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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学家留芳学术界的孙毓棠先生，特别强调自己是“半个文学家”。孙先生的学业和事业都在史学方面，可是他“客串”文学的成就仍不容忽视。他是新月派后期最成熟的诗人，深受闻一多诗风的影响，长篇史诗《宝马》是他的代表作，短诗集《海盗船》也颇得赞誉。他对文学的苦恋，从他晚年的两件事上可见一斑:一次他看罢学生的史学论文后，对专业问题没发表意见，却皱着眉头批评论文写得枯燥，少有文采，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还有他在病危时拒绝了弟子要为他编辑史学文集的请求，却嘱托弟子为他编一本诗集，特别告诉了他用过“唐鱼”这个笔名，这是“毓棠”颠倒过来的谐音，可见他对“半个文学家”的钟情。后来弟子遵师嘱，编辑了诗集《宝马与渔夫》，1992年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 孙先生早年曾写过一篇《文学於我只是客串》的短文，把阅读和写作都作为钻研史学以外的一种休闲。对于阅读，他说：“不管是几行诗，几页散文或小说，总觉得好像终日闷暑，到晚间偶然飘来一丝轻淡的风，夹着些花香草香，无限的韵味。”对于写作，他说：“写比读当然多一种痛苦，因为有这一种痛苦才能更深切地感到趣味……斯以成功的心愈薄，所得娱乐的趣味才愈觉得浓厚。”尽管他把这二者都当成专业以外的休闲，可他仍然强调文学家要端正写作态度，不要急于求成，“艺术没有捷径，更不会‘速成’。” 对于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用他的话说，“诗的内容当然比较严重。”或许与他是一位史学家有关，他强调诗人的真诚，诗应该是诗人的人格和思想的表现。写诗时，他的心是赤裸的，无任何掩饰与躲避。“和你晚餐时戴着假面具说客气话时的表演不同，在一首诗歌里的字句音节之间你无法掩饰自己。其实本无须掩饰，因为生在人类的世界里只有笔头上能许可你说坦白真挚的话。在每天的劳作以外，你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也许身边没有可谈的朋友，也许谈不懂，不如不谈；那么把心中的一团抑郁或思绪写在纸上是最好的解脱的方法。” 如果人们承认孙毓棠是位诗人，那么有理由在诗人之上加上“爱国”两个字。这不仅表现在他一系列诗歌创作的主题思想上，还反映在他对民族命运的坚定态度。孙先生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部攻读中国古代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先生当即回国，先在广西、后在西南联大教书。他与闻一多先生是忘年交，两人约定，日寇不除，决不出国。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孙先生与陈寅恪、洪谦、邵循正、沈有鼎等联袂应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之邀做客座研究员，临行前，闻一多于9月11日，在一枚长1.3厘米、高5厘米的玉印边款上，为孙毓棠刻下126字赠言，意味深长：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两位大诗人赤子之心，同仇敌忾，“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表现了诗人与民族共存亡的生死之约和民族气节。“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表现了诗人对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的终极判断。 “半个文学家”却有着“整个文学家”的执著与真诚。真诚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的灵魂。 （作者高深为作家，原鲁迅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