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3年泰州市文联有意识地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论证“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存在及其发展规律以来，这一概念正在日益获得人们的关注。我在这里只就“里下河诗歌群体”这一现象，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
    严格地说，里下河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有了高邮的汪曾祺，以及三泰地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的出现，就使得这一话题有了较大的可议性。泰州文联已经组织出版了小说和散文丛书，诗歌丛书也即将问世，我趁这个机会议一下对诗歌的看法，也算是恰逢其时吧。
    我想首先说明一个观点，在我谈及这个诗歌群体时，其中一部分人是既出生在里下河地区又至今还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最典型的像庞余亮、崔益稳、翟明、金倜、王垄、王干荣、王玉清等人，因此他们的诗从乡土意义上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我们评价诗的标准并不以此为“惟一”，这些诗人的成就和影响还有大小的区别。还有一些诗人虽然在此出生或工作过，但后来又离开而到别的地区了，但他们的诗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里下河地域的痕迹。像子川、丁捷、沈浩波、汪向荣，就属于这一类诗人。最后涉及的较多的诗人，从老一辈的沙白到至今活跃在诗坛上的中年诗人，他们包含了盐城、南通、扬州等地的诗歌中坚力量。像小海、姜桦、义海等人，把他们列入里下河诗人群，是否存在“扩大化”的倾向？的确，从狭义的里下河流域看，他们无论从出生地点和工作领域，都不在里下河范围，但是，我们不妨从“泛里下河”的意义上来考察这种文学现象。首先，从苏北平原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互相交流的普泛性考察，我们看到许多诗人在表现这一领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譬如老诗人沙白笔下的田园风光，和子川、小海、姜桦、义海等人所表现的一些乡土风情，同庞余亮、崔益稳等人诗中传达的景观与风俗，总体上都给人以相似性的感受。而且这种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必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而逐步地扩大着和紧密着。这正是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里下河”不过是它们的特征性指称，不必拘泥于它们的地域性涵盖。其次，对于诗人们的创作倾向而言，这个概念的提出不应该是一种拘束，而应当看成是在某一地域内倡导多样性追求的标志。我们曾经有过“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的界定，但是似乎由于对这些“派”的界定有点狭隘而使得一些代表性人物辞世后而终于难以为继。如果“里下河文学流派”得以成立并被认可，它需要在汪曾祺以降的众多作家和诗人中，寻找到一种共同的精神资源和美学追求，否则很难不遭遇同样的命运。自然，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可能对此“一锤定音”，我们需要通过众多作家和诗人的共同努力来探索一条正常健康的传承的道路。
    以上所说的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看法。作为对一种诗歌现象的界定，我想还是应当对它们的总体特征作些简略的描述。下面就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就我认为的最典型的“里下河诗群”的诗人说一下感受。我曾经在高邮生活过15年，对于高邮、宝应、兴化和三泰地区的人有过较多接触。所以谈他们的诗常常会产生如见故人的感受。子川的诗是我更为熟悉的，我对他的《小火轮》《二胡曲》等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为他写过多篇评论，此处不再谈及。需要重点说的是庞余亮、崔益稳，他们二人的诗，前者有较多的艺术表现手段。他从一个相当典型的抒情诗人而逐步走向对生活的冷静描述，在日常记叙中透视到生活底层中冷性的美和麻木的悲，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变化和提升。限于篇幅，不作详论。这里引一首他的诗《芋艿堆》为例：“在一大堆一大堆芋艿前/想哭一场的人/久久地望着天空//地球还在空中转动/河水向东/一大堆又一大堆新挖出的芋艿/一声不吭地/坐在院落里/半院的月光忍着//一声狗吠，谁家的狗？/堆在高处的芋艿就老实地滚了下来/且滚个不停”。从这种冷静描述的生活画面中，人们看到的和体验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与虚幻呢？庞余亮的最大优点和特色，就是这种虚与实的并存结构。这是不是一种人生的深层体察呢？至于崔益稳，他的诗的语感和调侃，特别让人感受到一种对生活的贴近和亲切。还有，他特有的观察力，在貌似轻松的语气里隐藏着尖锐的反讽。他的《模仿母亲喊魂》，好像是一种“戏仿”，其实矛盾直指令人忧虑的现实生存状态：“如今母亲追随祖先去了/失去的魂一不注意变成鬼/那些鬼城取代了朴实的村庄/乡亲们变成安置区鬼人/则闲庭信步云端高楼/灯红酒绿间挥舞的筷子/疯狂比画失衡的生活节奏//母亲母亲，您不回应/我总是心慌/要杀死所剩无几的亲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模仿您/在肾衰的村子间，喊魂”。崔益稳大量的诗语中呈现的那种急促、连绵、冷笑中的机智和幽默，使我联想到一些朋友那种音容笑貌，这或许也是三泰地区人们的一种精神风貌？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沈浩波，尽管他早已远离故土而生活在首善之区，但他的诗的语言方式仍然流露出典型的“故土味”。一句“我们那儿管这种死法也不叫自杀/就叫‘上吊吊死的’”，就是典型的大白话中对故土的怀念。还有那首《我在你的身上寻找》，似乎也隐含着他的回首与前瞻中的某种微妙心态。
    里下河流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里下河诗群”则是一种精神状态和追求取向。所以我们把包括盐城、南通、扬州等地的诗人纳入这个诗群。诗人对于自然景观的感受，会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进展而所感所思不同，恰恰标志着诗同时代风尚和社会习气有着不可分离的关联。沙白笔下的田园风光，同当下诗人所写的风貌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所关注的则是诗人进入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以对大自然的书写而言，既往的诗人大多追求的是对自然美的呈现，对物我合一境界的融入。而现代诗人，在融入的方式上则渗透着现代感的生命意识。姜桦是一个写了许多有关滩涂诗歌的诗人，但是他却写下《滩涂，没有一首诗是我写的》。这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在表达另一种对大自然的尊重的方式。他声称：“写出这些诗的，是大海、天空、草地、太阳星星的尾巴/是芦苇、水杉、盐蒿草、大米草、一只只飞鸟翅膀上的云/是丹顶鹤、灰鹤、长白鹭、震旦鸦雀和‘四不象’的野麋鹿/一群人，搬云运雨，身影渐渐隐进晚风中的地平线/一群鸟，飞翔，奔跑，姿态和速度各不相同/有关滩涂的诗句，长长短短、交错不齐”。诗人在这些诗行中寄托着他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感恩。在众多以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为荣的人们眼里，“万物皆备于我”，他的任务就是为了满足贪婪欲望而不择手段。姜桦则把一切归功于大自然的恩赐。由此而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价值观。我想，作为诗人，姜桦无疑是令人尊重的。
    丁捷是一个栖身于小说、影视和诗歌三界的多面手，他的长诗《苍茫之歌》，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泛里下河”的诗歌意识。他对“故土苍茫”的感叹，是把“苏北，我们的老父亲”作为主旋曲来讴歌的。苏北有辽阔无垠的大地，当诗人面对这一切而抒发内心积郁时，我们似乎可以从他身上读出一种“苏北意识”的诗歌形态。
    应该说，地域性绝不是诗人身上的惟一标志，所以在这个诗歌群落中，我们依然观察到一些诗人独到眼光的呈现。翟明是一个写诗很少却对诗情有独钟的诗人。他主持的《泰州晚报》每周都有诗歌专版，这在全国恐怕是惟一的。他写的诗也证明了他是有慧眼诗心的。且看《木屋》：“你把吃剩的鸟骨/掷弃一旁/我在桌子的一端/回忆彩色的翅膀//你很好的味口/使鸟影急剧消失/没有歌声的森林/比墓地还要荒凉//如豆的灯火/在墙上无数倍放大/你的猎枪/我瑟缩成鸟，时刻提防/被一颗子弹运走//静寂中/墙角的高压锅/悄悄膨胀”。他的诗大都很短而意味隽永。这首《木屋》所氤氲和烘托的恐怖感，使人读来有点毛骨悚然的味道，此味道非彼“味口”也。
    庄晓明、汪向荣、布兰臣是当下活跃在扬州诗坛的诗人。他们虽然同处一地，而诗歌的艺术追求各不相同。庄晓明在哲思中呈现出某种“复古”的倾向，体现他在对古典诗歌向传统的回顾的同时，试图追求一种把现代意识贯穿其间并有所提升的艺术理想；汪向荣则是曾经活跃在1980年代的诗人，如今重返诗坛，步入中年而锐气未衰，他诗中那种爱憎分明的精神取向，最为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语言气度中；而布兰臣则是近年涌现出来的新秀，他的语言陈述中隐藏着一种奇诡的想象，以及对思绪的迷宫般的呈现预示着他未来的发展空间。
    以上是对于我认为属于里下河诗歌群体中一部分诗人的简略评介，显然无法全面地展现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我在前面谈过，作为一种诗歌群体，他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以“里下河”的地域性命名，则尚属于探讨研究的话题。历史上对某一种文学命名是否能够成立，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对里下河诗歌群体的认定，也尚属于在探讨研究之中。如何命名一种诗歌现象，也许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艺术追求。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用“存在着并生长着”来加以表述，正是想以此表达我对这一诗歌群体的认知和肯定。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诗歌现象，而它们生长着的状态，则是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我提出这个观点，目的在于吸引更多诗歌评论家的注意，以便在不同观点的争辩中使这种诗歌现象获得更为明确和科学的认定。如果这种初衷得以实现，也算是达到了抛砖引玉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