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文化自信，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让我们拥有怎样的文化自信呢？本报特开辟“民族文化·自信”栏目，将采访或邀约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学者、艺术家，共同畅谈这一话题。
    ◆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来源于对我们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明确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将来往何处去。只有清晰的定位，有方向感和目标感，才能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很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了冲击，甚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写出在这个时代转折中自己民族的变化和百姓的命运，就是我们作家的使命。
    ◆一个真正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一定会沉下心来去体验生活，深度关注时代发展，要动心、动情、动腿。
    记者：众所周知，习总书记十分关心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从2015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到去年的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总书记都做了重要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对此，您是如何认识的？
    叶梅：我觉得，习总书记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些在新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发展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尤其需要这种文化自信。
    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只有两个民族——一个汉族，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是指与汉族相比，人口相对少，并不是说这些民族的文化少、历史短。56个民族是平等的，都有着各自珍贵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并延续到今天，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建立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民族文学，理当有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
    我认为，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来源于对我们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有了这种自觉，才会有真正的自信。这个自信不是说我骄傲，我胆大，我敢做，而是在对中华各民族文化有了完整深刻的认识后，明确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将来往何处去。只有清晰的定位，有方向感和目标感，才能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记者：您谈到要明确“我们在哪里”，我国的多民族文学事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您认为是否正在走向成熟和自信？
    叶梅：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多民族文学事业有了明显的蓬勃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大致能看出其发展脉络。
    一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代表性的书面作家，都有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拿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来说，过去这个机构的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活动十分贫乏；而今，我们学会的会员已经遍布56个民族，有成员近4000人。这些会员年龄趋向年轻化，有“80后”“90后”，而且创作活跃。
    二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断丰富，其中不乏精品。其实，社会上对少数民族文学是有偏见的，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水平偏低，表现的题材过于狭窄。从近年的作品看，情况并非如此。《当代》杂志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周昌义说，当初别人把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推荐给他时，他心里是有疑虑的，觉得写新疆少数民族的作品会不会忌讳多啊，不太好发表啊，这种感觉跟很多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看过这部作品后，周昌义觉得写得很好，非常有意义，就马上在《当代》上发表了。另外，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精品的代表。
    三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一些作品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还走向了国际。比如，中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好几个系列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像“藏族青年作家丛书”包括次仁罗布、达真、格绒追美等8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世界上不是有舆论认为藏族文化消失了吗？我们不能光跟他们吵架啊，我们要把东西拿出来，这些藏族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就是明证。再比如说“五彩霓裳丛书”，现在做到第三辑了，每一辑都精选5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第一辑选了5位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有我的，还有赵玫（满族）、娜夜（满族）、金仁顺（朝鲜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的作品，这些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在去年的阿联酋国际书展上，阿拉伯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女性有如此丰富的写作。
    记者：如您所言，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势头喜人。那么，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是否拥有了某种文化自觉和自信呢？
    叶梅：应该说，在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中，这样的有识之士是不少的。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主席阿扎提·苏力坦，他去年写了本书叫《民族文学的书写与建构》，书中就讲到维吾尔族文学的丰富多彩，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我认为，这部作品是对“一带一路”上文学高峰的展示。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常年踏访大兴安岭一带的文化遗迹，收藏了很多金代、辽代的文物，通过研究文物背后的文化，试图弄明白鄂温克族在不同时代的迁徙流变，还因此写了大量文化散文。这样的作品，有文学、史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它们也许现在并不被注意，但时间将证明其价值。
    此外，像去年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不少都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如，佤族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从佤族的过去写到今天，就是为了搞明白自己的民族从何处而来，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又该往何处而去。再比如水族作家潘会，他花了七八年时间到处踏访，搜寻了地理、历史、民俗学方面的大量史料，创作出《千年沧桑》，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水族的一部史诗。类似这样的创作，说明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有文化担当，对传承文化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有相当的文化自觉。
    记者：您自己也是一名作家，在您的创作实践中，想必也贯穿着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吧？
    叶梅：是的。我出生在湖北巴东县，那里是三峡地区，有险峻的高山、奔流的大河，我的家乡离屈原故里只有几十里地，那里是巴楚文化的交汇地，又有着土家族、苗族文化。屈原创造了那么辉煌的诗篇，三峡又有着那么壮美的山河，不管我走到哪儿，这些都是我的根。
    当前，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很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了冲击，甚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写出在这个时代转折中自己民族的变化和百姓的命运，就是我们作家的使命。
    我写小说，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群体、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遭遇。像小说《歌棒》，写的是一个对着深山峡谷唱山歌的“歌王”，被请到大城市的电视台赛歌，临登场时却不辞而别，原因是他找不到自己的歌棒了，而没有歌棒，他就想不起歌词。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的家乡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习俗，苗族人唱歌，喜欢把歌词的提示性符号刻在木棒上，只要摸摸歌棒上的纹路，就想起歌词了。现在，有很多农民歌手被请到电视台唱原生态民歌，一下子走到聚光灯下、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他们常常是茫然失措的。我就看到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来自我家乡的一个土家族歌手表演时，他先唱起来，后来乐队伴奏跟上了，他一下子就停住了，问主持人这是什么声音？主持人告诉他是伴奏的声音，他说不行不行，别的声音一起来，他就忘词了。原来，他以前都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唱歌。
    我还写了一篇小说叫《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写的是来自三峡地区的一个农民工看到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那么多，却很少有人住，偶然一个机缘，他溜到一栋别墅里住了七天七夜，小说着重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他心中城市生活与家乡生活的对比。
    这样的作品，既和我的家园与民族文化背景相连，又和我们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期民族及个体的深刻变迁，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据我所知，《民族文学》杂志从2009年起就创办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个民族语种版本，鲁迅文学院连续5年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但是，总体来说社会上知道得并不多。您认为原因何在？需要做哪些努力？
    叶梅：少数民族文学不乏好作品，但社会上知道得不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推介、评论和宣传不够，这就不光靠少数民族作家自身，还需要汉族翻译家、评论家以及媒体等社会各界，都对我国的多民族文学加以重视，要有推动多元文化发展的自觉性。
    其实，少数民族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是有贡献的，这个贡献不仅在于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比如《放生羊》中表达的那种对生命的看法，还包括语言的贡献。少数民族语言中往往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原汁原味的、非常传神的表达。比如，汉族人让人认真对待一件事情，会说：“你好好看着啊！”而维吾尔族人会说：“你看我的眼睛！”这就更有力，更能让人凝神聚气。
    而不同语言的后面，折射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类思想智慧的开发，本来就应该是多渠道的，而不是单一的。因此，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有时超越了文学本身，牵扯到更高的文化层面，我们不妨把它看得更广泛和深刻些。这就需要全社会提高文化自觉，让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从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不少作品受关注度不高，还因为作家对现实关注得不够。我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学不能光怀想过去，更多的要面对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民族都经历了千百年未有的变革，这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啊！中国不缺好故事，但我们没写出好作品。可以说，多民族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呈现了高原，当前我们正在攀登高峰。如何攀登呢？我觉得要从生活出发，要面对这个时代，投身时代洪流，不能做观望者。
    一个真正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一定会沉下心来去体验生活，深度关注时代发展，要动心、动情、动腿。这几年，我总感觉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有点隔膜，于是探索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我希望解剖一只“麻雀”，通过写一个平民的奋斗历程，来探讨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怎么形成的。去年，我写了表现我国研究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文学《大对撞》，因为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继“两弹一星”后最重要的科研成果，可以说是“强国重器”。这两部作品都是直面现实的。
    记者：您对少数民族作家有何寄语？
    叶梅：我始终觉得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根，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基因传承。少数民族作家一定要有时代担当，要有历史使命感。我们搞文学创作不能冲着畅销去，不能冲着拿奖去，而是要力争做一个民族的书记官、记录者，一个火种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