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
    吾生也晚，到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了。其时艾芜先生早已迁回成都定居。不过，先生的《南行记》，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读过的。时值“文革”期间，几个到煤矿挖煤的青年，曾和管理图书的一位老人套近乎，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取得随意进出的机会，以把矿区图书室里一捆一捆要送去化纸浆的“四旧”图书，偷出来解馋。我记得我弄到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霍桑的《红字》，另一位工友弄到的，有一本就是《南行记》。我读完了《红字》，就交换来了《南行记》。坦白地说，当时不仅生活境况不好，政治上也深陷怀疑和打击，郁郁不得志。如果说《红字》使我在屈辱面前找到了一丝奋斗的勇气，《南行记》则使我明白，阅历就是财富。再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里面的最后一句了：“……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这也有如坎坷路途中激励我前行的一缕星光吧。
    那个时代，也已经开始做着小说家之梦了，于是便把一些读起来印象较深的，如鲁迅的《呐喊》《彷徨》，沈从文的《边城》，以及茨威格、欧·亨利等作品做一些札记，艾芜的《山峡中》等等，也在其中。在当时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初读艾芜作品的感受，自然也偏向于革命鼓动方面。比如读《我的爱人》一篇，我记得所写的札记是：“我的爱人”之谓，来自同住仰光拘留所友人的玩笑。“我”1931年春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关进仰光拘留所。同窗的二位友人，也都是“政治犯”，因为女牢那边的歌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同牢关押的，多是1930年缅甸沙拉瓦底县农民起义的义士，而那唱歌的女人，就是所谓的“土匪婆”，由此便生敬意。这便成为了无聊的监狱生活中狱友的谈资，称之为我的“爱人”。作者借此调侃，介绍了缅甸农民起义的背景和精神，寄托了对人民反抗力量的崇敬和赞美。记得我还曾大胆地联想：1933年写于上海的这篇作品，或许是向“反围剿”的中国红军的致敬？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到北京大学学习了文学专业，我才明白牵强附会是何等可笑的方法论。幸亏我是把艾芜先生的作品往好了猜了。然而，撇开那些牵强附会的联想，单从作品的文本来看，艾芜先生的创作思想，的确已经融汇入当时左翼文学的主潮，他决心把“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民族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出来”，这在《南行记》的自序里，就坦坦荡荡地声明了。当然，还有另一个声明，就是他告诉我们，在观看了一部名为《告诉世界》的好莱坞影片之后，明白了艺术于人心之功用，因此，他也要借助不亚于好莱坞的征服力，把那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情感世界———悲苦和挣扎——“告诉世界”！
    我想，坚定的情感指归和不懈的艺术追求，这就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行之久远，至今令我们爱不释手的原因。
    在我看来,所谓“情感之指归”，光靠一般的“采风”和“下基层”的体验，或应有助，然仍觉浮浅。艾芜却是身无分文行走于滇缅山地，东南亚蕉林，或在山家店打工，或与盗贼小贩同处。他与底层百姓的遭际与苦楚感同身受，他的血管里，已经流淌着民众的血液，因此他的作品所流露的，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陌生的人群、陌生的阶层鲜为人知的美好与良善，以及深藏于每一性格深处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再说他作品的艺术呈现。
    很久以前，艾芜就被称为“民俗风情画”的大师了。但我也注意到，艾芜先生笔下的民俗风情画，如潺潺流水，自然而从容地展示，绝没有刻意的雕琢和铺陈。几乎每一处，都与作品的情节、题旨息息相关。比如《我诅咒你那么一笑》，记述了一个殖民者对傣族姑娘的摧残，以怨恨的笔调抱憾自身的懦弱。开篇那一段异国风情的描写真是迷人哪，读了几节，便想，我何妨也再走走南行之路，看看是否还领略得到那样的风情呢。
    艾芜先生的语言是丰富的。“行万里路”所积累的自然风光、民俗事象和人物个性，无须他炫耀章法玩弄辞藻，自然就成就了作品的魅力。难道他是一个“不讲究”的叙事者吗？其实，他的叙事技巧是以“无技巧”方式呈现的。细察就不难发现，因为题材的不同，他不断变化着叙事的方式。比如《我们的友人》，是一个叫“老江”的人物的素描。偷卖鸦片，好赌好女人，染一身脏病，最后借宿于“缅漂一族”的群租房中，帮大家买菜，却仍不改恶习，拿大家的菜金去赌去嫖……却又良知未泯义气犹存。而《山中送客记》则是一个精彩的传奇故事。传奇中又飘逸着人生的慨叹。叙述平实素朴，闲笔的运用既展示了民俗风情，又越发给人以真实的感受。这就是讲故事人的高明之处，从容不迫而引人入胜。
    我一直认为，先生是一位被低估了的作家。但又想，谁的评估为准？什么标准为准？不管是教科书还是文学史，低估与高估，又有何妨？作品的魅力与价值，最终不是要由读者去评说吗？由历史的浪潮去淘洗吗？
    距艾芜写作的年代，80年都过去了，距我阅读的年代，30年也过去了。“野猫子”和她的“木头儿子”阿狗，依然如在眼前，那凄清的民谣，依然在江涛声里袅袅如丝……而“在海岛上”那个小偷呢？依然呈现着他的桀骜不驯，如立眼前……同样是小偷，那个身材瘦弱的“偷马贼”又是如此迥然不同，他毅然决然地展现着他的“哲学”的胜利……
    这一个个充满了生命的尊严与活力的人物，遍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可以说，是我们的人物画廊中的瑰宝。而随繁华落尽，如过眼云烟一样消失于读者视野的作品，却何其多哉。
    如此想来，艾芜留给我们的，不仅只是诸多的作品。还应有关于文学生命力的启示。
    艾芜先生除了留下这些，于中国文学，还有一件特别的馈赠，这是不能不说的。
    2005年9月10日，现代文学馆很荣幸地接受了艾芜先生后人的慷慨捐赠。捐赠包括：艾芜先生所藏4000余册自清代以来的书籍，其中不乏珍、善本以及海内外著名作家如巴金、冰心等文化名人题赠的著作；著名作家学者致艾芜、艾芜致亲友书札500余件；包括第一次南行小说的手稿《伙伴》等，第二次南行创作的《南行记续篇》的全部手稿，第三次南行创作出版的《南行记新篇》的手稿，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重要小说《夜归》《新的家》《雨》之手稿共700余部（篇），以及1949年以后所著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春天的雾》《风波》和未出版的长篇小说《移山造海》手稿，还有各个时期的小说、散文、随笔等手稿。捐赠还包括艾芜先生自1951年至1992年（仅因特殊原因及“文革”期间有部分停记）的日记，以及自1949年后至1991年研究诗经等国学经典的读书笔记等。
    2013年的捐赠，也得到了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他们也把汤继湘先前捐赠家乡的先生生前书房的全部家具，慷慨转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现代文学馆就成为艾芜先生手稿、藏书、书札、家具等存量最全的收藏者。这一捐赠的实现，艾芜先生的哲嗣汤继湘先生及其夫人王莎女士居功至伟。从先生后人身上，我们切实感受到艾芜宽厚淳朴家风的传承与弘扬。
    如此敬仰艾芜先生却又未瞻道范的我，何德何能，可以在现代文学馆馆长任上，享受这一欣喜的时刻？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
    艾芜
    艾芜(1904年—1992年)，中国现当代作家，原名汤道耕。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