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精神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在困境或灾难中坚守信仰，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
    悲剧的魅力不在于苦难而在超越，没有悲剧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没有悲剧的军旅是不真实的，没有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是不深刻的。悲剧意识的觉醒已成为军旅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对悲剧精神的自觉建构将使得军旅长篇小说真正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功利，拥有经典的品质和永恒的魅力。
    翻检世界战争文学经典，悲剧精神往往是一部作品是否深刻厚重、是否具有恒常魅力的审美标志。而在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审美范式中，悲剧精神的淡薄和缺失始终为研究者所诟病——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色彩、跳脱不出的庸俗脸谱化写作模式。书写战争却不正视战争对人性的戕害、对肉身的毁灭，不探究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摹写军人却忽视对人的心理、灵魂、命运的哲学思辨和人性探寻；张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却遮蔽了战争历史的悲剧底色。可以说，悲剧审美意蕴的稀薄在相当程度上狭限了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和精神容量。
    悲剧意识是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认知，而悲剧精神则是对现实人生悲剧境遇的超越，进而在精神上达至一种自由、顽强的生命境界。悲剧精神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在困境或灾难中坚守信仰，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悲剧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反抗，困境中和抉择时往往容易凸显和升华人的存在价值、人格力量、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在世界战争文学经典中，不仅有战争和军人、胜利和失败，还有战争笼罩下的人生悲剧、灵魂堕落和人性扭曲，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永别了，武器》等；而在新时期之前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乐观主义的胜利、革命大团圆结局以及“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历史的转折以及战争带来的巨大牺牲和隐匿其间的悲剧内涵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遮蔽掉了。
    探索人性的内在深度
    进入21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悲剧意识开始觉醒，作家们自觉强化了对悲剧审美意蕴的挖掘和表现力度。创作观念的嬗变，使得军旅长篇小说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苦难，更加真切地呈现出中国军人在面临时代转型与和平考验时的精神困境与命运遭际，因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饶的精神空间。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在悲剧审美、悲剧表达和悲剧精神的建构方面逐渐走向深入和成熟，注重在错综缠绕的人性维度中开掘思想深度和哲学内涵，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显著增强。
    所谓的人性并非孤立和静止的，而是随着个人的认知经验和社会演变而发展变化，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并与广阔的外界现实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外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在价值信念面临两难抉择和现实考验的境况下，灵魂的自审与斗争常常是激烈而残酷的，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由此体现出来，人性也因此而彰显出深度和广度，人性的悲剧往往就是在难以言明的矛盾困惑和无法做出的价值判断中诞生。21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更加关注人性的内在探索，注重还原军人的生命本色，展现他们真实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
    英雄人物对历史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反过来也成就了英雄的功名；然而，有没有被历史的沉沙掩盖的英雄呢？回答是肯定的。历史创造了英雄，也同样制造着英雄的悲剧。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不再回避战争中的屠杀和血腥；而是努力发现曾经被历史遮蔽的真相，挖掘那些被尘封的英雄。在徐贵祥的《高地》中，老首长刘界河说，所有的历史都会留下说不清楚的东西，他举了一个例子：红军时期一个团在即将突围时，接到密报说内部出了奸细。这让团长政委犯了难，抓吧，证据不足；不抓，又怕真出问题。团长政委决定，把这几个人毙了。即将行刑时，一个“奸细”为了给部队节省子弹，请求自己了断，一头碰死在石头上。团长说，同志们，也许你们是冤枉的，可是情况复杂，没工夫调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那就算为革命牺牲了。被历史遮蔽甚至吞噬的英雄悲剧频频上演，却少有作家关注，于是英雄便被抽空并纯化为历史的胜利者。
    自古成败论英雄，但成败毕竟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即使时过境迁，英雄的灵魂终须安置妥当。《高地》就是围绕着一段扑朔迷离的战斗历史展开的。双榆树大捷一直是作为光荣战例被载入荣誉史的，有很大一批干部也是因为双榆树大捷的战功而实现了人生的转折；然而，谁成想这却是一场失败的典型。英雄用生命赢得的战斗，日后却成了后人追功求利的工具。英雄与历史的关系远没有我们想象中单纯，复杂、动荡而令人心生恐惧和疑虑的历史造就着英雄的辉煌，不经意间也埋下了英雄悲剧的种子。
    在战争中体现军人的终极价值
    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以牺牲和奉献赢得战争的胜利，换取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安宁。和平既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军人的埋没。和平年代的军人所面临的职业困境、情感困境和人性困境又是怎样的？21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在反映和平年代的军旅现实生活时，不再是空泛化、模式化地表现军人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是体现出思辨的深度与力量。
    对军人来说，只有战争才是自己的归宿，只有在战争中才能体现出军人职业的终极价值。战争渴望、战斗激情凝结成一代代军人难以释放的战争情结。在马晓丽的《楚河汉界》中，周东进所在的部队到南部边境轮战，一直钻猫耳洞，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这使他很郁闷。当接到主攻395高地的命令时，他两眼放光。“周东进激动不已，他只觉得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在胸中汹涌澎湃地冲撞起来，充盈着他的每一根血管，弹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一种自幼就熟悉的冲动使他周身燥热，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开战，打一场功垂史册的好仗。”这就是军人的职业理想，他们时时刻刻思念那战争女神，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为此，他们忍受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精神煎熬，拼尽全力对抗平庸，最终却又无可避免地流于平庸的悲剧命运。
    一直以来，军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融入庞大的军队，军人就是一种符号。个体生命、个性化存在似乎从未成为过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主流。不过对于社会而言，每一名军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于家庭来说，每个军人都是鲜活的、不可替代的惟一。因此，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更加重视军人个体的生命经验，直面他们的精神困境。除了职业的限制和困惑，军人也拥有自己的情感生活。当一个善良、正常人的情感需求被剥夺而无法实现时，人性的情感悲剧就在所难免。军人的家庭在经济和物质的浪潮中面临诱惑和考验，军人边缘化的职业和清苦的生活被人讥笑和不解，他们能否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攀上精神的高地、立起价值的标高呢？事实上，我们常说的“人在军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它已经成为军人生命的选择、价值的皈依和精神的寄托。这种浓得化不开的军旅情结既蕴含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也隐藏着军人在职业选择中的精神危机，其中亦蕴含着丰富的悲剧性审美元素。
    在衣向东的《一路兵歌》、王秋燕的《向天倾诉》、韩丽敏的《将军楼》等现实题材军旅长篇小说中，没有战争的残酷血腥、没有历史的沧桑厚重、没有慷慨悲怆的英雄豪气，有的只是和平年代普通而又平凡的军旅生活。《一路兵歌》的故事围绕着北京的一个使馆区的勤务中队展开。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基层带兵人，他们长期和妻子两地分居，独自一人坚守在军营中，放弃了种种天伦之乐。指导员的妻子是个下岗女工，天天盼着能随军到北京功与丈夫团聚，可是就在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候丈夫却不幸得肝癌去世了。平凡的军人、卑微的死亡，可是谁又能说他不是一个称职、敬业的军人？在《一路兵歌》中，没有战场、没有英雄，有的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军人。军营是他们热爱的地方，是他们实现理想价值的平台；可军旅生活所特有的种种限制和现实的困惑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情感缺憾，这种生死两隔的遗憾又何尝不是苦涩而痛彻的悲剧呢？
    军事文学的新女性形象
    在21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中，女军人亦成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她们要么是军人的妻子、女儿，要么自己就是军人，抑或两者兼任。在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中，女军人以自己坚韧、独立、伟大的人格，经受了身体和情感的双重折磨。美好的女性为了革命，为了追求自由、解放顽强地抗争，与男人一样投入战争，其代价却是女性本质特征的丧失。
    战争带给她们的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对于女性而言，爱情的悲剧对她们青春的扼杀、灵魂的戕害似乎更加致命。在英雄军人的爱情生活里，女性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向往自由、美好的爱情和理想的伴侣，却无法摆脱组织的安排；从封建婚姻逃出来，在枪林弹雨中追求自由，却又不得不面临新的包办婚姻，婚姻的悲剧在历史题材军旅长篇小说中比比皆是。《楚河汉界》中周汉为了留下后代而娶了于恩华并与她同房，却连她的脸盘都没看清楚，于恩华仅是他发泄欲望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而他却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妻子的不幸，是女儿川川提醒了他这一点，但他仍然一意孤行。让女儿嫁给自己喜欢的警卫员，从而破坏了女儿自由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权利，还自以为这是对女儿的疼爱，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制造了两代女性的情感悲剧。在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中，女性不再是男人世界和战争背景的点缀，不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军人世界中女性的成长历程、心灵变化和悲剧命运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探索了社会、时代和个性心理等女性悲剧的多方面根源，表达了对女性生命的观照和敬意，展现了女性坚韧的心灵与崇高的精神。
    悲剧的魅力不在于苦难而在于超越，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没有悲剧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没有悲剧的军旅是不真实的，没有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是不深刻的。不朽的传世名著大都是悲剧，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和鲜活的悲剧人物，而缺乏悲剧审美空间的军旅长篇小说是难以成为经典的。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从诸如历史的、现实的、女性的等不同层面切入，展现了一代代优秀的中国军人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理想和现实等人生抉择时的精神境界和生命状态，建构起具有悲剧审美价值的精神伦理。悲剧意识的觉醒已成为军旅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对悲剧精神的自觉建构将使得军旅长篇小说真正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功利，拥有经典的品质和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