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之 郭澄清
    体察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否按照美的规律营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或直接访问作家并与之倾心交谈，或查阅背景材料以了解其创作语境、心境与潜在动机；然而最重要的渠道莫过于走进其文本世界，以自己的艺术灵感去触摸去发现作品里所蕴含的真善美及其以何种美的形式表现的，随后作出接受主体的或肯定或否定的审美判断。我是通过阅读郭澄清的短篇小说这条途径，走进了作家的心灵，进入他创造的艺术世界，并与小说中一个个鲜活人物进行近距离的对话；以我对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去对照小说所反映出的农村生活经验，既产生了一定的审美对位效应又生发出一些陌生感。当我从小说艺术世界化出后，对郭澄清其人其文则形成这样一个总体认识：作家富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崇高的真善美理想以及深沉的乡土情结，并能按照美的规律将其人文情怀、理想和情结物化为小说审美文本；正是通过小说审美形式营构了作家想象的以农村为舞台的艺术王国，描绘出以农民为主体的具有真善美特点的人物谱系，所体现出的“艺术的精神就是力求用词句、色彩、声音把您心中所有的美好东西，把人身上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高尚的、自豪的、优美的东西”（高尔基《文学书简》）都刻画出来。这应是郭澄清短篇小说取得的不朽美学价值所在。
    一
    郭澄清并非“风派”作家，东风来了跟着东风走，西风来了随着西风跑，而是有着坚定政治方向、独立思想意识、独特审美取向，故而面对极左思潮的猛烈冲击，依然遵循美的规律创造小说，没有使自己的文学变成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武器，成为播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是难能可贵的。从历史背景察之，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几乎都创作于1962年到1965年之间，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围绕1962年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命题形成的，既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在1965年出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作为“文革”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运作方式基本形成。但是创作并发表于这种极左政治思潮为主导的文化语境下的郭澄清短篇小说，却呈现出另一番现实的又是审美的境界，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异质相对的农村叙事话语。在郭澄清营造的小说世界里，既嗅不到农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激烈搏斗的所谓“阶级斗争”气息，又见不到“地富反坏右”各号敌人疯狂捣乱的气焰，也觉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蠢蠢欲动，更察不出所谓的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小说再现的鲁北平原的广大农村，虽然不是“莺歌燕舞”、“万象更新”的繁荣局面，但至少被所谓“三面红旗”毁坏的生产力有所恢复、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社员精神面貌有所改观，初显“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善而友好。如果承认郭澄清对农村形势的认识与把握是正确的，他对农民人生的感受和体察是深切的，他的小说反映了农村的本质真实；那么就应该肯定郭澄清小说的农村叙事在客观上反拨了主流阶级话语对当时农村形势和阶级关系的错误估量和主观判断。这并非说郭澄清当时已具有明辨秋毫的政治敏锐和颇具远见的政治卓识，不过可以看出作家富有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良知，不仅敢于坚持对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人际关系的独特感知和乐观思考，并且勇于拒斥错误潮流的干扰而遵循“美的规律”去表现对家乡的深情感受和人文关怀，这也许就是作家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和高明的创作策略。
    进入作家审美视野的鲁北农村经过调整后的“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似乎已止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已变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自留地的存在表明已照顾到农民个人利益；体制的调整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除了个别作品，如《三访某大娘》（1965.8），尚可嗅到阶级斗争气息和见到刀光剑影以外，大部分小说的农村叙事则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友好相待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中则充满了乡情、亲情乃至爱情的人情味，透露出作家以人文情怀对农村人际关系的深切感受和以人道原则对人际关怀的新理解。小说《马家店》(1963.2)、《公社书记》(1963. 11)等就是这种人际关系的缩影。《马家店》写一个“乡村小店”，南来北往的旅客汇聚于此，这是窥视农村变化的绝佳窗口，既可以见到农民精神面貌向善向美的特征；又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功利的而更重要的是助人为乐、为他人排忧解难，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安，莫算小账谋小利，一言以蔽之，“马家店”虽小，却寄寓着一种源于乡土儒家文化传统的“仁者，爱人”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公社书记》所展示的不是“救世主”与教民的关系，而是“公仆”与社员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透射出一种质朴浓厚的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并与人民心贴心、心连心的人文关爱；《黑掌柜》(1962.8)描绘的人生图画所显示的是一种互尊互信、爱人爱己的人际关系；《茶坊嫂》(1962. 11)以茶坊为活动中心，在农民的言谈行为中，揭示出友爱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借兵》( 1961. 12)通过修水渠到邻村“借兵”所引起“误会”的叙说，表现出村帮村、队帮队的相互支持共谋发展的友好关系；《老邮差》(1963.6)通过老邮差与群众百姓广泛接触和深入联系的描写，从中可以感受到鲁北农村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真挚淳朴的感情。总之，郭澄清以简洁精巧的彩笔所描绘的鲁北农村，是一个洋溢着诚与爱的人文精神的和谐的艺术王国。
    这个艺术王国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作家的确以写实的笔触忠诚地描绘出他对家乡农村现实的真实感受和独特认知，也许这就是他深入农村现场所获得的实感真知。正如他所说的：“当时，我正在农村工作，这数不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时刻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使我精神振奋，心血沸腾，午不能休，夜不能眠，于是我便抓紧工作之余，提笔展纸，学写文章。"读其小说足可印证作家这种创作心态的表述是极其真诚的，而这种真诚的感受反过来又印证了小说艺术王国的构成是有客观真实作为根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说，郭澄清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严正的现实风格。说它是想象的，是因为作家在体验现实感受现实时揉进了自己的价值理想和审美追求，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对现实人生进行了审美选择，将那些吻合创作主体审美理想的生活形象或现实真相纳入艺术构思，这就使作家描绘的农村家园富有鲜明的理想色彩。况且，“‘五四’以来写实文学的真精神就在它有一定的政治思想为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为指针”。因为“写实之中，包含有理想（不是空想、幻想、妄想）的成分”，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写实主义文本不同于“五四”以前写实作品的“根源”所在。（茅盾：《浪漫的与写实的》）诚然，在人生现实里既有真善美也藏有假恶丑，郭澄清所面对的合作化后的农村现实概莫能外；作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进行选择，这是创作的起码自由。郭澄清着重选择了前者而舍弃了后者，这是无可非议的；即使郭氏有的小说把两者合起来写也是“把优美的东西和庸俗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把高深的东西和卑下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把柔和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并列在一起”，并通过两厢对照以前者“嘲笑”或“消灭”后者（高尔基：《文学书简》）。这就是郭澄清短篇小说所富有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二
    在郭澄清以鲁北农村为活动平台所营构的艺术王国里，通过人与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或自然关系乃至自身的关系，来发掘人性美、人情美和心灵美，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谱系。而进入这个谱系的人物既没有浩然小说中那类“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又没有赵树理笔下的“中间人物”，乃是一群扎根于鲁北大地的质朴而平实、诚信而善良的普通人，尽管他们在公社或生产队这种体制里扮演着不同角色，但都处于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的平等地位，都要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获取物质的或精神的生存发展需求，既没有不劳而获的寄生者也没有贪污腐化的蛀虫，在新的生产关系或人际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为集体、集体为”我则是其共有的精神特征。
    作者笔下的公社书记或村支部书记，没有依据主流话语的制导将其写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有把他们写成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小官僚，更没有把他们写成只会“突出政治”不能实干的“空头政治家”；所刻画出的基层干部都是些脚踏实地、真抓苦干的“人民公仆”形象，与广大社员在生产劳动中完全打成一片，急社员之所急，想社员之所想，没有丝毫的特权和官架子，真正是老百姓信得过的带头人。公社项书记（《公社书记》）就是这样的踏踏实实为百姓服务的公仆形象。小说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抓住一些生动细节，由外貌到内心刻画了项书记的感人形象：他忙得连衣服也没有时间洗，成天价与全社百姓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向实践学习向百姓学习，在劳动中研究生产指导生产，深入工作第一线，“南去准扛猎枪，北去准背粪筐”，用猎枪顺手打兔子送给敬老院，拾满粪筐倒进生产队大田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个勤政廉洁、真抓实干的好干部；论本事老项“锄杆”、“枪杆”、“笔杆”全能行，既能言传身教地带领社员切切实实地搞生产，又能虚心拜老农为师遵循规律指导农业生产，他走到哪里就劳动到哪里，与百姓从作风到感情交融在一起，群众见他不论大人小孩都直呼“老项”而不称“项书记”。这虽然是个称呼却反映出“书记”与百姓心连心，均是平等的“人”。郭澄清的小说世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感人的典型形象。《黑掌柜》(1962.8)以巧妙的构思即借用检举黑掌柜贪污而组织派“我”去查实所造成的悬念及我在调查中的感受，用丰富的细节塑造一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困难时期工作在农村供销社的基层财贸干部。虽然他的职责范围与公社项书记不同，但同样业务熟练，勤勤恳恳，认真务实，一丝不苟，忠诚坦荡，爱民敬业，廉洁奉公，不计得失；而这些优秀品格完全溶解于典型细节的描写中，活灵活现，亲切感人。这是郭澄清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奉献的至今仍有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的动人形象。
    老一代农民在郭澄清的精心打造下，闪烁出新的性格光辉，焕发出诱人的人性美。从他们身上再也见不到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和精神奴役创伤，也见不到《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老一代农民面对凶残日寇亮剑出鞘的英雄壮举；所见到的是在和平时期的日常叙事中表现出的人性美。不论有着火热心肠的马五爷（《马家店》）、凡事爱琢磨的孟琢磨（《孟琢磨》1964.9）、“面冷腹热”的方方爷（《蹩拉气》1932.4）、“只认共产党这门亲”的石再仁（《石再仁》1963,9）、爱社如家的李二叔（《李二叔》1963.5）、“社迷”高大(《社迷》1963.2)等，都是生于这片土地长于这片土地，性格像土地一样的朴素厚实，可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更新了老一代农民的性格风貌。给财主当过雇工的马五爷在农村路边开家小店，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雨都是自主经营，照当时的极左观点像马五爷这种人应是“冒资本主义小尖”的单干暴发户，必须批判之；然而他在作家视野里却是一个真心实意为旅客着想的店主。为了替旅客服好务，“木匠活、铁匠活、修车子、钉马掌、给牲口治病、摸胳臂拿腿”他都会；凡是出门爱闹的病，如“中暑啦、伤风啦、闹痢疾啦、冰伤啦、肚疼啦、腿上起了血泡啦”等，“他都用偏方给你治”，既不收小费又不额外索取，这是一位好心实意、仔细周到为旅客服务的老店主。开小店本属私人经营，店主没有谋利之心在当下人眼里是不可理解的，但马五爷却以爱人之心抵制或克服了私欲发作，并以爱人利人之心对待广大旅客，使思想境界升华了，心灵崇高了，这正体现了作家特有的审美取向，也让马五爷的形象闪烁出人文之光。石再仁是个实在的人，作家抓住“实在”这一个性格特征刻画出栩栩如生的生产队饲养员的动人形象。虽然小说所运用的是当时习见的新旧社会对比的叙事模式，但重心却将石再仁这个人物置于“时代变了，世道变了，天地间一切的一切都变了”的现实语境下进行刻画，把他塑造为“人越老，觉悟越高，爱社、爱队、爱集体，成了全村人人尊敬的人物”，“唯独他那脾性，一如既往，还是个实在人”。他的“实在”不只表现在喂养牲口、使用牲口以及对待队里的一切事情的格外叫真，丝毫也马虎不得、迁就不得上；更表现在他的心眼太“实在”，只要见到谁“和集体三心二意，处处想占队的便宜”即使是“姐夫”也是“六亲不认”上，原则归原则，亲情归亲情。这并非说石再仁这个人物没有“人情味”，而他表现出的人情不是那种去讨好或姑息损害集体利益人的“人情”，而是视集体利益如命的“人情”。这种人情比那种不讲原则的人情要高尚得多，正显示出石再仁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已接近至善至美的高度。“社迷”高大是个“五十挂零”的老农民，用他老伴儿的话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死庄稼汉子"，作家以社迷的“嘴”、“腿”、“耳”、“眼”、“手”作为章目从不同的角度来刻画“社迷”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既展示他朴实厚道、幽默风趣的面貌又揭示出他一心扑在集体上、爱社如命的思想灵魂，艺术细节的成功运用把“社迷”的性格美与人性善以及鲜明个性烘托得淋漓尽致。
    郭澄清小说人物谱系中的女性形象也刻画得相当生动感人。《茶坊嫂》(1962.11)以农村集场为背景把人物的所作所为都聚焦于“茶坊”这一典型环境，使茶坊嫂的性格放射出了耀目的光彩。她在集场开茶坊并非以赢利为目的，是一位众口赞颂的“好心人”。这种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论她的外貌美或内心美都极为真切地打上那个地域那个年代的烙印；不过茶坊嫂那颗金子般的心及其所呈现出的勤劳、善良、热情、好客、开朗、豁达的性格特征，既是对我国农村劳动妇女传统优秀品格的弘扬又是超越时代、地域限制而散发出普遍的人性美。也许在女权主义者眼里，她不是个值得称道的真正的现代女性，因为她尚未从男人世界里走出来，没有获得女人的性别意识；但是在我看来，郭澄清笔下的茶坊嫂在自由洒脱的劳动中充分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也体现出一个农村妇女获得政治、经济解放后的自身价值和尊严，见不到“男权”对她的束缚或伤害。女青年燕子（《虎子》，1962.8）是生产队长，她性格中的真善美的素质是在抗旱、抗洪的实践中锻造并表现的；女青年春儿（《春儿》1962. 11）是生产队的技术员，她的虚心好学、苦钻技术、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在农业技术变革实践中刻画并展示出来的。虽然这些女青年形象并不是很丰满，但却是具有新思想风貌的女性形象，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只顾埋头苦干、学技术搞生产而不知“抬头看路”所谓迷失路线斗争政治方向的优秀女青年，作家没有故意地给她们身上涂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色彩。
    郭澄清遵循“美的规律”在小说文本中所塑造的人物谱系，表现了在历史的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中国农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和锐意进取、务实求新的现代精神，尤其以人性美、人情美为特征的新人文精神在小说中得到较充分的显现。小说通过刻画各种普通人的形象，所追求的真善美既是“人的一般本性”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深层次的人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性的最集中的表现，是人追求真善美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
    郭澄清短篇小说最可贵最有价值的就是：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是乡村农业战线、财贸战线、科技战线的普通劳动者，不论公社书记、生产队长、饲养员、保管员、技术员还是财贸干部、客店店主，男男女女、婶婶嫂嫂甚至少年儿童，无不热爱劳动忠诚劳动，他们身上蕴含的真善美品格及其深层的“本质力量”几乎都是通过诚实的生产劳动活动体现出来的，使“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创造了真善美的真理在人物形象谱系中得到生动有力的印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郭澄清小说王国所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都与生产劳动关系联系在一起，虽然个别小说写历史记忆或战争记忆，也只是触及到阶级的民族的敌对斗争，绝大部分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小说则见不到主流话语所臆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现实阶级关系，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围绕“劳动生产”展开的，是在劳动中形成了干部与群众、人与生产、人与科技、人与人化自然、队长与社员、男人与女人、进步的与落后的等错综交叉的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既在劳动中发生冲突又通过生产劳动实践或科技劳动实践得到解决，每个人物形象身上的真善美特点，几乎都是在这种种关系中得以刻画与突现，所谓的现实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人的本质是劳动”这一真理判断的逻辑演绎，同样亦从劳动实践中呈示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是现代“人学”的佳构。
    任何富有典型审美意义的人物形象既有现实性又有超越性，所谓现实性是源于人物生存发展的现实生态环境，其性格特征或精神风貌甚至行为模式都深深烙上现实的印记或带上浓重的现场色彩；所谓超越性主要指人物性格内涵里蕴含的与人类本质特征相通的东西。郭澄清小说中的形象可以说是现实性与超越性兼而具之的，上述已对其性格中的真善美的超越性有所涉及，这里着重探讨一下人物身上的现实性。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公社里的人，他们都与人民公社体制联系在一起，即均是公社体制内培养成长或生存活动的人物；所以肯定这些人物形象是否也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赞美这些人物形象是否也是在赞美人民公社的历史呢？这是不可回避也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其一，人民公社体制已成了历史，它作为社会主义特定阶段的一种农村经济变革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存体制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这作为一个遗留历史问题需进行长期研究；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郭澄清创作小说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民公社”进行了不少调整，那股乌托邦的“共产风”已遭到强烈抵制，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伴随的另一种声音是：“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7.7)，《邓小平文选》）在农村起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使调整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有利于人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也许这就是郭澄清所感受到的农村社会的新语境新景观，并把它作为人物形象刻画的特定的典型环境。其二，没有虚构想象就没有艺术真实，其艺术构思中所出现的公社、生产队及其生存于其中的百姓群众是经过审美选择和艺术化处理的，既不是现场已有的原生态又不是主观化的编造，是创作主体想象中来自原生态又超出原生态的艺术形象，使人物身上既富有强烈的现实真实感又具有浓烈的审美艺术感。所以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突破乌托邦人民公社或调整后人民公社这一客体环境下的局限，在营造的艺术王国里获得了更多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超越性，致使我们当下人与小说人物对话也能产生一种亲切的心灵感应。
    三
    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虽然缺乏鲁迅短篇小说的难以逾越的人性深度和高超艺术，也缺乏赵树理短篇小说的“政治问题意识”；但他的小说却在语言艺术上承传了鲁迅小说语言的精练简洁风格以及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流畅明快，即使鲁迅《阿Q正传》、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所戏仿的章回小说体也在郭澄清小说体式上得到运用（如《小八将》《铁头和骆驼的故事》《社迷》等）。直接对郭澄清短篇小说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也许是孙犁。孙犁曾说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卫道士”，并在《文学与生活的路》中主张文学的政治倾向“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之中”；据此他在小说创作中竭力开掘生活之美与人性美，热心于美的形象和美的境界的创造，追求真实之景与虚拟之景的和谐统一。郭澄清的小说创作不仅弘扬了孙犁追求真善美的文学传统，而且也承续了孙犁小说所蕴含的中华民族艺术的乐感精神传统。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乐感精神源于道家的“天人合一”，主要表现为乐天知命、静虚达观、中庸温和，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王士祯的“神韵说”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等，大都体现了乐感艺术精神。孙犁对传统文化乐感精神的继承，是建立在批判其乐天知命、逃避现实等消极思想因素的基础上，着重汲取其积极因素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相融合，以期达到对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发掘与播扬。郭澄清短篇小说所体现出的明朗乐观基调和浓郁乐感精神是与孙犁小说的乐感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因此，当下的文学评论者或文学史家，在肯定孙犁小说的美学价值时切莫忘记山东文坛曾有位小说名家郭澄清，在确立郭澄清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时切莫忘记回观河北文苑独具风姿的文学家孙犁，两者比较更容易显示出他们独特的文学史地位与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