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早已经足够有名了。黛博拉·佩里·皮肖内的《这里改变世界》是谈美国的硅谷，书的最后却提到中关村。尽管质疑多于肯定，但显然在美国人看来，中关村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至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更热情洋溢地提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中国）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顾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凌志军笃定地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讲述中关村，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讲述中国。
    因此讲述中关村的书当然也不少。不要说中关村，仅是村里那些知名企业金光闪闪的崛起传奇，甚至个别企业家的发家秘辛，都铺满大小书摊。当然这些书更多是关于一家企业如何从小变大，关于企业管理的方法、技巧与……哲学？或关于一个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巅峰。这是中关村的吊诡或者说丰富之处：一方面它是民族创新与国家崛起的丰碑，它年轻而庄重、永恒；另一方面它是资本的狂欢之地，凝聚着这个时代最浮华的欲望与梦想，每天都在见证前赴后继的飞蛾扑火和方生方死的速朽命运。中关村的故事因之就有了两种讲法：一种是在微观层面，为那些成功或貌似成功的企业或个人树碑立传——发迹变泰而不扬名四方有如锦衣夜行；还有一种是从宏观层面，将中关村讲进国家历史中去，但着重讲的仍只是商业与金钱，往往变成某种中关村企业史。中关村那些交错纵横的街道和神色匆匆的行人，就被那几栋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刺眼光芒的高楼大厦简单地替代了。
    在此背景下，由宁肯来写出一本《中关村笔记》就十足令人期待。值得期待的不是中关村，而是宁肯，或者说是这种组合之怪异：宁肯写中关村是奇怪的事。如他在序中所说，他是“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位作家。中国当代小说家当然大多经过现代主义洗礼，但像宁肯这样笃定的信徒并不多见。从最初的《蒙面之城》到最新的《三个三重奏》，宁肯总是致力于用一种专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性激情，去投入历史与现实，召唤出深埋在表象之下的哲学深度，并以复杂的现代小说技术，解体并重组现实，挖掘与呈现其中的丰富性。因此宁肯在序言中提及卡夫卡和卡尔维诺这样的现代主义大师，并非在故弄玄虚，那的确是他的知识谱系。而这样的知识谱系和讲述中关村之间是如此格格不入。一方面，就立场而言，现代主义正是诞生于工业化之后的精神危机，尽管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暧昧不清，一言难尽，但至少就大致表现来看，现代主义始终致力于对资本的批判。因此很难想象一位现代主义小说家会为资本大加讴歌。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层面，现代主义往往意味着相当繁复的叙述技术：时间恍惚流转，空间腾挪幻化，世界不再稳定熟悉，而打开自己幽深的褶皱，叙述者穿梭其中，似是而非……和报告文学完全不同，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小说，并不致力于建构，而是要将已在之物变得暧昧、复杂、不确定。但中关村的形象是如此清晰、明确——一个复杂的叙事者在它面前能够做些什么？换言之，对中关村的讲述，需要一位如此精通现代小说技巧的纯文学作家吗？
    宁肯用《中关村笔记》，向我们确证了在如此浮华而强有力的现实面前，文学依然有其细小而倔强的力量。诚然，《中关村笔记》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这意味着宁肯所擅长的那些文学技术，很难有用武之地。但恰因如此，宁肯得以说明，现代主义的要义并不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更不是要故意让读者看不明白。在书中宁肯讲述了王选的故事，这位老人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多数人都只限于知道名字而已。一个被众人铭记的名字意味着荣耀与成功，但宁肯想要讲述的是人生的隐痛。在故事最后，宁肯说：“我不能说描述了最真实的王选，真实是没有止境的，但我保证‘我’能提供出真实的深度。真实，一定程度上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为创造者的主体性。创造并不等同于虚构，也不专属虚构，这一点，非虚构与装置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真实不仅来自客体，也来自主体对真实的认识。”这番话真正表明了一个小说家的职业伦理：充分尊重现实的多重可能，但至少坚定地怀疑现实的表象；而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刺穿现实，抵达或发现真相。这样的真相包含着文学内在的人文关怀与思考能力，包含着写作者面对浮华现世时，如青铜般高贵的尊严。
    因此，宁肯并没有选择一种顺畅简单的方式讲述中关村：以某个或某几个成功者为核心，或遵循时间的顺时性，后见之明地将波澜壮阔的历史讲成这部作品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目录，不大阅读纯文学的读者甚至会感到莫名其妙。目录被分割为几个部分，每部分第一章要么以“冯康”命名，要么以“联想”命名，“冯康”与“联想”交错组合，构成全书骨架。很显然，宁肯将一般用在小说中的复杂结构，用在了这部非虚构作品里，采取一种双线进程来构造他的叙述。不难看出，“联想”部分自幼而壮，篇幅逐渐增多；而“冯康”部分则由盛转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联想指的是什么，在今天的中关村它处于怎样的地位，众所周知；那么，冯康是谁？
    “冯康是谁”，这也是全书正文的第一个小标题。宁肯早已料定他的读者里，知道这个名字的凤毛麟角，因而有必要在全书伊始就加以交代。对小说家而言，开头是全书的灵魂，几乎奠定小说的一切。而宁肯的开头果然足够特异：时间是1960年3月，而不是凌志军所说的什么1980年。在那个初春的早晨出现在中关村的，也不是西装革履的商界精英或格子衬衫的IT码农，而是一队解放军战士。那时的中关村没有钢铁森林和玻璃大厦，放眼望去，全是庄稼；但中国科学院的灰色办公楼矗立在庄稼地里，反而比今日的中关村更具科幻色彩，有如“天空之城”。宁肯说，“办公楼很新，但因为是深灰色，不显新，很低调，仿佛科学本身。”这话，也像是在说冯康，以及今天对冯康的遗忘。
    冯康正是1960年那个清晨出现在中关村那队解放军战士的领导，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绝密123”特别任务组负责人。这个任务组拥有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台计算机，直接为“21基地”提供计算服务；而“21基地”另外一个下辖机构，就是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能够担当如此重任，是因为冯康乃中国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作为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在有限元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等方面的成就世界瞩目。数学家丘成桐认为，“中国近代数学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而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冯康在计算所带出了一整支队伍：敖超、崔俊芝、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这支队伍，使得当时和世界交流不多的中国，得以“置身于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的世界版图上”，也使得当1980年到来时，我们面对滚滚汹涌的世界大潮，并不至于感到气馁和卑怯。
    宁肯这样一种结构方式，实际上是借助叙述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诚如他自己所说，冯康和柳传志，“天然地构成了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甚至可以互映，有多深的基石就会有多高的大厦，从大厦的高度可以看到基石的深度。”当中关村的所有意义都被厦宇遮蔽，当中关村成为资本集散的狂欢舞台和向未来高歌猛进的大旗，宁肯敏锐地看到作为这些厦宇基础的恰恰是那些中科院的灰色办公楼，是“21基地”、解放军战士这些与资本迥然相异之物，是前30年的新中国历史。宁肯的敏锐以文学的方式得到表达，而且根本就得自于文学的思考方式：惟有以小说家的勇气掘开现实表层，经过艰苦的精神劳动，才能发现现实的本质何在。正如略萨所说，“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袭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再适当地加以组合或夸张。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把现实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宁肯在一部非虚构作品中坚持了这样的小说精神，从而使这部非虚构作品，逃离了一般庸俗社会意见的左右，真正抵达了某种“非虚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呼吁文艺工作者“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总书记还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引领主流价值导向的经典之作；今天，以科技创新与经济腾飞为题材的《中关村笔记》同样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的重大命题。应该在此意义上，去认识《中关村笔记》之于时代、之于文学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时代精神，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需要文学去发现和总结。浮光掠影地将散乱的时代细节写进文字中去，显然不能叫作“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那样的细节每个人都看得到，何必一定要文学作品来表现呢？只有像宁肯讲述中关村这样，真正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出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现实，才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今日文学之任务所在——那不是光有正面积极的立场、态度就足够的，还必须依赖精湛娴熟的文学技艺。缺乏技艺的文学，并不能承担起时代使命。
    （《中关村笔记》，宁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