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庞朴先生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与《五行》研究、“火历”探索、思孟五行新考、公孙龙子解析、阴阳五行探源、楚简《五行》新解,以及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研究诸多大作, 曾在学术界掀起层层波澜,北京的学者多尊称他为“庞公”,不无缘由。最近,中华书局推出庞公的新作《》,读之再三,益加感叹其学的廊庑之广与堂奥之深。 此书是庞公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授课的讲稿,也是将平生研究成果课程化的结晶。庞公先构拟了世界的源头、秩序、结构、范畴、价值观、认识论等这样一个框架,然后提出了全新的理论体系,而其主旨,则是要挑战现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是该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大原生文明之一,它是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自发地形成的,很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必然会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在“万物的源头”一章中,庞公跳出了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之类的神话俗套,直接用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来谈讲中国人的宇宙发生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造物主太一先生了水,水反过来协助太一生了天,天反过来协助太一生了地;如此转相辅助,先后造就了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等。如此复杂的造物运动,可谓旷世未闻,令人叹为观止。郭店简乃新近出土的第一手资料,是地道的中国货,很新,也很权威,中国人思维的独特性,于此可见一斑。 以往讲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往往从阴阳讲起。但是,用阴阳、五行来进行抽象思维,当属比较高的层次,它不可能是人类认识的第一个台阶。在它之前,是否还有更为粗浅的层次?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庞公注意到了《尚书·洪范》的一段天书般的文字,说是天帝曾教给禹一套被称为“洪范九畴”的治国大法:“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段话想表达什么?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之间有何关联?历代注疏家大多随文诠解,不求大旨。庞公认为这段文字反映了中国历史在混沌之后、阴阳与五行之前的那个时期的思维状态,人们的归纳能力还比较低下,因而呈现出一种“杂乱无章的多”: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等,庞公名之为“杂多”。“洪范九畴是标准的杂多思想”。到了殷商,原本是杂多之一的“五行”地位渐次上升,跃居于思想界的中心位置;进入西周之后,“阴阳”才成为主流思想。 庞公进一步指出,《逸周书·文酌解》中的“则有九聚,德有五宝,哀有四忍,乐有三丰,恶有二咎,欲有一极。极有七事,咎有三尼,丰有三频,忍有四教,宝有五大,聚有九酌”一段话,也是把万物分为若干个类,类中包含有数,数再引出子类、孙类等数目化的亚类: 万物被分成不同的类,每一类下分列着一定的数;数又排出新的类,类又带来新的数。其中,数是抽象的,类则比较具体;而数类既使得数具体化,又使得类抽象化,形成一个介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东西。于是数和类共同构成了一个适用于天下万物的分类标准,我叫它数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用数类来规定事物。 庞公的这一结论,完全符合学术逻辑,理该如此,堪称是真知灼见!《洪范》这段历来被囫囵吞枣地阅读的文字,居然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素地。“杂多”时代的揭示,激活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书中有些似乎很难说出新意的话题,例如阴阳。西方人好以两点论看问题,而阴阳则成了诠释两点论的最佳例证。而这些问题到了庞公手里,同样能说出新的见解来。《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人人耳熟能详的话,通常的理解是:八卦是由太极不断裂变而来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太极生两仪,如同剖西瓜,一分为二,阴阳判分,两者对立。庞公认为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阴阳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种辩证的宇宙图式。“阴阳”本身不是“道”,阴阳的变化和变化之理才是“道”。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不是‘两点论’可以概括得了的”,“一阴一阳”“关心的是前景和未来,是动态的,发展的”。太极生两仪的形态,是如同“太极图”那样,“是让两仪相偎相依,相反形成,有始有终,有起有落”。 庞公将诸多的发现,作为彰显中国文化个性的支撑。他尽力查找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这不是为了如同许多学者所做的那样,讥讽中国哲学的不入流,而是分析其所以如此的合理原因。例如,庞公在谈及“杂多”时代时说:这个时代的思维特征就是抽象而不彻底。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件坏事情,但在我看来,彻底而不抽象是某种有意识的保留,是带着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过去,我们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所以,对这个时代和此种思维方式有所忽视。 又如,他在谈到“数类”的问题时说: 古希腊人把世界规定为数,而古代中国人则把世界规定为数类。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中国人的抽象能力差。虽然西方人常常这样批评我们,笑话我们。事实上,中国古人似乎不愿意彻底抽象,不愿意完全脱离具体,他们愿意带着感性思维来认识世界。他们不愿意把事物完全抽象化为符号化的12345;如果一定如此的话,12345也要带着水火木金土这样具体的东西。 我想,庞公所为,不是为中国文化护短,而是基于深入研究之后形成的文化自信。人类文化原本就是多元的,不可能千人一面,犹如牵牛花、牡丹花都是花,但各有个性,不必用牵牛花的样子去指责牡丹花,反之也是一样。尊重民族文化个性,使之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是文化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探寻民族文化的个性,是平等地进行对话的基础。 庞公何以总是新见迭出,原因恐怕不少,在我看来,重视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当是重要原因之一。庞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从文本中发掘而来。例如上古时代的历法,学术界的定见是只有夏正、殷正、周正等“三正”,即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如此而已。但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六月鲁国发生的一次日食时说,这次日食正当正月初一。六月初一怎么会正当正月初一?这段文字扑朔迷离,由于读者知识结构的缺陷,不少人干脆跳了过去,存而不论,几乎没有人深究。庞公读《左传》至此,认为大有问题,他根据《左传·襄公九年》关于“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等记载,认为尧时存在过一种既不按太阳,也不按月亮,而是按大火星(心宿二)纪时的历法,庞公称之为“火历”。这个说法很新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庞公读书过人的结果。 再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中有一篇《子羔》,该篇第2简的简文为“与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也”,第6简简文为“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然”,看似两句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的残句断语。庞公指出,这两支简原本前后衔接,只是误被整理者颠倒,并且被隔开了,应该是第6简在前、第2简紧接于后,他复原并句读如下: 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然与、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也。” 经由庞公的手眼,这段文字顿时变得文从字顺,大意是说,子羔请教孔子:尧从民间得到舜、并且举以为天子这件事,是由于舜的德“诚然”呢?还是因为尧的德“甚明”呢?孔子回答说“钧也”,一半一半吧。毫无疑问,庞公对简序的更正完全正确,令人感叹。由此可见庞公对于简帛文书的熟悉程度。 又如,《左传·庄公》四年有“楚武王荆尸”一语,其中的“荆尸”一语历来不得其解,此词又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庞公根据云梦秦简中“正月,楚荆夷”的记载,指出“荆夷”即“荆尸”,这句话是说:周正月,当于楚国的4月;而知荆夷是楚国历法专有的月名。由此,《左传》的两段文字犁然贯通,涣然冰释。 今年是庞公八秩大庆,谨以此小文为仁者寿,并就教于庞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