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荒”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与“破天荒”作同样解释，“借指事物第一次出现”。侗族老作家袁仁琮选用这样一个词汇来作书名，必定有其特殊的考虑。当我阅读完这部100万字的长篇巨著后，我对作者的良苦用心有了深切的体会。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新中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们的老百姓又经历了多少历史风云？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出现在老百姓面前，让人们或疑虑、或激动、或彷徨、或疯狂。作者用非常真实、生动和细腻的笔触，从偏远的贵州侗族山区的一个角落入手，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史诗般的文学记录。
    袁仁琮在“自序”中写到，“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则是我这60多年经历的回味与咀嚼”。书中的主要人物龙文冔身上，就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中国人民走到今天不容易”，既是作者积70余年人生经历而得出的最深刻的人生体验，也是作者要通过作品告诉读者的最真切的识世格言。在这30年间，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一个民族经历了沧桑翻覆的重大历史曲折。一直以为我们民族是沿着一条光明大道奋力前行的人们，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原来我们是走了一条曲折的路。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袁仁琮这一代对于社会政治的动荡、生活的跌宕起伏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以及在那种动乱年月中人的本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认知，有着现在在平静岁月里长大的年轻一代永远无法体验的深刻和透彻。因此，袁仁琮怀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如椽的巨笔，创作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30年的沧桑风云。
    这部小说是作者对这30年历史进程和个人记忆的文学描述。故事的发生地是者砻村，距离最近的乡镇玉田镇还有28里，而玉田距离县城还有40多里。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侗族村民们分散居住在大山的各个角落，以农猎为生，过着与世无争、淳朴简单的生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种种社会政治风云漩涡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遥远的风闻与传说。他们虽然憎恨欺压百姓的旧政权的官僚和爪牙，但是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也不了解，对所有的“官家”怀着一种天然的排斥与戒备。所以解放初期，当地的侗族百姓并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而是回避躲闪，暗中观察。是共产党的干部和解放军保护人民群众、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为贫苦农民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唤醒了侗族百姓的心，使他们一步一步跟着共产党，走上了建设自己新家园的道路。这个变化的过程，在《破荒》第一卷《太阳从西边出来》中有着令人信服的详尽描写。是党和人民政府让解放初期的侗族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具有了崇高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尔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农业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还是大炼钢铁、办集体食堂，侗族群众虽然心有疑虑，还是积极组织参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侗族百姓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波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岁月峥嵘，侗家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做人的根本信念没有变，他们在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又迈向新的征程。30年的曲曲折折，我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挣扎、奋斗和崛起，都在袁仁琮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中得到了真实、详尽而生动的再现。
    《破荒》时间跨度大，涉及社会生活方面广，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人物上百，形形色色”。他们都在命运的洪流中，或奋起，或沉沦，都以自己的方式，与社会潮流去周旋，去追随，去抗争。在作者精心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三位人物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是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劳令、乡村士绅布根和老铁匠布劳兆。
    劳令是从偏僻贫穷的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孩子，始终坚持理想是他有别于其他同龄学子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他身上集聚了侗家儿女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正直善良的人生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劳令才能一直从小学念到大学，成为侗族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受过冲击，遭受过迫害，也曾经被社会潮流裹挟着走过一段错路，但是当他发现这个潮流远离了自己做人的本分时，他能够毅然止步，尽自己的力量去纠正错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始终没有逾越自己做人的道德底线。人生的种种波折，磨砺了劳令的性格，也成就了劳令心智的成熟和人生胸怀的扩大。劳令的形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风浪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侗族青年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悠久传统的积极向上、勇敢正直、善良勤奋等诸多优秀品质得到了充分体现。
    另一个特别引起我关注的人物形象是始终深受侗家百姓尊敬的乡村士绅布根。布根汉名叫孙立志，其父是晚清秀才，临终时告诫布根：“记住……耕读为本，千万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布根做出了承诺，也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承诺。解放前，布根一是热衷于读书，教过私塾；二是热心助人，寨子里不管哪家有事，只要找到他，没有不伸手的。他常常帮助受冤屈的侗家人打官司，虽然在旧中国官司是屡打屡败。但是输了官司赢了人，四下的百姓都称赞他。解放后，依照政策，布根被划成地主。他自觉交出土地和大房屋，住到狭小的库房里，自觉接受改造，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为坏人伤害而死。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常常是以恶霸地主面目出现的。但是在《破荒》一书中，完全颠覆了原来的写法，塑造了一个乡村绅士的正面形象。它让读者知道了，在中国农村，并不是土地多的人都是坏人，套一句老话说，百姓心里有杆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官方怎么说，侗家百姓们仍然尊称布根为“蒙数根”（侗语布根老师）。被布根收养并为之打工的贫苦孩子李大力，土改时任别人怎么动员也不离开他，与布根情同父子，直到为布根送终。而参与批斗布根的侗族青年，则被自己的父母追打，揪到布根遗体前跪求原谅。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想起《白鹿原》中地主豪绅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相互关系的描写。一个人只要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就会记住他、怀念他。作品通过布根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与周遭社会关系的真实可信的描述，深刻地揭示了侗族民众深明大义、正直真诚、乐善好施、尊师重道的美好情操。
    还有一个是老铁匠布劳兆。这是作者在作品中精心塑造的一个侗家长者的正面形象。布劳兆和布根一样，是者砻村侗族百姓生活中的主心骨。他见识广，认识字，身强力壮，有胆量，当国民党匪兵公然在寨子里酗酒闹事企图强奸少女时，是他果断出手制服了匪兵，使村民避免了一场灾难。对贫苦百姓，他饱含同情，不时施以援手；对朋友的相托，他守诺如金，说到做到；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他心胸豁达，能够以德报怨。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时刻，他毅然将原来在历次运动中多次审查过他怀疑过他的县区领导，隐藏在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作者在布劳兆的身上，几乎融汇了侗家人所有的优良品质，生动地表现了侗家人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的豪气，反映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以及在这种传统秩序中生成的力量。
    法国作家狄德罗说过，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惟有历史的艺术的真实，才能打动人心，才具有真正的永恒的魅力。通读《破荒》这部作品，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品具有的那种高度的艺术真实的张力。作品中众多人物形象各个不同，相互之间又因社会关系的不同构成不同的组群。在种种社会风云中，人与人之间、组群与组群之间，不断演绎着或对立、或抗衡、或帮扶、或暗助甚至解构重组等种种情形，读者正是在这些历史变幻有时甚至是荒诞颠覆的过程中，去感受和体验人物情感的产生、发展、游移、冲突和爆发，去感受和认知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类精神的极端复杂性，去看到我们的社会在历史进程中艰难前行的真实存在，去思索和明晰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目标，并为之奋斗前行。
    袁仁琮是侗族作家，他在作品中对侗族民间风俗风情的描绘是细致入微的。对侗族老人、青年、妇女、少女从外形到心理都进行了不同的刻画，侗族百姓的纯洁质朴、真诚待人、吃苦耐劳、安于天命的品性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真切的表述。在人物语言上，作者讲求个性化，不同的人物依照各自的身份，使用的语言是明显不同的，讲话的语气、语汇和节奏都各有区别，显示出作者在人物语言选择和运用上高超的功力和技巧。作品中大量应用的侗族语言，既有效表现出了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又增加了人物故事发生演化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没有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一种疏离和干扰，而是完美地融合在作品整体的语言风格之中。
    可以这样说，长篇小说《破荒》的问世，是我国当代侗族文学的一大收获。它既是一部贵州侗族山区解放以来前30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史诗，也是中国当代农村30年风云变幻的斑斓长卷。作品建立在高度真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的张力，使读者获得了极佳的审美感受。作品不仅涉及了中国社会种种非凡复杂的阶级矛盾、社会纷争，更深入到社会各种人物的心灵深处，描述了他们在理想和追求的过程中，抑或在利欲、情欲的角逐中最为隐秘的部分，对人性作了深刻地剖析。作者的这番努力，使得这部作品既成为一部贵州侗家山寨30年岁月的“民族秘史”，也是侗家人在时代风云中颠沛成长的“心灵成长史”。读者可以通过这部小说，看到过去岁月的风云际会，审视当今时代的历史潮流，思考我们民族的未来之路，更深刻地去领悟和认识“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的历史结论，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前行的信念，信心百倍地迈向新的征程。
    袁仁琮先生年近八旬，是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勤奋创作的突出代表，他创作了很多中长篇小说，文学成就很高。他的创作涉猎广泛，不论是什么题材，不论塑造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形象，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充满了作者探索生活、探索人生、冲击生活激流的力量。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对文学还充满着非凡的激情，对社会进程和民族未来还有着敏锐独到的思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尊重和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