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看重刘荣书。看重他的艺术才能，更看重他在叙事中有意植入的“坚硬”，这份坚硬可能来自问题的锐利也可能来自于生活的沉实与严酷，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他的骨性。在众多作家的写作“止于趣味”的今日，无疑，刘荣书的存在标明着另一值得珍视的向度。而且，刘荣书的小说在趣味感上并不处在劣势。
    《纪念碑》，小说的开头编织得绵密，他有意“叠加”，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让刘观容的情绪一直坏下去，他先后用出了“冷淡”、“惊觉”、“恶心”、“冷漠”、“疲惫和厌烦”、“丑陋”、“拙劣”、“厌恶”等一系列深深浅浅的词，而作为“观察者”，刘荣书让我们和刘观容一起看见那个闯入者的种种，种种不得体，也让我们和刘观容一起看见她“脱了袜子的两只光脚肉乎乎的，脚踝处有着浮肿的勒痕”。“顺裤脚往上看，穿在她身上的衬裤竟是男人样式，裆处的‘前开门’敞着，露出里面灰色的秋裤”……刘荣书拿出了耐心，他观察的细致、精微让人感叹。他让我这样的阅读者身临其境，体验着刘观容的体验，也一同感受起他用出的那些词……
    天上掉下个观音妹妹。这个妹妹绝不是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她是一个完全的不速之客，让人不适甚至让人厌烦，她的出现不容我们将她和林妹妹之间有任何联想——就在我以为这个故事将成为室内剧，将在姐妹的“内斗”和对个人空间的保卫中展开的时候刘荣书却突然一转，他将门打开，让我们进入到更为阔大的空间和时间里去。他不肯把他的小说止于惯常的阅读想象，他有更多的要说。
    纪念碑。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更为繁复意味的纪念碑，在随后的话题中成为核心，它引发了我们对刘观容、刘观音姐妹身世的关注，引发了我们对于历史和历史讲述的关注。她们来自烈士家庭，她们同父而异母，她们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相见，这是第二次——这里面当然有着丰富的波澜，得承认，刘荣书是一个善于设置波澜的作家，尽管有些波澜他故意轻描淡写，仿佛可以忽略，然而又无法忽略，因为它们会和叙事的主神经源密切地联系着，因为它们对其他的波澜构成了推动。
    刘观音是个复杂人物，她身上的复杂性简直让我惊讶，包括她所使用的“逻辑”——说实话，在以往的写作中，像刘观音这样的人物真是不多见，她也值得作家在她身上多用笔墨，值得将她真实地塑造出来——她是人类已经显得过多的人口中又多出的“另一个”，需要认识和审视的另一个，当然在她身上也带有某种有倾向的共性。作为烈士的女儿，她言称自己走得正行得端，把“没给咱爹丢脸”当做标准，同时她又说，“别小看了那张‘烈士证’，以前村里镇上有什么好处，哪次不把咱想在前头”；她认为作为烈士的女儿不能上访不能告政府，在她看来“告政府等于告咱爹，等于用自己的巴掌打自己的脸”，然而又反复寻找门路，希望通过种种关系和依仗完成“纪念碑”的修建。在个人的行为上，她也并非无懈可击，与其小叔子的关系，在她和小叔子的对话中刘荣书其实有所渗透。而当父亲“烈士”身份遭受调侃与质疑时，她的表现又是——纪念碑的修建并非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真正的问题出在刘观音自己的身上，用刘观容的话，“镇政府最初补贴给你的那笔钱，竖碑完全够用，你却不该铺排浪费……还贪小便宜！”……在阅读中，我时常会“跳出”和刘观音争辩：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怎么能这样做呢，烈士证，又怎么能作这样的用途？你的这种心态是不对的，你的这个做法，真是不可理喻！你怎么可以……她让我愤怒。我是一路“争吵”着阅读下来的，直到最后。我都生出了对刘荣书的迁怒，他怎么会，怎么可以——且慢！我突然有了某种的惊觉：我反复说，小说中人物的思想不等于作者的思想，写下阿Q不等于鲁迅认可阿Q，写下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不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写下希特勒也不等于作家认可希特勒，在小说中，人物只能想他（她）所可想的应想的，包括局限和错谬的部分，可我，又为什么会产生那样不可思议的错觉？这是否意味了刘荣书的某种成功，对人物复杂性、多面性的塑造的成功，他竟让我这样一个也算资深的读者竟一边阅读一边和主人公争吵，直到小说的最后一页？到最后一页，我又生出了许多对刘观音的理解来，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刘荣书在他的小说里建构了歧意。他让刘观音成为争议人物，从而，也让她们的父亲惹上了争议。或者反过来说，在她们父亲身上的某种争议性一直延绵了下来，而在这个女儿的身上发展得更为庞大茁壮。她有时同时处在镍币的AB面，自己就是矛盾的交织物，有着自我的吞噬和消解。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小说的精神是种复杂性精神，它要告知人们的永远都是“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想我在内心的争吵恰恰暴露了我可能有一个确立着的“烈士女儿”行为准则，也可能有一个确立着的“公正程序”，它触动和挑战的恰是我已有的固执，先于理解之前、认识刘观音之前就有的判断。很可能，刘荣书在写作之前就预设了这种“争吵”，他知道会遇到我这样的阅读者，他知道我的心里早有了事先的判断，可他偏偏不顺从，偏偏有意对抗，他用这样的方式告知我，至少是提示我：事情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简单，“现实”不是我以为的样子，这里不是只有我熟悉的人物和惯常的理念，无论这一惯常理念多么正确得无可挑剔。
    纪念碑。它是一个有分量的重负。刘观音是背靠它而一路活下来的，“这是咱爸的花园。是别人为咱爸修筑的一座花园”。这句话让我也生出感叹和怜悯，不过我也还是忍不住想要争辩——这座花园一定是要靠实体的、铺张的样子确立吗？难道，你就不考虑自己应有的生活和他人应有的生活，非要强化一个过去的时间、过去的荣光让它吸尽你的全部？被珍视和被记住难道没有更佳的渠道？……我知道，刘荣书在窃笑，这，正是他所要的效果，他要的就是引发思考，而不仅仅是一个顺畅而风生水起的故事。这点，他做到了。
    有艺术性做底子，发现之前未发现的、未被重视的，并引发思考，调动阅读者“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知觉”参与其中，这是我评判好小说的重要标准，我觉得，刘荣书的《纪念碑》应是符合它的——哈，我又动用了预先放置在心里的标准，足见我的某种固执。
    就这篇《纪念碑》而言，我也感觉略有缺憾之处，它似乎可以在技术上做得更好一些。一是两姐妹的故事和她们父亲的故事是两层皮，它们之间的结合融合感不够，有些不够统一，对于一个技艺熟练的作家来说融合并不具备太大的难度，只要在语调上协调，多些交叉，让两个故事之间的毛细连线多些就可以了，刘荣书是能做到并能做好的。二是前面的那种绵密叙述在后面却变得“稀释”了，后面出现的人物再没有用到打量，还不用说像刘观容对刘观音那么细致——这样就导致叙事节奏的失衡，略有头重脚轻之感。三是，在小说开头出现的马师傅本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物，他的出现也有重彩感，然而在之后他竟然完全消失不见，这种随手拉来、用过即弃的做法有点儿不够缜密，如果是我，我将让他至少在后面的故事里出现三次，甚至会造成推动或转折——我觉得无论是一个人物的设置，还是一个道具的运用，在小说中都应尽可能地榨干它的价值并榨干它的剩余价值才是。而且，相对于马师傅，后面出现的任何人物都过于“卡通化”了，像县委办的年轻人，刘观音的小叔子，我认为之间协调些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