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 石一枫和蒋峰并非70后、80后作家中最当红的作家。韩寒、郭敬明、笛安、徐则臣、乔叶、张楚，还有另外一长串名字，可能名声更噪。然而，在反复考量之后，选择了石一枫与蒋峰。他俩的写作最便于阐明我的“思想力”论题。所谓思想力，就是思想的力量，就是强调思想对于创作的影响。近年来，他们各自的写作目标越来越明确，作品特色越来越突出，代表了当下小说处理中国经验的两种方式，我名之为“新现实主义”和“新技术主义”。他们既有区别，也有共性，关键是，有某种对话关系。蒋峰触及到却随手放过的一些问题，在石一枫那里有较为详尽的思考。换句话说，思想力对于他们两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石一枫具有思想的整体性、社会性，蒋峰则具有碎片性和传奇性。 先锋派小说之后，蒋峰创造了一个新技术主义奇迹，为形式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重新提振了人们对技术的看法。技术有助于讲述、讲深一个通俗的故事。技术与通俗并不像先锋派小说那样水火不容，相反，可以融得更好，更本土化。蒋峰强有力地证明，技术仍旧可以玩出新花样，仍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蒋峰的出现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他超人的才华论证技术为王的意识形态观念。这和晚会秀舞台、影视拼画面、流行音乐热衷于飙高音是同样的文化逻辑：形式高于一切。而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容易迷惑人的认识。《平凡的世界》提供了这方面最好的反例。石一枫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引入石一枫，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学技术主义的成就及其危害。石一枫并非不重视技术。科班出身的他也是技术主义的追慕者和受益者。可是，他在技术之外，格外重视思想的作用。那么，思想给石一枫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面貌？在思想层面上与蒋峰形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他们的不同于当代小说创作有何启示？ 新技术主义： 蒋峰的技术清单及其思想碎片 蒋峰小说的技术清单 罗列这个清单有助于理解蒋峰的形式主义特点。到2016年7月为止，蒋峰出版了近10部小说集。其中，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白色流淌一片》最能反映他的技术手法。初版于2004年的《维以不永伤》，是蒋峰第一部长篇。2014年的《白色流淌一片》是蒋峰小说技术的集成之作，以多个视角叙述许佳明的人生轨迹，时间跨度30年。由可分拆的六个中篇组装而成。这些中篇曾单独发表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遗腹子》讲许佳明的出身，《花园酒店》是许佳明的童年，《六十号信箱》讲高中生活，《手语者》讲大学生活，《我私人的林宝儿》是大学毕业后的爱情，《和许佳明的六次星巴克》讲许佳明的艺术追求及他死去的前因后果。整部小说结构新奇，叙述圆熟，悬念重生，高潮迭起，有很强的阅读吸引力，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一部奇作。 先说语言。蒋峰具有突出的语言才华。语言是文学的第一张脸。蒋峰的语言颜值应该在95分以上。有强烈的语言自觉，运用自如。有时候字斟句酌。有时候诗意盎然。有时候刀劈斧砍，锐利无比。有时候悠长缠绵，沉痛婉转。浓缩起来比卡佛还精简，铺张起来也常常华丽绚烂。 动词的运用：“他去车站问过了，火车将近四十个小时，站着过去四百多块，躺着去再翻一倍。”（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白色流淌一片》） “全是广告传单，他抽张活血壮阳的溜一眼，什么世界啊，那些有女人的老男人还得靠药顶着，他这天天顶着的少年却没女人。” 动词的历史感：“那时候北京不是有户口才能买房子，是买房子就送户口。” 白描：“女儿自杀，是不是因为做父亲的很失败，他打开窗户透口气，望着创业大街上的汽车想，都是小儿科，车速连他的零头都不到。” 反讽：“据说现在工厂把人开除，都有专业职位了，好像叫人事经理。” 旧词翻新：“说是同学，同也不同，学也不学，无非是挤独木桥的时候萍水相逢，用不着这么恋恋不舍、一衣带水的。” 出奇语：“他又想他姥爷了，这一阵他好脆弱，总是想念死人。”半句平淡，半句冷酷，加起来却是动人。类似的冷温情多如牛毛。 夸张：“他又想他姥爷了，要是知道姥爷在阴间的门牌号，他都想割腕跳楼加投河找他去了。”类似的热凄凉也比比皆是。 蒋峰 句子。作为标题句，“白色流淌一片”被有意镶嵌在小说的多个章节，表达不同却又联系的意义。在《遗腹子》一章是白色的云朵，象征高远的洁白，《花园酒店》里是雪，容易融化的洁白。《六十号信箱》是精液，青春的躁动。《手语者》是雪、白沙、云三者的混合，《六次星巴克》是洒出来的牛奶，《我私人的林宝儿》是面膜，表示爱惜，对爱情的回忆。把句子搞成装饰性的LOGO，蒋峰好像是专利发明人。蒋峰是句子高手，有大量妙句，为其描述、议论、抒情增色。蒋峰也是对话高手，堪与余华媲美。《白色流淌一片》中耐克老师与许佳明的对话就是其例。 叙述角度：《维以不永伤》是小说叙述角度的大全，现代主义小说出现过的各种视角，差不多都用过了。第一、二、三人称的频繁变换。话外音。意识流。顺叙，插叙，倒叙，信件叙述等等，应有尽有，直到你感到智商不够。 伏笔：前边设置的道具，后边一定会起作用。重要的事物写两遍。“六十号信箱”写两遍。“白发老头”写两遍，前边是他参加“我继母”的婚礼，后边是他在家里与“我继母”偷情。包袱甩得让人心惊肉跳。 谜底到最后才揭开。比如，关于老师“耐克”外号的来历一事。 节奏。深谙阅读心理，故事时起时伏，闪转腾挪，抑扬顿挫，曲线感非常好。此处风平浪静，下一处必定风雨大作。 细节。这是蒋峰才华的重要标志，在众多关节处，都有令人惊叹的细节。哑巴是《白色流淌一片》的核心细节。手语交流，哑巴楼，这些非常经验的叙述都展示了出色的才华和想象力。于勒越狱是哑巴传奇的精彩段落，其匪夷所思的程度，丝毫不差亚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铁北监狱号称最现代化最安全的监狱，他们有四道关卡：刷卡，指纹，瞳孔确认，及武警把守。”一个普通的残疾人是如何成功的呢？小说最大限度地榨取了聋哑的剩余价值。先是以于勒的哑得到了狱警同情，并得到了同谋：“我继父本不该有室友的，这也是得于付锐的同情和他的聋哑残疾。”聋又使他成功拒绝了警察对脸部的正面拍照，“如果他拍到了……他会发现我继父脸上没有绝望，反而多了一丝坚毅。”“两个同伙被这喧哗搞得直冒冷汗。听不到的人最冷静，于勒指着楼道缓慢摇动的监视器，要他们注意节奏。”“于勒拾起枪，瞄准另一名武警的背影，打了一梭子的子弹。远处传来新年的钟声，鞭炮声又一次达到高潮，周围庆祝的人们，谁也没听到，今夜还有枪声。” 这些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无疑，这是一个与普通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传奇。 蒋峰对细节的营造达到狂热的程度。《白色流淌一片》中的“六十号信箱”跨时空铺垫，早在他10年前的长篇《维以不永伤》中就被预设了： “下楼时他看了看六十号信箱，有人在上面加了一把红色的新锁……打开之后他才发现这不是他写过的六封信，而是一个男孩对女孩充满无限思念的情书。他坐在饭馆里读着这些信禁不住为那男孩秋雨一般的忧伤感动得哭了。”（《维以不永伤》，324页）。这让我设想，蒋峰10年前就产生了冲动，要用一部小说来详尽展开废弃信箱的故事。10年后的《六十号信箱》一章，正是完成夙愿之作。这该是多么刺激、多么具有挑战性的狂想和游戏！《白色流淌一片》包含多处这样的狂想与游戏。前一章中仿佛很随意地提到的手语，在后一章中详尽展开；前一章中仿佛很随意地提到的花园酒店，在后一章中详尽展开，前一章中提到的信箱，后一章详尽展开。前一个小点，扩展成后面一片。蒋峰将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中的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警察的消失，一个是艺术家的消失，两个写作时间相隔10年的故事，竟然遥相呼应，心手相连，证明了蒋峰出类拔萃的联系能力。蒋峰以一种数学公式的方式，呈现了哲学中普遍联系的神秘命题。他真是个天才。 蒋峰 构思。死也要有想象力，有点像电影《死神来了》之类的意图：毛毛被掐死，唐继武卧轨，张文再溺水，朱珍珍冰冻而死，袁南死于车祸（《维以不永伤》）。 结尾。很漂亮：“疲惫的小虫抖了抖断掉的羽翅伏在地面上一动也不动。一阵吹来的微风掀翻了它的躯壳。‘永远也不会动了’，他想，‘已经死了’”（《维以不永伤》，346页）。近年小说中，另一部让我念念不忘的结尾，是刘慈欣的《赡养人类》：“当烧（钱）到一百三十五万时，水开了。” 至此，必须谈蒋峰的结构。实际上，前边已经谈到，蒋峰试图建立一种超级链接式的结构。任何一个点，一个细节，都可以被打开，独立成篇，也可像零部件一样安装在整体的机器中。放上去是整体，拆下来也是整体，整体与部分间的细节环环相扣，高度复杂。 最后，谈谈蒋峰的才华。蒋峰是典型的才华型作家。从字，词，句，到段，章和整部作品，作品系列，他都是高手，有意识地建造缜密复杂的纸上世界。显然，他是形式主义者。于他而言，形式就是内容。很小的片断，也会非常华丽眩目，令人叹服：“有一阵是画林宝儿，他的前妻，耶稣似的张张有她，林宝儿在海滩，林宝儿在山顶，即使是云层之上，林宝儿依然在那里；后来是画肿瘤，挺好的一片芳草地，偏偏有个硕大的肿瘤肺落在草丛里；再后来更夸张，他迷上了病毒，从HIV到黑死病毒，反正除了电脑病毒，他一个没落下。他跟我解释就像是女人，越致命的病毒，DNA的结构与色彩就越完美。”“确切地说他画了一个女人体，把他认为最美的部分画到一起，比如在头像他杂糅了几个女明星，赵薇的眼睛，章子怡的嘴巴，巩俐的鼻子等……脖颈之下才是他要说的，他画了苍井空的左胸和松岛枫的右胸，一大一小，仿佛一场隆胸事故。再往下他画的是林志玲左腿，而右腿，画龙点睛一般，他画的是蔡依林。” 读过蒋峰小说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蒋峰的小说技术非同寻常。像钢琴中的郎朗一样，他喜欢炫技。如果抛开论资排辈的腐朽思想，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小说的技术颜值，今天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吸引眼球的层次。蒋峰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技法最出色的学徒之一。在他那里，可以窥到毛姆、卡佛、海明威、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一长串人物的影子。他在高中时代就读过西方1000部西方文学经典。不光是读，还有实践。“立志于写出最好华语小说的蒋峰，出手就是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这是一本大杂烩的小说，魔幻现实，侦探故事，诉讼小说，拼贴元素，罗曼史情节，复杂的叙事人称切换，甚至还使用数字符号创作叙事游戏……”[1] 马原在《牛鬼蛇神》中使用过数字符号，但马原也仅限于此。 蒋峰的碎片化、传奇化的中国想象 蒋峰到底写了什么？ 还是用霍艳的话开始讨论。“蒋峰并不是不投入感情，但他的感情是支离破碎的，……我以为，在当下，唤起读者的阅读热情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惊奇的故事，这交给网络文学足以完成，一个是感情价值总体性建立，而不是对经验碎片的描摹和拼贴。这种感情整体性建立在对社会的深度认知之上。”[2] 霍艳所说的“对社会的深度认知”，其实就是我指的思想力，就是一个作家如何总体性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看待这个时代。蒋峰恰恰是碎片化、传奇化的。蒋峰超越一般青春小说、校园小说、成长小说之处，是他东奔西跑、见多识广的视野。他的故事发生地遍及大江南北，长春，四平，荆州，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桂林，昆明，东莞，洛阳。各式各样的人物：军人，警察，官员，聋哑人，孤儿，精神病患者，妓女，毒贩，教师，画家，商人，打工者。各种各样的主题：孤独，憧憬，成长，恋爱，压抑，冲动，反叛，堕落，绝望。各种经验：暗恋，同居，出轨，偷情，偷窃，抢劫，打架，越狱，逃亡，贩毒，赝品制作，连环杀人。天南海北，三教九流，都在蒋峰笔下过了一遍。蒋峰少写长期相处，喜欢萍水相逢，因此，就带来一种浅尝则辄止的效果。 从《维以不永伤》开始，蒋峰就展现了扮演各种角色的爱好和能力。他迷恋于进入各种人物内心的叙述。从杀人者到被杀者，从警察到犯人，从医生到病人，从老师到学生。“不过她在心情愉快的时候却永远也改不了喜好恶作剧的习惯。十六岁前她读遍了朱姨结婚时带来的所有藏书。与书中各种角色的调换成了她那时最大的乐趣。在网上有时候她会假扮一位拥有丰富经验的探长给一位名叫马甲的年轻警员出谋划策。一个月前在线上碰到了一位名为鹤舞的孤独老人，她就买下了所有老年人的杂志扮成老妇人与他聊天。”（《维以不永伤》，303页）。 蒋峰小说的心理地域也是广阔的。少年的孤独。青年的自负，冲动，压抑，梦想，爱恋，中老年的倔强，绝望，贪婪，都写得别具一格。 他有底层关怀。于勒可以进入底层人物的蜡像馆。他擅长写小人物，卑微挣扎，落魄坚韧，狡猾可憎，有一种切身的感受和复杂的心态。在朋友见面中，可以很意外地提到非洲挨饿的孩子，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作家都能做到的：“许佳明不说话，看样子还有气。我换着说虽然没去过东非，但还真吃过一家埃俄餐厅，……他们把非洲的摄影作品全贴在墙上，几十张照片全都是孩子，吃不上饭的那种孩子。……还有人在挨饿，之所以菜品贵，是因为餐厅会拿出我们消费的百分之十，来捐给这些孩子们”。底层关怀的作品不少，有才华的不多。蒋峰是才华型的底层关怀者。他有王小波式的犀利，力度像子弹，有时候，一句话就让人致命。比如他写年轻画家的潦倒：“上百幅画摊地上，再铺一层塑料布在上面，随便踩。” 蒋峰不回避社会问题，甚至喜欢像托尔斯泰那样大篇幅议论，并能在瞬间切入问题实质。“都是网瘾少年，吸引他们的不是发达国家，不是月入两万，是怎么玩都没人管。这些新希望啊。”他像一位遗弃子女问题专家，写他们破碎的家庭，零乱的关系，无望的希望，无处发泄的冲动，不健全的人格，极端的处世方式，以及身不由已的飘零身世。“许佳明，这世上还有你的亲人吗?”这句话是蒋峰全部作品最令我感动的，属于蒋峰这一代80后作家不煽情的煸情，饱含无限悲伤。六十号信箱是孤儿的心灵家园，精神栖息地，这个孤独时代浪漫温馨的想象。《维以不永伤》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一句：“在他从警的二十多年里还没看到一位乞丐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这些闪烁思想光芒的碎片，这些小摆设，都增强了蒋峰的现实感和思想力。 然而，局部真实，总体传奇，碎片化、传奇化损害了蒋峰的思想力。蒋峰很少深入持久专一地关注某一社会问题。他总是点到为止。他真正深入思考的问题大概有三：教育问题，爱情问题，遗弃子女问题。三个点构成蒋峰小说的核心。而这三点，很明显都有自传性质，都指向80后这个青年群体。我时常会在阅读中想象真实生活中的蒋峰在高中时的表现。《白色流淌一片》的高中生活是出色的教育题材小说。一张红榜就是孩子们的最高理想，整个学校就围绕一百来个好学生打转，“剩下的都是炮灰，所有没考进快班还在平行班的学生都是炮灰。正是他们源源不断地找人托关系塞钱进来，才能让学校每年进账三个亿，如按寸计价的草皮一般，百年树人，万古长青。” 大量的自费生，数目惊人的赞助费，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学校成了利益集团。不仅是资本，权力也介入。面对高分诱惑，“我”心目中的女神房芳甘愿与教育局长长期发生关系。以身体换分数，成为对高考教育最痛彻的批判。 蒋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的目标不在社会问题，他想构建一个好的故事，一个令人称奇的、引人入胜的、匪夷所思的当代中国故事，并以此“等待荣光的到来”。他对社会现象有许多精彩看法，如果当一个专栏撰稿人，很可能是合适的人选。很多时候，我多么希望蒋峰能停下来，对准一个社会问题，铺张开去，独成一篇！但是，他的心思不在此处。发表完议论和见解，又转入新的战场。那便是他有关死亡的故事。冲动，反抗、杀人、逃离，永不停息的周旋，与岁月一起变老。这是他心仪的节奏。 警察的符号化能帮助我们认识蒋峰思想的破碎化和传奇化。警察没有确定的价值观，根据情节需要，其社会性被抽空。在《维以不永伤》中，警察雷奇直接叫板财政局长，是个好汉。而在《白色流淌一片》中，警察则成了无能的摆设。在《一二》中，警察雷奇是一个无力负担家庭重任的无用男人。 在一种游戏式的情境中讲述故事，是蒋峰的爱好。提纯的背景，戏剧性情节，极端的人格。于勒因为战场上的一泡屎换了一条命。虽然穷，却有超人毅力，惊人的智慧，坚定的价值观，这些优秀品质原来只存在于江姐、雷锋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身上。还爱人，夸西莫多在他身上复活了。蒋峰通过悬疑、通俗、先锋等不同元素的奇妙组合，重新呈现了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可爱可怜可疑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实在难觅其踪。结果就是，所有的元素符号化，抽空他们的能动性和社会性。蒋峰在气质上还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这样的浪漫相当脆弱，经不起现实追问。 蒋峰所表达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与梦想的冲突。现实是严酷的，唯有梦想可以抵抗。警察雷奇的一生，继父于勒的一生，画家许佳明的一生，甚至林宝儿的一生，都是这种冲突的一生。阅读这些故事，与其说是思想的尖锐刺痛了我们，不如说抵抗的浪漫更令人心动。 新现实主义： 石一枫的“传统”写法及其可能性 到此，我想先引用批评家刘复生的观点来讨论。 “中外文学史一再证明的是，没有思想深度与力量，就没有伟大作家。……所谓思想，并非存在于艺术性之外可以抽离的部分，它直接就是艺术性的内在构成因素，甚至是它的最深的动力源泉。”[3] “叙事、故事性或戏剧性，在本质上决不是指那种曲折离奇的情节设置，而是指一种精神气质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力量，以这种方式，文学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浓缩、提纯，使之获得了感性形式。故事是小说认识世界、表达思想和发现现实的手段。”[4] 阅读石一枫和蒋峰，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是讲好一个故事，还是表达人对社会的看法？思想和技术的关系到底怎样？在现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当下，如何看待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 石一枫引起批评界关注，是最近两年的三部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三部作品引发了我关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创作方法等问题的思考。生于1979年的石一枫，一开始想“装成”80后，但是收效不大。他有过蒋峰式的形式追求，写过像《张先生在家吗》这样几乎是纯技术主义的东西。70后许多优秀作家有过这样的历程，如徐则臣《大雷雨》，东君《某年某月某先生》，李浩的许多作品。石一枫找到感觉是他转向现实寻求灵感之后。《世间已无陈金芳》通过陈金芳这样一个进城打拼的农村女性，失败之后又退回农村老家的故事，揭示了底层小人物创业的艰辛和社会上升渠道的堵塞。《地球之眼》穷二代安小男与官二代李牧光之间的人生较量，进一步呈现当今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残酷的丛林法则，进而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笼罩的阴影。《特别能战斗》一如其名，表明了石一枫对抗争精神的关注。石一枫找到了与现实对话的有效方式，即抓住重大而普遍的社会问题，通过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切入中国当下现实，反思历史，特别是反思精神的历史。这个写法在《世上已无陈金芳》中已经显现，在《地球之眼》中进一步成熟，到《特别能战斗》得以强化。这个现实三部曲，可视为石一枫对当下中国的整体性思考。《世上已无陈金芳》思考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地球之眼》思考贫富差距，人的道德和良心问题，《特别能战斗》思考市场语境中顾主关系，触及维权意识和“文革”遗风的复杂纠缠。苗秀华是继陈金芳、安小男之后的又一个现实人物形象，在这个特别能战斗的女性身上，负载了当今社会常见的“闹”的因子，这个类似于“钉子户”的人物，有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内涵。苗秀华百折不挠、无往不胜的“闹”的战斗精神，既保留了文革特殊的历史遗风，又带上了新历史时代“维权”的市民意识。苗秀华由维权者成为专权者，由民主斗士成为民主的敌人，这个过程交待得令人信服，难以拒绝。 石一峰 石一枫触摸到了我们民族精神传统中非常顽固的一种症结。思考民族精神症结的大问题，介入与时代整体的对话，是石一枫作品最能打动我的部分。《地球之眼》超越了问题小说的框架，超越了“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重新思考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定义阶级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道德。尽管并不能给出解决方案，但提供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人何以解放的思考。我们讲现代化讲了这么多年，但真正对现代制度的反思，对城市化、市场化、科层化的反思才刚刚开始。在人们的思想日益被现代性大梦固化的今天，在社会生活形态越来越西化的今天，在人们的想象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可怜、越来越好莱坞化的今天，陈金芳、安小男、苗秀华们的抗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给了我们质疑时代、抵抗绝望的勇气和感召力。文学是造梦的，美梦可以是梦，抵抗梦也可以是梦。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性问题。中国的精神问题也将具有世界意义。《地球之眼》所触及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纳入了全球视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观察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地球之眼》思考的不正是这一问题吗？ 石一枫现实三部曲恰好印证了刘复生的观察：小说不是一种曲折离奇的情节设置，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力量，是它的最深的动力源泉。故事是小说认识世界、表达思想和发现现实的手段。三部曲的个人奋斗史与失败史，都将我们引向对社会和时代的总体性思考。李云雷说，“如果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可以在文学史上找到先例，可以在同代文学中找到相似的故事与人物，那么《地球之眼》则更加突显了石一枫的独特性——他开阔的全球化视野，及其将小说人物置于其中把握与思考的能力。”[5] 这种总体性思考，正是刘涛在《顽主的幽灵――石一枫论》中所说的“大光芒”“大气象”。 在石一枫这里，小说和现实的关系，不再是手和橡皮泥的关系，而是脚和大山的关系。小说必须攀登。高山无法浪漫化，传奇化。如果说他此前的一系列作品，《b 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不许眨眼》《恋恋北京》等，还有青春小说、成长小说之类的浪漫和忧伤，许多滔滔不绝的贫嘴、插诨打科，那么，三部曲则呈现了一位成熟的作家严肃深刻的思想面相。 梦想，是蒋峰与石一枫共同涉及的主题。蒋峰有明确的“我这一代人”的思想：“我真该质疑一下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会如此狼狈？为什么我会以谎言度日，最终一无所获？”[6]，“我解释说我想通过二至六章展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甚至表现‘八零后’那代人----这个词真俗气----的生活状态。”《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初版自序》）蒋峰在小说中多次借许佳明表白，想成为一个“崇高的坦荡的青年”。但许佳明最后死于苏州河，被自己阶层的人给杀掉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80后对于现实和前途的认识：无非如此。 梦想的失败是他们的共同结论，但失败的原因大不相同。蒋峰的回答是命运的偶然。许佳明死于意外杀害。雷奇的失败是由于偶然介入杀人案的调查。于勒偶然遇到了老许，又偶然遇到了好心的警官付锐。一个偶然加另一个偶然。石一枫似乎没有这样精密，他将目光投向整个社会。李云雷说，“而石一枫则将这一悲剧放置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变动之中，强调的是一种必然，也更具社会分析色彩，从顽主时代的自由竞争到 2008 年的经济危机，这些现实的经济因素构成了陈金芳命运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小说重新回到了老舍和茅盾的传统，老舍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茅盾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学眼光，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篇小说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7] 石一枫为什么将目光转向社会分析？或许与他的历史记忆有关。蒋峰没有大历史的焦虑，他的写作放松、自如，石一枫的写作显得紧张、拘束。石一枫既没有50后作家的历史主人翁的主体意识，也不像80后作家那样强烈的市场焦虑，他刚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保守向开放、向全球化进程迈进的时期，有着转型一代典型的精神处境。犹豫不决，拖泥带水，既想重新找回在历史中的位置，又不得不接受市场分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角色。感伤是石一枫小说的重要情调。失败者的感伤，历史的失落感，而蒋峰的人物果断，冷酷，游戏人生，不以为然。蒋峰除了爱情感伤，更像一个战士面对市场。他们都试图在网络文学、畅销书包打天下的语境中有所坚守，有所突破。一方面远离粉丝文化的窠臼，抛弃通俗文学，选择严肃文学， 一方面努力创造新的中国想象。 蒋峰选择了故事。石一枫聚焦现实。石一枫意识到了历史的力量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 “人从刚一出生，就像蒙着眼睛走夜路，谁知道历史的潮流会把你带到哪个沟里去，但是眼界一开，似乎也有了主动地思索自己以及别人生活的能力。这是一种虚幻的掌控感。”[8] 贺绍俊在《不许眨眼》一书的封底的推荐语中说，“他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去处理崇高，而不是否定崇高；他用一种民主的方式去迎接英雄，而不是颠覆英雄。”[9] 与茅盾、老舍一样，石一枫的意图是建设性的。他想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社会改造。“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一项有关价值观的工作。当被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世俗层面的价值观不那么善良，不那么符合人性的时候，也就是文学的入场之时。它退则可以为人们提供精神的偏安一隅，进则可以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尽管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已经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0] 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蒋峰和石一枫早期都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粉丝，都有模仿自己喜爱的作家的过程。西方影响在当下作家中是普遍现象。我曾随机问过几位年轻作家，谁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得到的答案不约而同都是，卡佛。越往后，蒋峰和石一枫的方向有了不同。石一枫对西方现代经典的质疑越来越大，“翻译过外国小说，我对于所谓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指导意义更加怀疑了”[11]。 石一枫说过，他已出版的5部长篇，都是“自我训练，自我准备”“为以后更有分量的作品做铺垫”。他在找感觉，找方向。蒋峰的重点放在故事的完美上，他在一个创作谈中说，“我有开头选择恐惧症。一个故事从哪句话下手，从人物的哪个状态，高位俯拍还是低位仰拍？这些都会令我焦虑……每一部作品，长篇及短篇，开始阶段我都会写上5个10000多字的开头，仔细想想哪条路更适合我走下去。”[12] 石一枫的现实三部曲说明，他找到了自己道路，那就是向传统取法，写社会问题，致敬现实主义。谈到《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创作，石一枫说：“最大的经验就是能把个人叙述的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不能仅限于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风格而风格地玩儿技巧。”[13] 质疑西方的同时，回到中国现代“传统”，这是石一枫明确的努力方向，反潮流意味十足。1990年代以来，沈从文、张爱玲一类的作家成为年轻作家的座上常客，而茅盾、老舍早就被打入了冷宫。这当然和哈佛教授夏自清的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座次有关，但也与市场化、全球化时代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灌输密切相连。人们已经失去了总体性的冲动和把握大历史的愿望，写出“真实”的个人，成为几代作家垄断性的心理。很少有人再会像柳青、赵树理、茅盾那样去把握时代整体。人们似乎在潜意识中确立了这样两个公式： 茅盾=总体=阶级论=陈旧=虚假， 张爱玲=个人=人性论=新鲜=真实 我相信，在相当多的年轻作家中，在70后、80后、90后作家心目中，认同这样的公式。 石一枫试图推翻这个公式，重新导入社会总体的新参数。向中国现代文学老派的创作方法借力，老老实实“刻画出一个让读者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号’的人物”，他知道“这样的创作观念很传统，在许多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中曾经行之有效”。“ 也就是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我坚持把《特别能战斗》里面的苗秀华呈现了出来。”[14] “我文学的观念这几年变得越来越传统了……我觉得现实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永远有活力，但想要让现实主义焕发出他应有的光芒，这个难度太大了。”[15] 不迷信西方现代主义经典，向中国传统老派借鉴，反映了石一枫对小说性质、功能、价值以及创作方法的一系列思考。在中西写法之间玩跷跷板游戏的纠结在他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思考中国的难度。“也正像你说过的茅盾的传统一样，我在这篇小说里有意识地梳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人物命运变化、阶层变化和社会经济变化。……我也希望能把这种写作的思路延续下去。如果说进行调整，我希望克服的是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是如何讲出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而非空洞、没有意义的‘普世的故事’？第二就涉及到另外两个对我触动很大的外国作家了，一个是毛姆，一个是雨果。毛姆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精，他总是能洞若观火地洞悉人物的特质，对社会和人性做出聪明绝顶的判断。如果只看毛姆的小说，会觉得毛姆把一个作家应该施展的才华施展得淋漓尽致。但如果把毛姆和雨果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境界上真是差着一个档次，雨果已经不局限于作家了，他几乎是一个圣徒。 《悲惨世界》 写得再啰嗦再生硬，那种境界也不是《月亮和六便士》能比拟的。这样的差别我能够看到，但我可能永远也迈不过去，跟一只扒着窗台窜不进屋里的猫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自己的写作也是灰心失望的，从骨子里有一种悲观和自我鄙夷。” 从新技术主义走向新现实主义 石一枫与蒋峰的写作比较表明，两代作家正在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阴影下突围，一部分转向现实，一部分转向传奇。一部分转向思想，一部分转向技术。这种转向同，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调用上。石一枫《特别能战斗》和蒋峰《翻案》是两个代表性文本。《特别能战斗》旨在反思当代“闹事”的性格与“文革”的联系，是深刻的历史反思。《翻案》在于抽空历史的具体内涵，思考命运的哲学含义。《翻案》中的国民党警察局长薛至武，为什么能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小说并没有给予交待。历史最终又让位于偶然性。许佳明命该如此，房芳命该如此，于勒命该如此。这和安小男的抗争，陈金芳的抗争，苗秀华的抗争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并非源于写作技术或者追求风格的不同，而是源于思想的不同。 石一枫思考社会，蒋峰思考小说。面对年轻一代的失败，蒋峰是绝望的，石一枫则留有希望。石一枫的思想力量表现在不服输、不认输。他要挑战时代的主流意识，那就是安小男对李牧光的胜利，苗秀华对单位、对物业的胜利，尽管这些胜利道德上可疑，有精神瑕疵，但迈出了积极抗争的一步。抗争而不是认同，是我们时代最稀缺也最宝贵的品质。这个小说的能动性、创造性溢于字里行间，在弥漫当下小说的悲观气息之外，平添了一种昂扬气息。这种气息，我在红日《报道》、刘洋《单孔衍射》、宋小词《开屏》等作品里看到了。“《地球之眼》止住了失败者叙事对绝望沮丧情绪的宣泄，并提醒着我们：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个体不是只能悲观绝望地等待宿命的抉择，我们还拥有主动选择的权利。……我们都是一些孱弱无力的蝼蚁，但通过某种阴差阳错的方式，蝼蚁也能钻过现实厚重的铠甲缝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16] 注释 [1] 霍艳：《面向自我的抒情乐章》，见《聚焦文学新力量》，第2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 [2] 霍艳：《面向自我的抒情乐章》，见《聚焦文学新力量》，第2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 [3] 刘复生：《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第23页，昆仑出版社2013年1月版。 [4] 刘复生《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第28页，昆仑出版社2013年1月版。 [5] -李云雷：《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文艺报》2016 年3 月25日。 [6] 蒋峰：《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第2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7] 李云雷《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文艺报》，2016 年3 月25日。 [8] 石一枫：《不许眨眼》后记，300页，陕西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 [9] 石一枫：《不许眨眼》封底推荐语，陕西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 [10] 石一枫：《不许眨眼》后记，301页，陕西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 [11] 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创作与评论》，2015年5期。 [12] 蒋峰：《永远不要从开头写起》，《文艺报》，2013年10月26日。 [13] 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创作与评论》，2015年5期。 [14] 石一枫：《关于〈特别能战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年5期。 [15] 李云雷、石一枫：《创作与评论》2015年10期。 [16] 曾于里：《超越“失败者叙事”》，《文学报》，2016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