二天，鸡自己回来了。故事的结局是两个儿子都从南方打工回来过年，吴海英的儿子开着车带着女友，钟永连的儿子则疲惫地死在自家的床上——打工地的工作环境摧毁了他的身体。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坚硬的宿命，它强调的不是咒语应验的偶然性，而是一个特定环境中带有普遍性的悲剧。 阿乙一直在追随加缪于《西西弗的神话》中提出的命题。《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把对这个命题的思考推到极致。这部作品既有加缪《局外人》的冷漠，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紧张，它尝试对作家的道德感进行节制，而只忠于写作本身。当西西弗开始认清并正视自己的命运时，这同时意味着一种得救。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理解阿乙小说中的残酷，正如阿乙所言：“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内心坦诚……才会在绝望中清醒，才能走上自我找寻的道路。”（胡少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