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之于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许多人认同，但具体的重要性是什么，许多人都似是而非。《大国商帮》从题材和历史常识上，集中给我们补了一堂课。不仅如此，这本相当于历史教材的书籍的新写法很值得研究。
    不管用什么样的标签来标注，《大国商帮》这本书都是一部关于粤商历史的大书，是文学对于历史文本书写的一种新的实践。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跟别的书有区别，区别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让杨黎光这样一个大家来写这样一本书？
    与各种各样关于商帮文化包括粤商的文学书写完全不一样，《大国商帮》表达了一个叫杨黎光的知识分子眼中的粤商历史。这种历史写法是有意思的写法。历史有很多种写法，有局部和整体之分，有史家和私人之分。通过个体的写作，提供对于历史认知的各种具体经验，建构历史框架里的血肉枝节，目前，在整个世界对于历史的写法中，这种从个体出发看世间万物，是比较受大家欢迎和信赖的一种写法。我特别赞成李炳银老师的说法：《大国商帮》这本书引入了个体视角。一花一世界，说的就是个体和整体的关系。这是一个怎样的个体视角？每一个个体都是具体的，杨黎光的“具体”是什么？杨黎光的成长经历、受教育背景以及成年后的自我教育，都会凝结成杨黎光写作中的DNA。这些DNA在杨黎光的其他作品中已有充分的体现。这次用非虚构形式写粤商历史，这些DNA派上了更加直接的用场。
    阅读，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攫取，也是一个对别人世界、对他人世界的攫取。我们读《大国商帮》，攫取的是杨黎光的历史认知，包括关于粤商的历史知识以及价值判断。杨黎光从徽商的大本营安徽来到粤商的大本营广东，在中国两个著名商帮文化里浸染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这部书历史观察的“屏风”以及情感投射方式。杨黎光是安庆人，安庆是近代史上出思想大家的地方，所以杨黎光个人的成长背景，包括徽商文化，都构成了他写作粤商和商帮文化的认知背景。粤商历史，有鉴于它的特殊性——开放、持之以恒、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大国商帮》里的粤商历史是和中国大历史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杨黎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表达，这也是一个人写史的好处，就是可以在硬邦邦的历史史料面前摆进个人研究成果，建立在个人对于历史的理性研究基础上的个性表达，使文本具有个性魅力。
    他写商人，支撑点是历史和哲学，这也是他的擅长。商帮或商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杨黎光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作了深刻细致的研究。一方面，他广泛占有可信资料，包括各种来源的历史资料、第一手案例、丰富生动的细节，另一方面，他具有良好历史和哲学文化修养，他的眼睛是记录仪，也是独特的编辑机，同时是高智能的熔化炉。各种材料被杨黎光炼化的结果是，以粤商为具体和主要对象，在整个商帮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商业文化和政治、经济以至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呈现，成为文本的核心表达。《大国商帮》围绕封闭和开放这样一个思辨性话题的书写，使这本书的格局一下子打开，具有了思想力量。写个体也好，写群体也好，重要的是写到行动，还写到行动的驱动力——思想，这与通常只关心历史事实描述的历史学家的写法迥然不同，《大国商帮》的文学性也在此。我们通过杨黎光的眼睛，看见了史料的消化，或者史料的编辑、剪切，以及消化后反刍出来的史识，这是特别重要的、有价值的。
    《大国商帮》写出了面对各种历史转折或者社会局势变化的粤商群体的表现，这些自觉和不自觉的表现，影响了具体的粤商群体的前途，也影响了历史的前程。这就是杨黎光的历史观——世间万物都有具体的联系，责任是客观存在的，自觉的担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其次，杨黎光是优秀的小说家出身，他对人的把握以及对细节的嗜好是掩饰不住的。《大国商帮》把商人这个群体写得丰满、生动、可信。商人的主体是人，粤商跟徽商、晋商的差别有共通性，也有差别性，这些都写到了，但重点写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粤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闽南文化气质对于粤商的深层影响在情理之中，粤商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这样的前提下，这本史书在细节上、文学性上，都有特别丰富的表达。
    写历史当然第一个要务还是要广泛占有资料，或者广泛征用细节，使历史更加丰满。这本书的时间轴如果能够往后延伸一点，写到粤商的近代史或者现当代史就更好了——不知杨黎光是否还有这样的书写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