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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组】 “信条”之门 ——读《我的教育信条》有感 “大夏书系”在4月份的“教育经典”里，推出了由罗德红和杨小微老师翻译的杜威系列文章集合而成的书目，取名就叫《我的教育信条》。全书分为“教育心理”、“教育哲学”和“教育实验”三个部分，这暗中对应了杜威先生心理学家（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哲学家（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教育家（创办实验学校及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彼此交错、联接、影响，成为其“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的鼎立三足。从书的排列看，前两个部分，又是第三部分的基础，第三部分亦是前两者在教育领域的悄然投射，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和巧妙构思。 心理学，或者说教育心理学，是杜威一直引以为豪并格外重视的科学支撑。在他眼里，传统的工业逻辑下培训技术劳动力的灌输方式，已经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身。他要做的，是正本清源，是将“人”作为主体，重新确立到实用主义价值观下的教育立场中去。这个“人”的观念，在杜威的教育信条中，就是“经验”，他一生坚持教育是“经验的改造”，不研究儿童的心理，不了解他们的需要，不在乎他们的兴趣，是不足以谈教育的。他在书中说：“教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儿童现有的、未加工的、本能的经验，成人意识中完整的和系统的知识如何能逐渐地发挥作用。” 如果能从心理学出发，就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儿童的世界具有整体性，而不会被各种学科分割得支离破碎；二是儿童的知识组成天然地表现为非结构化、非系统化，也不是科学的，他们只能以自己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凭着兴趣、经验、愿望，在个人身处的环境中感知世界、描绘世界，并与世界交互。 杜威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小学的最初阶段，大多数学校会教儿童如何在划好的格子内正确的写字（在我国，“田字格”可是很多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要求横平竖直，字字规范，行行齐整，但研究表明此时他们的肌肉、神经、眼睛、双手都没有成熟到足够用笔进行如此精确而细致的训练。“不夸张地说，钢笔比剑难以驯服”。真正的训练应该是怎样的？是利用生活中所见的广告牌、楼宇的名称、街道上的路标等一切能出现汉字的地方，在潜移默化的濡染中让孩子认字、写字和用字。这一思想，就是杜威说的“学校即社会”。 显然，不管是课堂，还是教材，杜威一直摒弃机械施行的统一模式，而是以提供环境，让学生自己在“雏形的社会”中感受、领悟、生长为教育信条。“心理化”成为其不停奔走呼吁的一个关键词。对此，笔者在一次教学中颇有感受。 讲黄土高原时，我注意到一位姓姜的女生听课有点懈怠，恰巧当时痴迷汉字文化学，就临时插了一段：同学们，我们都自称是“炎黄子孙”，但往细处说，其实是不一样的。从上古时代开始，炎帝与黄帝即在黄土高原一带逐鹿，图腾为“羊”——汉字中的“美”、“祥”、“善”、“鲜”等，凡有美好寓意的，多始于此。部落生育儿子的，即姓“羌”（“羊”+“儿”）；生女儿的，即姓“姜”（“羊”+“女”），这两个古老的姓传到今天已经将近5000年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炎帝的直系后代！我们理应对他们更加尊重。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直系后代”四个字一下子激活了课堂，也引发了孩子的兴趣。可以说，姓名是个人经验中最具心理化的一面。其独特性和感染力将大大提升学生的兴趣。杜威也从词源的角度分析“兴趣”说：“它的词根是inter-esse，意思是两者之间……兴趣标志人与材料以及行动结果距离的消失，它是使它们产生有机联系的手段。”在他眼里，兴趣就如同是一种黏合剂，将儿童现有的经验与他们所学的对象无缝对接，而黏合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从学生的角度设计教法、运用教材。 从作为“兴趣”的黏合剂，到实现人与社会的“黏合”，中间跨越的，是从心理学到哲学的嬗变。杜威的理想在于，让每个人都在实用主义的启示下，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改善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所谓实用主义，用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话说：“认识源于经验，人们所认识的，只限于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对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杜威将之投射到教育上，就是著名的“从做中学”，这种意义的学习，不单是某一学科知识，而是立足在儿童生长整体的前提下，融会贯通于各门科学知识。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杜威在书中以“木工制作”为代表，通过观察、研究树的生长所需的气候、土壤、水源，以及产地等学习地理；在对树木各个部位的测量、记录中学习度量的知识；利用木材市场、运输、人工成本学习商业；从木材的燃烧、灰烬、木炭和水中学习化学；通过热胀冷缩、楔子和杠杆的作用学习物理；通过前人对木材的运用学习建筑、绘画、生产等历史知识……在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学习中，几乎所有学科都被统一了起来，但“教材”就是生活本身，经验的增长就来自于身临其境的动手动脑，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真问题、真思考、真解决，来自于对“有用”（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的坚守和实践。一言蔽之，这正像杜威所总结的：“当儿童的问题是出自从事的活动时，解决会遇到较少的阻力，儿童最容易学习；激发萌芽状态的能量，使儿童最有效地学习。” 所以，读这本书，总能在不经意间，会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乃至颠覆——虽然其中大部文章都写于一个世纪以前。比如，教学情境真的是“设置”的吗？所谓“设置”，仍然有着人为雕饰、虚假的痕迹，杜威感叹，教师常会洋洋得意地诱导学生一步步迈向自己设置的“陷阱”（或“标准答案”），这究竟是学生之幸，还是学生之悲？我们十年如一日的“3R”训练（读、写、算）与学生的心理年龄和发展需要有多大的契合度？康德说，“教育就是能够交托给人的最大的问题和最困难的问题。”这句话不妨理解为，当我们习惯默许、汲汲矻矻的教育耕耘时，究竟是“诲人”还是“毁人”？ 教育的很多源头性问题，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听”到作者振聋发聩地向传统教育发出挑战的质问声。杜威所要做的，是在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的坚实基础上，用“实证”或“实验”的方法揭示教育客观规律，一如他年轻时深受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一样。这才是他真正的教育信条，是他用以和各种心灵鸡汤、山头宗派、循旧教条抗争的秘密。如果能理解这一点，那作为他的中国学生，陶行知先有“山海工学团”，后推“科学下嫁”、“教学做合一”，包括胡适、陈鹤琴、蒋梦麟、张伯苓等一批杜氏门生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就是他的思想在这片热土上的改造和发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教育信条》打开的是其实一扇连接过去、反思当下、启照未来的大门。（作者：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邱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