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有四部报告文学作品获奖。它们是回族作家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湖南苗族女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和云南佤族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按照评奖章程规定，“骏马奖”的七个子项的获奖作品都可以达到五个。本届报告文学奖未能评满五部，评委会正是本着精益求精、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评选的。可以说，最终获奖的四部作品，可以代表2012年至2015年全国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
    评奖是一种鉴定与确认。通过一批文学专业人士的细致阅读、评析研判，从众多的备选作品中遴选出优秀之作，这是一道淘选鉴定的程序，也是把那些具备独特价值的作品评选出来，确认为精品佳作的过程。因此，获奖作品容易受到读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也容易进入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视野，也就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文学史。从这个层面上说，评奖也是对作品进行历史化、经典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一道重要工序。评奖也是一种鼓励和倡导。通过给获奖作品及其作者授予荣誉，在文学界树立起一道标杆或榜样，是对创作导向的一种正面引领。
    本届获奖的作品大多贴近民族生活和时代生活，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历史文化，挖掘革命历史，书写民族英雄与时代英雄，弘扬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向上、向善、向好。这体现了奖项主办者对于文学前进方向的把握、对于文学创作思潮及走向的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倡导。评奖更是一种发现，发现那些原先未必受到人们关注的作者与作品。本届获奖的四位报告文学作者中，除了降边嘉措是创作成就斐然、备受关注的78岁的老作家外，其余三位作者原先基本上不太被评论界所关注和熟悉。冯雪松是一位电视台的编导、一名纪录片导演。青年女作家伊蒙红木原先主要写诗，龙宁英则主要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虽然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已有一定的声誉，但在全国文学界特别是在报告文学领域，她们的创作还少为人知。此次获奖，不仅使她们的知名度提升，更使她们的作品直接走到了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面前。因此可以说，评奖既是对优秀作家的一种发现，也是对优秀作品的一种发现。
    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抗日战争的纪实作品。冯雪松出版于2014年10月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可谓其中的一部佳作。作为纪录片导演，冯雪松拍摄过专题片《寻找方大曾》。在此基础上，他将影像资料文字化，根据自己深入细致的采访和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创作出版了这部新著。这是一部原创价值很高的传记。作品题材独特，选取的主角——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地记者方大曾，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他是第一位到达现场、也是在抗战中第一位失踪的战地记者。他用摄影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率先在报刊上报道了《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后的《美术生活》杂志第41期上，刊出了署名“小方”——即方大曾拍摄的《抗战图存》和《为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共7幅，正是中国记者在卢沟桥拍的第一批战况照片。
    作为新闻媒体的同行，冯雪松通过一次偶然的机缘，得悉方大曾其人其事，深为震撼，花费了多年时间，深入采访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及其他亲友，翻阅查询了方大曾撰写的所有的新闻报道、拍摄的照片等，试图将这位在25岁时即已从世上消失的记者的生平事迹连同他的音容笑貌一一还原、再现。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次挖掘发现之旅、灵魂经受洗礼之旅，他借助这部作品同样也试图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阅读体悟之旅。穿越近80年的时空，作者用影像化的文字手法，将方大曾这位阳光明朗、对劳苦大众充满深切同情的新闻摄影记者重新拉近，进入当代人的视野。在作者笔下，方大曾是一个个性鲜明、喜欢不断付出和给予的战地记者与摄影家，一个青春的、鲜活的、热情的生命，一个顽强不屈的、英勇的抗战英雄。他用自己的笔和相机，积极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战之中，直至以身殉职、以身报国。这个年轻的生命跨越漫长的历史隧道，重现于我们的眼前，仍旧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感动。这是一位杰出的记者，一位值得书写与铭记的民族英雄。冯雪松的记录与创作，无疑是值得褒扬与鼓励的。全书写作资料翔实，力求严谨准确，图文结合，声情并茂。作者的文字客观朴实，却字字扎实。该书出版后不到两年即已5次印刷。可见，一部有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图书，是会受到读者的肯定与欢迎的。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老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讲述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段史实。万里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其中一个重要的险阻便是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雪山草地。由于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仅搞好了民族团结，而且还争取到了各民族人民的鼎力支持。《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讲述的就是红军途径川康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聚居地区的历程。红军在云贵地区与彝族同胞歃血结盟，传为历史佳话；在藏族聚居区建立了中国民族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格勒得沙”民族自治地方政权，组建了丹巴藏族独立师，颁布了一系列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说，正是因为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心拥护，才确保了其顺利通过西南和西部民族地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走上了胜利之路。
    作者的描述并不止步于此。他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视角，特别深入探析了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对于红军长征最终取得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他们甚至超出自己之能力，无私地、无偿地向红军提供难以计数的各种物资援助。这些物资在确保红军顺利走过茫茫草地、翻越皑皑雪山、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物质保证作用。广大藏族群众满腔热忱地支援处境艰难的红军，既是对红军正确民族宗教政策的回应，更是一种无私的帮助和无声的支持。其中如卓尼土司杨积庆开仓放粮，在红军走过草地之后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极为重要的帮助。然而，杨土司一家人却被国民党军阀残忍杀害，只有幼子幸免于难。解放后，新中国没有忘记杨土司，不仅追封其为烈士，还将他的儿子培养成了党的干部。杨土司的故事格外感人。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藏族人民的积极援助，红军断难走出雪山草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面貌。从这个方面来说，少数民族群众以自己的牺牲与付出，为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换言之，长征胜利，是民族大团结的胜利，是共产党和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胜利。因此，这部书也是对80年前的伟大长征所进行的一次深层次解读，题材新颖，立意高远，让我们更加清晰客观地认识了长征的丰富历史内涵。
    作者虽年近八旬，却能广泛搜集资料，参考了中外100多种历史文献著作，并多方采访长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历经数年光阴，写出了这样一部70多万字的厚重之作，其创作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降边嘉措1985年即曾以长篇小说《格桑梅朵》获得首届“骏马奖”。评委会在时隔31年后再次授予降边嘉措“骏马奖”这一荣誉，正是对其数十年来不懈创作追求的高度赞赏。
    龙宁英的《逐梦》是一部关于中国梦主题的生动文学报告。龙宁英本人即是湖南花垣县人，由于她所描写的正是家乡——湘西的人民与贫困作顽强抗争的艰难历程，因此情感饱满、真切。到建党100周年，我们国家将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同步小康，贫困地区是难点和重点。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看望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贫困乡亲，首次鲜明地提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正是以十八洞村为代表的湘西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深情记录了湘西几代人与贫困搏斗、改变命运的伟大实践，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自己使命的历史担当。
    处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湘西地区，历史上受尽了苛捐杂税、自然灾害、匪患战火等各种苦难，造成了其贫穷愚昧落后的面貌。但是，湘西向来就不缺乏怀揣梦想、志向高远的仁人志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扶贫攻坚战就在湘西打响，通过输血和造血，通过实施各种工程、修路、通电、办教育、发展旅游和生态农业、外出务工等，湘西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许多多穷苦百姓开始走上富足的生活之路。但是，30年过去了，湘西仍旧未能完全摆脱贫困的顽疾。有的群众因为家人患病，因病返贫，更多的脱贫群众缺乏厚实而可持续的发展基础，脱贫而难以致富现象严重。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号召后，湘西人民以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以彻底脱贫致富的极大勇气，进行扶贫开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向着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号角，走出了一条涅槃重生的成功之路。扶贫队首先帮助群众统一思想，接着帮助他们寻找和发挥各自的优势，瞄准市场，因地制宜地开发各种产业，为村民们不断开辟财源，增加财富。在十八洞村，作者欣喜地看到，他们的口号有了升级版：财力有限，民力无穷，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她看到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伢子和妹子回来了；苗寨有风情，大山有风景，十八洞村正在将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村民居住环境改造相结合，打造美丽苗寨，发展旅游业。湘西的显著变化，激励着作者，也鼓舞着读者。这些现实的变化，也是对“精准扶贫”的最好回应，让我们看到了湘西正在逐步迈向普遍小康的光辉大道。
    作者龙宁英的采访不限于花垣县，她还深入到凤凰县、保靖县、古丈县等湘西的其他县市，田野调查式的资料搜集奠定了其写作的坚实基础。作品文笔朴实。既有对湘西贫困现象的真实呈现，又有许多与贫困决战的感人故事。譬如，光棍村“脱单”的故事。十八洞村的施全友2014年42岁时才脱单。他和孔铭英的结缘与结合富有传奇色彩。这对外出打工的青年男女，因为偶然的QQ闲聊而相识。但是十八洞村的贫困状况还是吓到了孔铭英。因为总书记来到了施全友家，因为精准扶贫的开展，这对异地网恋的男女最终走到了一起。施全友的例子生动而雄辩地应证了：脱贫才是帮助单身男女“脱单”、“脱光”的根本；要想不当单身汉，先得甩掉“穷帽子”。精准扶贫的目标是要使扶贫工作做到“一村一策”、“一户一法”，产业到村，项目到户，精准到人。湘西大地正在进行的就是这样一场光荣而艰巨的告别贫穷、告别落后的伟大工程。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壮丽篇章。作者选取这一创作主题，切实呼应了时代和人民的感召，写出了一部为人民呼吁、为时代呐喊的鲜活之作。
    伊蒙红木的报告文学作品《最后的秘境》在评奖伊始并未受到评委们的充分重视，但是随着评奖的进行、讨论的深入，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逐渐凸显。最终，评委会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深厚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和价值的文学报告。在评奖结束时，这部作品的10本样书只剩下了1本，其他的都被评委们拿去收藏了。
    伊蒙红木是一位有着自觉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责任感、使命感的佤族作家。根据她的自述，她从小就行走于跨境的佤族的各个聚居区，对本民族文化有着至深的热爱与执著的探寻。她从2004年开始写作，内容基本上围绕着佤族的神话、传说、野史和生存环境、生活状态，描写佤族人民生活地域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最后的秘境》正是这样一部关于佤族山寨文化生存的调查报告。作者花费十余年，走遍境内外佤山，包括国内的佤族聚居地和境外缅甸的佤邦等，采访近百位佤族文化传承人，包括各地的文化专家学者、主管部门领导、个体户和众多的寨民，潜心考释种种文化故事和现象，以诗性的语言、详实的素材、宽大的视野、鲜明的现代观照，生动展示了中缅边境地区佤族社会的精神、信仰、文化、艺术等，解析了《司岗里》神话、猎人头祭谷、制木鼓、原始歌舞、雕绘木偶、沧源岩画、传说等众多的佤族文化符号内蕴，勾画出佤族数千年生存发展的心灵史、精神秘史，表现出作者强烈而深厚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这位“70后”作家以不凡的田野调查功力、群众生活基础、文化人类学修为、文学创作实力，赋予了作品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带给读者强烈的精神震撼力和新鲜的审美感受。
    《最后的秘境》聚焦“秘境”。这是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一个少为人识的民族，一脉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片土地以自己的无比丰富与厚重，支持着佤族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到今天、走向未来。作者无疑感受到自己作为佤族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力图用自己的采写，真实还原本民族既带神秘色彩又异彩纷呈的历史与文化。她的书写，目的在于引导读者亲近佤族真实的历史文化，亲近这个民族。为此，作者不隐善，亦不讳恶，既写出佤族文化鲜活丰沛、光彩照人的一面，也展现其蒙昧原始乃至野蛮落后的一面。她的表现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因此是真诚可信的。她揭开了本民族文化的神秘面纱，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和感受。因此，伊蒙红木所完成的是一项神圣而富于长远意义的文化梳理与探析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不仅值得鼓励与褒扬，而且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独特性，共同汇就了中华文化的长江黄河，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伊蒙红木所完成的工作，值得更多的人、值得其他各民族的作者共同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