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是一个勤勉的散文写作者，却极少读当代的散文作品。倾力所读，是诗和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那几辑汉译西诗、商务印书馆的近百种汉译学术经典，是我的枕边书。诗可以在枯槁中唤起文思，哲学可以在浮躁中让人沉潜，性情和思考都活跃，诱发在人生基本命题上的书写，写朴素、质实之文。
    之所以少读当代散文，是因为当下的散文总体上趋于做作，摆开架势，为写而写。一如托尔斯泰所说，写被文坛看重、被评论家认可的“像散文的散文”。因而远离散文的本源，不再是直抒胸臆，而是鼓虚弄悬，铺陈炫技，漫漫漶漶，文辞淹没意义，而且杯水风波呈大海之势，一粒黄豆稀释成一锅豆浆。于是虚构代替了真实，假意遮蔽了神魂，几乎都是不作用于情感和灵魂的冷文。
    但是，当我拿到李培禹的散文集《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的时候，我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而且读得如醉如痴、酣畅淋漓，眼前有阳光充盈，心底里有暖流涌动。岂止是不忍释卷，还不断回望揣摩，让感动久驻。
    他写的是热的散文，或者是始终“在场”的散文。
    他写人物，不取旁观者的视角，而是进入人物的生活，把人物当作朋友、亲人，与其感同身受，同气相求。因而把描写对象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生活，把他人的情感当作自己的情感。他爱他们，贴心贴肺地写。这一点，他与汪曾祺的笔致相仿佛，即尊重人物，设身处地地对话，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在他的笔下，多感恩的语调，好像是人物洞开了他的心智，丰盈了他的情感，鲜活了他的血肉，哺育了他的文字。譬如他写浩然，写韩少华，他不管社会话语对他们如何评价，只写“我”在人性、人情层面的切身感受，至纯至善地传递真实的心灵消息。因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送人玫瑰满手留香的境界，都是远恶近善的佛陀情怀。
    他写风景，不取指点江山的姿态，而是把风景和万物搂进胸怀，像对人。他走进大自然之后，立刻就浑然忘机，尽情释放自己的真性情，甚至不管不顾地放任自己的天真。他虚怀以待，让自然万物感动自己；他擦亮眼眸，让阳光和月色撩拨内心的清澈。在他写自然的文字中，总是温暖和快乐的底色，风清在枝头，月明在云端，不遗余力地捕捉和记述美丽的瞬间。他从不把风景和万物置身于身外，而是像与亲人和友人一样深情地晤对，悉心感受，然后把一腔美意娓娓道来。这其中，多的是相互的启发，彼此的珍重，更有息息相通的理解和悲悯，一切都是拟人化的抒发。譬如他的《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与其说是客观地写小河，不如说是写小河对心灵的荡涤和净化。那一年，我们同游塔里木河，我写了一篇游记，原题叫《塔里木抒怀》，经他手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时候，他给我改成了《一条没有流进大海的河流》。这一改可不得了，把悲天悯人的沧桑叙事，转化为对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大美赞歌。塔里木河虽然没有流进大海，但它滋润浇灌了沿途的万物与生灵，他者的活正是自己的活，因而永生。
    他写市井与人事，不取主观正确、率然臧否的姿势，而是进入现场，将心比心。譬如《“清明”情思》《天堂应有爱》《回声》《信的随想》《“天马”与“汗马”》。他的文字有洁癖，一股清流贯通始终，整体释放和传递的是铺满字面的爱意、美意和善意。他从仇怨中提取爱，从丑陋中提炼美，从拙劣中提纯善，因而绝无脏污之语和阴私之气，他讲恕道，讲真情不灭，讲冤亲平等，讲美美与共，讲大爱无痕，正如梁衡所说，读他的文字，如沐春风，且阳光普照，直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究竟是好的，人只需尽天职、守本分，快乐地活。具体到他的《信的随想》，一经《人民日报》刊发，就转载无数，在手机短信上也数日刷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一味地指斥世情浇薄、人心不古，发怨妇之叹，而是以极大的爱意、美意、善意叙说生命的本质、人性的真相，让读者不失去对生活和他人的信任，让人看到：是灵鸟，总要啼叫于春天的枝头；是美德，总要回归于熙攘的街头；是真爱，总要滋润于易感的心头。一切都会到来，你要守望，你要等待，你要呼唤，你要迎迓。
    总的来说，李培禹的散文有着“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的文本质地。他不管写什么，总是从生活出发，从自我感动出发，写新生、写快乐、写希望、写光明，而且写得深、写得细、写得热、写得动情、写得豪迈。不管外界怎么令人愤怒，令人不平，他都要用自己的文字，给人以力量，给人以爱，给人以梦，让人奋进，让人向上。
    孙犁于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给丁玲的信中，对“如何写”，曾发出过类似的呼唤。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孙犁编辑奖”得主的李培禹，终于对偶像做出了历史性的回应，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