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1974年生。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随笔集《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曾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奖、《十月》青年作家奖、鲁迅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孙犁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评为“年度青年作家”。
    桫椤：河北唐县人，1972年生，长期关注当代青年创作和新媒体文学，在《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华文化论坛》《网络文学评论》《诗探索》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多篇，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的隐喻》。为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现居保定，中国作协会员。
    桫椤对话张楚：我刚刚度过了虚无主义阶段
    桫椤：最近去了美国？文学访问？旅行对一个作家来说很有用，说点这趟旅行中跟文学有关的新鲜事吧！
    张楚：是的，我们应美国杜克大学邀请做了一次文学之旅。对我个人而言，这次去美国最有趣的事情跟文学无关，而是跟入境有关。那个严肃的入境官审查了我的护照后，又看了我的邀请函，然后说时间是5月1日到5月31日，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有点发蒙，解释说这是学校的安排。后来警察把我带到滞留室，叫我等候说明。滞留室里基本上都是黄种人和黑人，白人很少。我的另外两位同学也被请进来——我们所有学生用的都是同一个邀请函，但是别人都没有事情。最有意思的是，同学A和B是在一个窗口顺次办理手续，同一个执法人员让A入了关，却把B关进来。由此可见，美国人其实是很粗心的。我们在滞留室大概待了2个小时，手机也被强制关机，只能默默等待。这无聊的时间里，幸亏随身携带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等老师找到我时，我已经读了六十多页。其实当时想，大不了再坐13个小时的飞机回国好了，哈哈，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三个滞留的原因，飞往波士顿的飞机被迫改签，直到晚上10点才到宾馆。真实的美国跟我们在电视里、电影里看到的美国似乎不太一样。
    不过后面的旅程还是很开心的，在波士顿跟哈金先生做了深度访谈，后来又在丹佛拜访了刘再复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刘再复先生很健谈，我们在他硕大的草坪庭院里聊了半天文学。他说，在当代社会，美一直在颓败；中国人只有此岸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孔子是团面，可以随便捏；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他还强调高行健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要冷观世界，不要拥抱世界。李泽厚先生都86岁了，清癯英朗，不太爱说话。他们家打扫得非常干净，有一面墙壁上全是他夫人的照片。我们还参观了梭罗的瓦尔登湖、艾默生故居和马克吐温故居。在旧金山参观了“城市之光”书店（垮掉派的大本营）。这样从东海岸的波士顿途径纽约、丹佛、拉斯维加斯再到西海岸的旧金山，一路颠簸一路行。对了，我还特意看了看纽约中央公园最北面的那个湖——它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出现过。我个人觉得，美国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太大了。我个人最向往的是去趟福克纳故居，不过因为经费问题改了路线没能如愿。我特别想在他房子外面的台阶上坐会儿。
    桫椤：看来作家与普通游客的确不同，作家能在陌生的地方生发出特殊的感受，也许这些体验就能出现在你未来的作品中。在同代人中，你算得上是个对中短篇小说创作矢志不渝、不离不弃的作家。从一个作家成长的角度——虽然你已经功成名就，你认为中短篇小说是一种训练过程，还是可以当作奋斗的目标？你在跟张鸿的对话中说，你要写长篇，原因是你觉得你“欠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诠释和总结”，中短篇小说不能对世界进行诠释和总结吗？
    张楚：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不写长篇跟他内心的格局与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专门写短篇一样可以成为伟大作家，比如契诃夫、鲁迅、卡佛、门罗。我想他们之所以没有写长篇，可能觉得短篇小说足以表达他们对生活、对人类幽暗内心世界的挖掘与呈现。对于我个人来说，当初写中短篇的出发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作为一种写作训练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写中短篇的快乐。这很重要。到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写中短篇时，往往不自觉地旁逸出很多意外想法，而且想说很多废话，或者说，这种废话其实是应该在长篇里出现的。我想，可能自己想描摹的世界、想表达的世界观、想塑造的人物，中短篇的体量已经不足以承载，换句话说，也就是“欠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诠释和总结”吧？
    桫椤：在读者中你的拥趸不少，我周围就有不少。我曾和他们交流过你的小说，但是包括我在内，大家有一个为你打抱不平的事：文坛对你贴了一个标签，就是“小城镇”写作，比如饶翔有文叫《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王秀梅有文《小城给张楚的意义》等等。尽管这些文章各有各的理由，但是就像我们说“底层写作”那样，总是给人强烈的“大城市”视角，好像你都不应该写小城镇而且还是个小城镇人——当然，你不反感这种说法，你写《野草在歌唱——县城里的写作者》这样的自述型文章。你怎么看待你的身份、小城镇和文学这三者的关系？
    张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县城生活，写的也大都是县城题材的小说。所以贴的标签也没错。我喜欢“小城镇”这三个字，就像我喜欢“蒲公英”、“紫云英”、“麦秸垛”、“向日葵”、“细腰蜂”、“巴西龟”、“白月光”这些名字一样。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你朗读他们时发出的声音构成了一种具有魔力的召唤。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第一次暗恋、第一次梦遗、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喝啤酒、第一次痛心疾首的哭泣、第一次因为阅读泪下、第一次失去亲人、第一次在月光下奔跑、第一次因为爱情想自杀、第一次上集市收税、第一次写出自己满意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是在小城镇里发生的。我对县城的体会和关注，剖析和反思，注定了我是一个有些乏味的县城生活书写者。说实话，我曾经无数次想逃离那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文学的意义上逃离那里。或许，我未来的写作生涯，还会与小城镇息息相关。从小说这种文体诞生以来，擅长写城镇的经典作家比比皆是：福楼拜、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麦卡勒斯、奥康纳、杜鲁门·卡波特、鲁迅、沈从文……
    桫椤：从地域角度上看，县城处在乡村和真正的城市（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县城当作城市）之间，是一种过渡性的地方。过去乡土叙事一直是主流，现在城市叙事还远远没有成熟起来。你的小说中善于利用从乡村到县城，或者从乡村到城市这个背景来建构故事，比如《忆秦娥》，老舅和满树香都是农村出身，然后到县城里；像《刹那记》，鞋匠和裁缝那种关系完全是乡村式的，但是他们面对的却又是农耕以外的世界，道德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再比如《大象》，孙志刚和艾绿珠找人的过程、感谢人的方式完全是农村式的，但他们的意义恰恰是他们的行动从农村到城市中去了。我觉得你的写作反映的正是乡土叙事到城市叙事的这种转变。你认为呢？
    张楚：你总结得很对，从乡土叙事到城市叙事的这种转变，也许就是县城叙事吧。县城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行政区域，自身兼具乡村和城市的某些特质，同时又具有自身审慎的魅力。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发掘出具有特质美学和特质人性的事件，是身置其间的我最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桫椤：假如“小城镇”写作这个标签是准确的话——我是说假如，在这个角度上，你觉得个人从乡到城的经历影响了你的写作吗？
    张楚：这肯定是的。每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写作特点、写作深度和写作广度。
    桫椤：你自己也说“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除了我自己，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夏朗的望远镜》，这个小说里面就写到了一个现实中的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被判死刑的腐败分子，当然这个小说并不是一个反腐倡廉的小说。在传统的小说观念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曾经是小说追求的目标，现在这个正常到平庸的时代，无论环境还是人物，典型性越来越不容易抓住了。但是你抓住了，现在不是烈火硝烟锻造大英雄的时代，各种琐碎的日常，各种庸俗和逼仄——于是就写各种的小人物。——于是又有评论家说了，你是“小人物”写作。你总是这么能被人抓住“把柄”！关于这个问题你有过回答，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怎么抓住了“身边的人”的“小”然后把它经典化出来？这个问题你要认真回答，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在等着你的答案。
    张楚：其实90%的现当代中国作家写的都是小人物啊：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萧红（这个名单可以无限长的列下去）……再到70后作家，都是如此。其实是否被贴标签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作家本身要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清醒、警觉的认识。你得知道你为何这样写，为何不那样写。
    你非要我回答如何抓住小人物的“小”，对于我这种理论盲而言，只能举例子说明了，哈哈。比如《野象小姐》，其实是朋友妻子的故事。她生了病，住院期间认识了很多病人，成为同病相怜、患难与共的朋友。那些病友在癌症面前，心态各有不同，个性也彰显得十足。她给我讲了很多住院细节。在她讲述过程中，我脑子里一直像放映电影般出现了一帧帧画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经常跑到他们病房聊天的清洁工。清洁工长得巨胖，但是性格乐观，老是嘻嘻哈哈给她们解闷。这时我突然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个有特点的女人，面目模糊的她似乎在向我招手。但此时我是焦虑的，不清楚该如何安排她的命运，如何让她在琐碎的、忧伤的叙述中散发出蜂蜜般的甘甜以及阳光温暖的味道。她虽模模糊糊，但时常干扰到我，似乎提醒我，不要再把她存留在那个混沌世界。
    一年后我去秦皇岛看朋友，他带我去了酒吧。酒吧里有个异常肥胖的女人正在跳钢管舞。这个女人很老了，浓妆也掩盖不住她眼角的皱纹，可她笑得非常自信，眼神里似乎烧着小火焰——是的，如你猜度的那样，就在那一刻，曾经的清洁工和这个跳钢管舞的女人合二为一了。她诞生了。她在五光十色的夜里不慌不忙地跳着舞，手里的钢管仿佛就是那把扫帚。好吧，这篇小说就是这样随着她的诞生而诞生的。
    桫椤：你是一个很忌惮故事的人，而且你的忌惮表现出来，不是在写作中去应合某种小说技法而“消解故事”，而是索性忽略故事。你的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靠一个完整的故事支撑起来的，像《野象小姐》，那样疏淡的几个人物的关系，《小情事》也是，几组人物的感情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几乎都不能被称为“故事“。如果说有故事，也已经被拆解的支离破碎，而且也是把故事“拆解”到人身上，而不是“因人设事”。可是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被称作“全媒体时代”，我觉得它的另一个说法应该叫做“全故事时代”，各种各样的故事在网络中传播，而且很多到滥，你觉得这对小说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谈谈你的故事观吧！
    张楚：小说肯定是需要故事的，不然它就不能称之为小说。但是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方式是不同的。对我来说，那些琐碎的、日常的生活细节在叙述的裹挟下按照节奏往前行进，就是地地道道的故事——当然，它可能缺乏戏剧性。我写中篇小说前，其实会构思好大致的故事核，比如《七根孔雀羽毛》是一起子弑父谋杀案，《梁夏》是男人控告女人性骚扰，《夏朗的望远镜》是一个小镇男人反抗精神压制，而《风中事》则是85后青年的混乱恋爱观。《小情事》有些例外，从体量上看，应该是个短篇的架构。是的，谈到短篇了。在我看来，短篇不需要激烈的故事。戏剧冲突如果过于激烈，从艺术表达上就会伤害小说，它表面张力过强的话，就会损害短篇小说的内部血肉和骨骼。现代作家的经典短篇小说其实故事性都不强，比如《祝福》、《孔乙己》、《边城》、《倾城之恋》、《金锁记》什么的，都是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欧美现当代短篇更是如此，读爱尔兰作家的短篇，《死者》、《南极》、《山区光棍》什么的，感觉能淡出鸟来，但是你不能说那不是好的短篇小说——它似乎更注重人物内心的波澜，而不注重外部世界的戏剧跨度。
    现在的确是“全故事时代”，网络小说更注重诡异奇绝的故事，阅读刺激性大，能让被生活折磨得披头散发的读者有个难得的放松享受机会。但这只是中国的国情。其他地区，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其实是没有网络小说的，他们有类型文学，但在书店的书架上只能摆到“故事”那一类，“小说类”只摆严肃文学。作为一名所谓的从事传统文学创作的作家，其实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阅读者体验到严肃文学的魅力。物质极大丰富后，人可能会更关照关乎人类心灵延伸方向的文字。
    桫椤：当然人物一定是小说里站着的那个东西，而不是别的。但是这有个问题，你的小说总是体现出复杂的人物关系，尤其是在开头，关系的复杂性会导致阅读进入时一头雾水，比如《忆秦娥》，里面的讲故事者、叙述者、被叙述的人物之间以及他们横向的伦理关系，我琢磨了好久才明白。你可以强调滞涩的叙述能够加深对主题的表现，但是好像太绕了也未必有利吧？
    张楚：你这个建议特别好，以后我会留意改正这一点。其实短篇小说里不需要太多人物，如果出现了一个人物，即便是次要人物，在后面也必须有回应，这好像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规则。我也反思过自己的这个创作特点。这就又回到了前面你提问的问题，短篇可能已经承载不了我的人物了，我最好写个长篇吧，让他们在里面聒噪个够，嘿嘿。
    桫椤：重视“日常性”必然看见“小人物”，我觉得你的写作也许在这一点上很有意义：丰富的日常性和小人物。正是这些小人物在日常的表现，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呢？我对《夏朗的望远镜》印象非常深刻，夏朗和方雯遇到的问题几乎每一对青年男女的生活中都会遇到，那种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生活观念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尖锐而深刻。
    张楚：《夏朗的望远镜》其实写的是美好沉默的人是如何被世界伤害的。那些沉默而羞怯的人时常围绕在我身边。他们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同事。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像是一群失声的人，在别人欢歌时沉默；他们还像是一群探悉了另外一个世界秘密的人，对这个世界保持应有的冷漠和戒备。他们从不和他人争什么，即便他人冒犯和羞辱了他们；他们也从不在背后捣他人是非，即便他人触犯了他们的道德底线……总之，这群沉默寡言人，仿若就是罗伯特·穆齐尔笔下那群没有个性的人，对一切都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似乎是一群丧失了锋芒、没有灵魂的人。然而，真的是那样吗？他们，在成为“他们”之前，到底经历了如何的变故，历经了如何的灵魂炼狱呢？我从一个貌似我熟悉的小男人身上，读到了他的诸多成长痕迹：从少年到青年，从毕业到工作，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子……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又是平庸的。我眼看着他从一个青葱内敛的人渐渐成长为一个平和麻木的人。他已经丧失了感知世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诸多能力。那些尘世的灰尘和暗影，缓缓将他笼罩，让他无论处在何方，都相信自己是个安全的人。我企图通过这个男人，窥探出“他”或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可穆齐尔还说过，本性决定行为，本性取决于行为。那么，他们成为“他们”，他们失声，对他们而言，未必不是幸福。只是，他们没意识到，我们的确需要大声说话——惟有如此，这个世界才能更真实，而照耀我们的光，才能更明亮。
    桫椤：对日常性的重视是你的“现实主义”吗？绝对意义上说，没有所谓“虚构”的作品，所有的小说都是经验的产物。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你认为你的“现实主义”与那些宏大叙事中的“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没有？
    张楚：肯定是有的，我想这不单是我自己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也是我们这代70后作家“现实主义”的特点。用洪治纲先生的话来讲，就是70后作家无论是对尴尬命运的体恤性表达，还是对荒诞生存的反讽式书写，抑或对个人化情感经验的精确临摹，在直面日常生活时，并没有回避生存的无奈与伤痛。只不过，他们所展示的这些尴尬和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个人意愿与现实之间的无法协调，既不像“50后”作家拥有某种深远的历史意识，也不同于“60后”作家具备强劲的理性思考，更不同于“80后”作家对时尚、“穿越”和玄幻等反日常生活的迷恋。因此，从代际差异上看，他们的创作更加强调自我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感受，性爱也好，生活也好，都缺乏自我的历史感。也许，正因为他们过于回避对生活和人性进行形而上的哲思，削减了批评家对这一代作家创作的阐释欲望，才导致他们成为当代文坛中一个“沉默的在场”。他们在处理人物关系时，常常着眼于模糊而暧昧的状态，追求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审美效果。他们不太喜欢过于复杂的人事纠葛，但他们却能够凭借自己良好的艺术感知力，轻而易举地深入到各种日常生存的缝隙之中，发现许多令人困惑而又纠缠不清的精神意绪，并对这些微妙的人生意绪进行饶有意味的扩张——这种扩张能力正是一个作家叙事潜能的重要体现，它可以直接映现作家对生命内在质感的有效把握，使小说在逼向生命存在的真实过程中，成功地建立起自身的叙事根基。
    桫椤：你非常喜欢童年视角或者少年想象，但是这个视角所见，却常常会发现很特别的女性。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忆秦娥》，“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见证者，看见的是“满树香”对“我舅舅”的爱；《小情事》里面，“我”是小说里的叙述者，名字干脆就叫“张楚”，但是里面驱动故事发展的，是自己的母亲“周桂花”，这个人物在农村里是那种“里里外外一把手”式的、“大拿”式的；《大象》是一个隐含的少年视角，即劳晨，这个十五岁女孩的对应人物是艾绿珠，虽然二人没有明确的交集，但显然是有关系的。而你的小说对女性颇为重视，甚至女性也是一些小说的叙事核心，比如《细嗓门》《刹那记》《野像小姐》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楚：我的朋友曹寇曾经说:他很佩服那些能书写一个女人命运的男性作家。《包法利夫人》写女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完全是个情绪线索，串接的是十二钗；沈从文的几个代表作，《萧萧》、《边城》和《丈夫》也无不是写女人；汪曾祺《大淖记事》里那个姑娘给十一子灌尿治病时，先自己尝了一口，委实让人动容。兴许，男人不具备怜香惜玉之情大致是当不了好作家的?
    我想，男人如果能像苏童、毕飞宇那样把女人写活，是不是一件值得格外骄傲的事?
    桫椤：在你的小说中，常常有一个意象牵动人物，甚至这个意象对小说本身并没有逻辑上必须存在的理由，但它们一旦出现，就会让人产生某种心灵上的颤动。如果说《大象》中的那个布象，《夏朗的望远镜》中的望远镜与作品的主题还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七根孔雀羽毛》，那七根羽毛不知所来，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叙述者宗建明重视它们，但他就是敝帚自珍，羽毛好像是“我”与李红及其孩子之间关系的象征物，但是又莫名其妙；还有《细嗓门》里的那盆“蔷薇花”，显然这是一个只存在于文学逻辑中的意象，现实中不会出现，但它与凶残的家暴和凶杀、离婚这样沉重的话题相对照，产生了巨大力量。我不知道你是否写诗，你对意象的使用颇有诗意，堪称“神来之笔”，谈谈你的想法。
    张楚：无论是望远镜，还是七根羽毛，抑或蔷薇花，其实都是一种意象。其实意象可能只是模糊的潜意识。比如《曲别针》里的曲别针，有朋友说它隐喻了男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扭曲。其实我写时并没有这种意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小嗜好，就像有人喜欢不停摆弄打火机一样。人私底下的一些细微的小习惯、小毛病、特殊喜好，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镜像。《七根孔雀羽毛》里的孔雀羽毛，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是主人公最温暖、最隐秘的东西。人有时就需要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它安静地存在着，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庞杂混乱的世界形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反差。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精神世界对诗意的一种向往和梳理。不过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些“意象”确实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心和小说主旨。可我写作时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后来《收获》的编辑继军兄跟我说，“意象”在我的小说中运用得太多，成了某种标志。我很警惕。最近的作品中就很少涉及“意象”了。比如《风中事》，《略知她一二》、《简买丽决定要疯掉》，都写得很实。我不太想让别人觉得意象只是我对技巧轻车熟路的运用。
    我没有写过诗，但是很喜欢读诗，跟很多诗人也是好朋友。在古希腊，诗人们被认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立法者”，帝王是很警惕的，认为他们扰乱了人们内心深处最神秘的那部分，容易引起人们精神上的骚乱。当代社会，诗人们失却了这种“立法者”的地位，他们依然探讨人类心灵最隐秘的那部分，不过声音却变得审慎。我最喜欢的诗人是策兰、艾略特、聂鲁达和奥登。中国的当代诗人们跟小说家有很大区别，像古人那种“兰亭雅集”之类的活动一直被他们效仿，但是小说家们似乎更喜欢独来独往，很少扎堆。
    桫椤：好像一直在说你的作品，我们还是跳出来。你写小说这么多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而且能说的事？
    张楚：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写小说的快感没有以前强烈了。刚开始写作，就是一种自发性写作，读的书有限，就是一通乱写，但是那种偷偷摸摸乱写的感觉很爽。慢慢地就掌握了一些技巧，书也读得杂了些，多了些，对小说这门艺术的思考会让写作者在不知不觉中过度到一种自觉性写作，选材，语言，叙述的节奏，表达的主题在写作之前会有一个粗略的、通盘的考虑。作品少了些莽撞，少了些棱角，多了些理性，多了些平滑。那时的写作还是很快乐的，能感觉到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有模有样。过了这个阶段，书虽然读得更多，但是会对自己的创作有一种怀疑：你所写的、你所创造的世界，真的有意义吗？那些人类普世的价值和情感，伟大的先知和伟大的作家们都已经完美地创造出来，你既没有他们有才情，又没有他们有智慧，这样傻乎乎的写作是不是很愚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内心的虚无主义在作祟，你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你要相信你和那些先知们一样，会对人类情感做出最新的预言；你要相信你和那些经典作家一样，会对人类最新的情感类型和模式做出最完美的描摹与诠释。我想我刚刚度过了虚无主义阶段。说实话，这个阶段很危险，很多才华横溢的写作者都在这个阶段放弃了写作，去做让他们的触角更灵敏的新鲜事。
    其实我特别羡慕国外的作家，他们很多人到了六七十岁，还对写作保持着旺盛的热情。除了跟荷尔蒙分泌有关，跟自信心有关，可能更跟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处理方式有关。比如玛格丽特，七十岁了还能写出《情人》；菲利普·罗斯六十四岁写了《美国牧歌》，六十五岁写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六十七岁写了《人性的污秽》，七十七岁写了《复仇者》；门罗更不用说了，七十三岁才出版了《逃离》。反观中国作家，超了六十五岁还能激情澎湃写小说的，能有几个人？中国的作家很容易沉湎于世俗，与这个世界互相嵌入得严丝合缝，这种过度聪慧和过分入世，可能是妨碍中国作家延长写作寿命的重要缘由。
    桫椤：说一个犯忌的话题，获得鲁迅文学奖后，你从税务局调到了省作协，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从此你就是“体制内作家”了。你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影响你的创作吗？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原因是什么？
    张楚：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身份的转变没有影响我的创作。当了一年的专业作家，我没有比业余写作时写得更多，也没有写得更少。可能我潜意识里一直保持着某种创作的速度。虽然自由时间多了，但是写作的时间并没有延拓，更多的时候，我在读书、思考、跑步，或者跟朋友一起聊天。当然，有时候会有丝丝缕缕的焦虑感，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但是再往深层想一想，我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我处理跟世界的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可能跟他人完全重合，克隆他人。有时候也想，这或许跟刚刚处于“自由世界”有关系。最终我可能突然加速度，写出更多作品。我羡慕那些混不吝写作的人，作品参差不齐，但肯定能写出好作品。
    桫椤：在最后，请你简要回顾一下你的创作历程，也算为关注你的人提供资料。
    张楚：这个问题是这次访谈中最不用动脑的问题，我喜欢。好吧，我去找找我的简历。
    1995年开始小说创作，2001年在《山花》发表了处女作《火车的掌纹》。2002年在《莽原》发表中篇处女作《U型公路》。2003年在《收获》发表了《曲别针》。200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草莓冰山》，《收获》发表了《蜂房》。后来就这样在刊物上一直发表下去。2005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樱桃记》。《曲别针》获2003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第10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长发》获2004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2004年《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樱桃记》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5年当选为第二届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2007年被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文化厅等单位授予“河北省青年文化建设奖”。《细嗓门》获2007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刹那记》获2008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2011年《七根孔雀羽毛》获河北省优秀作品奖，上“中国小说排行榜”。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入选2012年河北年度“十部好书”。2011年入选“未来文学大家TOP20”。2012年获“林斤澜短篇小说奖”。2013年获《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年度青年作家”称号，获《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十月》青年作家奖、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获第12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在云落》获2013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2014年短篇小说《良宵》获鲁迅文学奖。2015年《野象小姐》获孙犁文学奖以及《小说月报》百花奖；《直到宇宙尽头》获《作家》金短篇奖；《忆秦娥》获《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
    这么市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