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的枯燥当中却要呈现出生活的繁荣与丰沛，长篇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①]长篇小说对所处时代的总体命题与集中关切进行解析性呈现，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光辉传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集体呈现了这个困惑时代最深层的思想景观与生活样态，其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长篇小说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小说对时代生活的强力介入及其在诗学上的破坏性后果引起了剧烈争论。余华《兄弟》《第七天》、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乔叶《认罪书》、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贾平凹《带灯》、徐则臣《耶路撒冷》这些长篇都在以各种方式建立与现实生活同构的文本世界。肯定者重视这些文本的批判性力量，也有许多否定者立足小说的自足性而断定这些小说丧失了美学意味，一时间众说纷纭，小说与时代的关系也再度成为批评现场和理论场域的热点问题。稍微持中些的观点则认为：“这些作品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展示与分析，不可谓不全面，也不可谓不深入，评论界也主要从文本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入手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较高的评价。看起来，似乎中国小说创作正在走进当下的社会现实并取得极大的成功。然而，如果细究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的角度、方法，建构起来的现实图景以及作家的立场姿态、言说倾向，我们又会发现许多问题，结论也许不会那么乐观。”[②]长篇小说的时代关怀与审美品质之间的关系是自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以来就随之而生的深刻理论难题，在新世纪以来其复杂性又大大增加，本文无意进行深入的辨析，但这却是新世纪中国小说诗学最核心的问题。
    最近几年，在强力介入现实方面，贾平凹《极花》、王安忆《匿名》、方方《软埋》、徐则臣《王城如海》、赵德发《人类世》、路内《慈悲》、张忌《出家》等都堪称上乘佳作。这份远不完整的名单上的作品都在力求突破时代雾霾而接近生活的本质，抵达生存的困境本身，逼近人类的终极存在及其诗学奥秘，这些文本都具有对现实生活极强的介入意识和同步属性。它们直面时代困惑，并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对各种时代命题的思考之中，虽然在依据、方法、途径、结论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却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繁盛之态。这些长篇小说的审美品质各有特点，但几乎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有的甚至极其尖锐，反映出中国长篇小说的新趋势、新面貌、新方向。
    一、
    对当下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反思，是长篇小说的核心主题，这种态势自新世纪以来已经十分明显，也是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这些长篇小说在呈现城乡生活的荒诞性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王安忆《匿名》采用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并置的结构，路内《慈悲》则聚焦于化工厂里的生活形态，张忌《出家》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社会视角与叙事模式，赵德发《人类世》直面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病态与人类将自我灭绝的悲观命运。这些小说面对相关社会问题时的处理方式与主体态度更是有着许多差异——有的尖锐批判，有的温情呈现，有的深沉思考，有的矛盾犹疑。这些“忧愤深广”的诗学反思切中了时代生活的命脉和本质，完成了长篇小说的时代使命，既是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传统的进一步继承，也是新的叙事形态和主体立场的再度创造。
    王安忆《匿名》采用了较为特殊的叙事结构，将一个普通市民置于突然的命运转换中，以绑架事件作为整体叙事框架，由此呈现城乡社会生活的荒诞无据与波澜不惊。小说上部，被绑架者的失踪虽然在家人中掀起了巨大的恐慌，但生活仍旧在不疾不徐地继续着，以妻子杨莹瑛为代表的城市生活秩序依旧保持着应有的稳定性，巨大的现实结构仿佛无处不在的无形网络，网罗了各种样态的现实人生，一个人被绑架的事实抵不过世俗生活的压力和惯性，上海的生活还是川流不息地行进着。被绑架者半主动半被动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名字，被城市生活彻底遗弃，却在离开城市的路上收获各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他的主体意识就是这样以被遗忘的形式而重新建构起来。小说下部，回到城市的被绑架者失忆了，自己的身份最终没有恢复。小说中一直匿名的“他”是王安忆穿透时代的全部荒诞性的隐性视角，跟随“他”的遭遇，我们深入到了这个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生活和最偏远的乡村世界。吊诡的是，虽然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城市，可是“他”所代表的现代人的身份再也无法恢复。主体意识清晰，身份认同却同步丧失，两者背向而行，这就是王安忆在小说中直面的时代本质。这种外在身份与内在精神的分裂隐喻了当下现实生活的巨大危机，尤其是现代人在生活中无所归依、无处逃避的现代性处境。王安忆所展开的城乡双向反思具有极强的当下性和有效性，这是《匿名》所进行的现实反思所具有的特点。
    与《匿名》的深刻哲理性不同，路内《慈悲》充满浓重的悲悯意识，通过卑微的生活形态与苦难的命运遭际表现了社会底层的艰难生存，进而反观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水生、玉生、复生、根生，这些街道上的卑微者在自己的命运里浮沉，无法自主，偌大的工厂就像他们的命运舞台。虽然他们名为“生”，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但是他们从未在这个时代获得过走向未来的“生路”与真正的“生命”体验，求“生”而不可得。时代的车轮轰轰烈烈地滚过，而他们只能被困在自己的角色里感受着周遭的变化。令人心酸的工厂生活构成了这个时代较少被人注意到，却也是社会肌体最深处的生存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深入反思的同时，作者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说，不仅仅小说中的人物们充满慈悲，叙事者在呈现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同样也充满慈悲。因此，作者说：“《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慈悲本身并非一种正义的力量，也不宽容，它是无理性的。它也是被历史的厚重所裹挟的意识形态。”[③]在这里，现实反思不再是一种尖锐的刺入，而多了许多来自人性深处的温暖的理解；不再是旁观式的冷静描写，而是多了几许设身处地的从容不迫；不再是人性恶的单面判断，而是多了对复杂人性的多维视角。
    赵德发《人类世》在宏大的人类历史视野中聚焦山东沿海一座小城，揭示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戕害。小说充满忧患意识，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改变。小说的主人公孙参与《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存在强烈的指涉关系，孙参从穷苦出身通过原始积累跻身上层社会，这个过程隐喻的是金钱资本和现实欲望的无所不在和无往而不利。他极力要实现的填海工程对自然的破坏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在孙参看来这是一种向世人宣示自己力量的“立虹为记”，而实际上却成了人类自身悲剧命运的罪恶象征与耻辱印记。小说中的地质学家焦石以“人类世”来形象说明人类自工业化以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这些论断构成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当今人类对于‘发展’的极度强调、极度推崇是没有道理的，是一种疯狂的、危险的、愚蠢的、自掘坟墓的行为！”[④]这段话可以看做小说的基本立场。由此，小说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未来意义的问题：“人类会不会灭绝自己？”[⑤]小说的视野堪称广阔，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具有社会、文化、历史、人类学、地质学等多个向度，但以孙参为核心所进行的反思最为深入和成功。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在进行现实反思的同时并没有将人物类型化，孙参、田思萱、焦石、关亚静等人物都十分成功。小说对孙参并没有进行脸谱化处理，而是从多个角度写到了他的生命历程、苦难经历和自我忏悔，性格真实而立体，在这些复杂背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了更好的深入阐释。同样，代表小说基本立场的焦石充满悲剧感，但作者也同时采用漫画式的手法呈现出他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从而更加反衬出人类的贪婪和现实的荒诞。将现实反思与人性表达很好结合起来，这是《人类世》所具有的特点。
    总体来看，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解决现实反思与诗性品质之间的关系。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异，呈现出的诗学特性和审美效果也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应有的批判深度与时代担当。相比于世纪初备受争议的那些文本，上述小说对时代的介入深度更深，审美建构却更加坚实。
    二、
    归纳起来，长篇小说反思现实的基本模式是将现实进行剖面、陌生化，将其进行时空赋形，抽取其中那些荒诞性、悲剧性或者危机性的文化因素进行集中展示。上述几部长篇小说分别采用了这些诗学策略，有的甚至十分成功。然而，过分执着于现实反思极有可能影响小说的叙事结构甚至审美品质。至少有两个方面是我们在阅读这些长篇小说时需要认真考察的。
    一方面，人物形象是否完整、性格是否充分。余华《第七天》、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乔叶《认罪书》等小说在反思现实时都采用故事覆盖人物的方式，将人物视为叙事者揭示现实荒诞的手段，人物性格本身的特征被抽空，变成某种现实状况的符码，甚至成了作者叙事立场的传声筒。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处理人物形象塑造与现实反思的关系时相对较为成功，但也有不少遗憾。《匿名》里的主人公显然就是作者铺展城乡生活的一个引导者而已，本身的性格被淹没在了命运里，而他的命运遭际则构成这个时代的缩影。这样的人物形象不具有本体意义，他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遭际也就无法具有典型性，而只是他的“个人悲伤”。因此，他的命运遭际更多地被偶然性所主宰，看不出更多的时代因素。也可以说，在生活层面，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城乡之间的“外在流浪汉”；在精神层面，他是苦苦寻找自己身份而不可得的“内在流浪汉”。由于作者并没有刻意经营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世界，反而大量采用议论性的笔致，所以单薄的人物形象落在了外在和内在之间的夹缝里，没有能够鲜活起来，不够立体、不够典型。因而，小说借助其所进行的现实反思也就变得抽象、不可解，某种意义上，也是未完成和不及物的。此外，小说中“那种事无巨细追溯来龙去脉的描写，对民风民俗、寻常物件的癖恋，极尽精雕细琢之能事，为小说增加了负担，而不是沉重感。”[⑥]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小说所着力进行的现实反思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人物性格的被淹没也是来自于作者全面展示社会现实的初衷，可以视作过于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过于明显的主题意识造成的结果。
    另一方面，叙事立场的倾向性与复杂性。这几部小说都较好地处理了作者的叙事立场，没有明显的道德判断，而是将文化倾向隐藏在复杂的叙事结构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掌控能力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力。《匿名》在整体上采用了较大的文化视野和思考尺度，能够超越性地对现实生活进行反思，并通过大量议论性的叙述呈现出来，在这种类似于与读者一起探讨的模式中，小说的叙事立场也就顺理成章地表现为往返摆动的状态。《慈悲》很好地处理了对水生、玉生等卑微人物的叙事立场，没有采用简单的控诉方式，也没有采用机械的白描手法，而是将人物放置在环境、故事、命运中，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其生活中的苦难，并由此反观社会现实。人物与生活的关系非常紧密，小说的叙事立场也就圆融自在地生成在情节土壤之中。《人类世》在这方面的处理同样出色。这部小说通过孙参、田思萱和焦石、关亚静两组人物、两个视角形成了两种互相驳难的声音，既阐释了人类在工业化以来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和过分破坏及其恶果，也说明了这种开发对人类的重要性，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立场，并不是一味的尖锐批判。
    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是长篇小说塑造人物的两种模式，现代中国长篇小说则在两者之间反复选择，但无论怎么强调长篇小说对时代的责任、对现实的敏感，人物性格的完整真实、叙事结构的新颖独特、主题蕴含的多义繁复，应该是长篇小说文体观念最广泛的共识。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总体上较好处理了现实反思与审美建构的关系。较之前几年那些备受争议的小说，这些小说合理地设置了叙事立场，不急不缓地建构完整而深刻的生活世界，耐心地进行时空铺展。《匿名》的叙事节奏较为缓慢，甚至有些拖沓，对人物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勾画；《慈悲》同样将水生、玉生们的生活历史放置在苯酚厂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环境中，详尽而冷静地讲述着，他们属于普通的工人阶层，并不具有多少隐喻性，而典型性却更强了；《人类世》虽然采用了整体隐喻，但在孙参等具体人物的刻画上也极具复杂性，用悲悯的笔调塑造了立体生动的性格。可以认为，这些作品在现实反思与审美品质的平衡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能够将反思触角引向更大的深度，也能够将叙事结构的审美意蕴进行最大程度的扩展。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书写一直存在重反思轻审美、重主题轻叙事、重思想轻性格的普遍特征，而近年来的长篇在这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
    三、
    还有两部长篇小说值得单独进行讨论，那就是《极花》与《王城如海》。相较于其他文本，这两部作品介入社会现实的广度、力度与深度都尤为显著。但是，在社会现实面前，这两部作品的书写策略却迥然有别，得到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极花》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少见的，延续了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余华《兄弟》《第七天》、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和阎连科《炸裂志》等作品的争议模式，许多争论甚至上升到小说的本体观念、叙事美学等理论层面，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解读范围。与前几年备受争议的那些作品一样，这两部小说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采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将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搬移到文本中，虽然文本形态与社会接受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可以称作新的“问题小说”。《极花》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拐卖妇女现象及其社会危害，《王城如海》则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与精神雾霾。如果说前述作品在审美建构与现实反思之中偏向建构的话，那么《极花》与《王城如海》则相对更偏向反思。
    贾平凹毫不讳言《极花》与现实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乡土生活的消失。虽然对中国乡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挽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一贯的主题与倾向，但是《极花》所体现的情感强度还是有所加强的。小说的主人公蝴蝶充当了正在消失的乡土生活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害者，小说极富隐喻性地从蝴蝶被限制自由的状态出发展现乡土社会的逐渐破败和走向瓦解，而极花被挖光则是这种历史趋势的象征。“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⑦]贾平凹自觉地以乡土中国的代言人进入写作，并以此作为其写作目标。其二，底层生活的苦难。《极花》并没有一味地对造成蝴蝶悲剧命运的农民们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反而表现出了些许的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导致了许多批评。“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⑧]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蝴蝶眼中的乡土生活具有了另一种色彩：“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呢？”[⑨]在这种独特的视角和姿态下，《极花》呈现出了复杂的现实意识，尤其是对乡土中国的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其三，阴暗书写的必要。“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时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⑩]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极花》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以复杂多样的眼光打量当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土生活，然后以生活本来所是的样子呈现出来。这是贾平凹在《极花》里处理叙事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这种对书写现实的强烈渴望和自我强化导致的结果是《极花》与社会现实的“无缝对接”，为小说带来许多诗学问题。有评论家认为：“他在形式上的变化再大也不会有太多创新，因为，人们看惯了他的艺术套路，尤其是陕西的风俗民情的描写。而读者期待的却是他能否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写出人性的大动荡来，显然，《极花》是具备了这样的主题素质的，但是，作品被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俗与琐碎的细节所淹没了，而故事的情节却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11]也有人认为，《极花》“虽然故事陈旧，披着拐卖妇女的皮，夹带的却是自己的私货”。[12]更有甚者认为，极花并未真正“盛开”，原因在于“《极花》零零碎碎地专注于细节的描画，鸡零狗碎的风俗景象，莫名神秘象征性地堆砌”。[13]肯定者则指出应该从“坚硬与柔软”、“简单与丰富”、“现实与文学”三个层面理解贾平凹及其《极花》。[14]无论怎么评价，贾平凹《极花》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是难以否认的。这种强烈程度可以用贾平凹自己的比喻来说明，那就是“拿碗在瀑布下接水”。[15]显然，即使贾平凹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将文学写作仅仅视作现实批判的工具，那么文本必然变成空洞的议论性结构，一无所得。
    徐则臣《王城如海》也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但相关的评论更正面些。“没错，写作这小说的过程里正值北京旷日持久的雾霾，也因为这雾霾，我四岁的儿子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咳嗽，他和余果一样，对雾霾过敏。刚治好了，雾霾来了，咳嗽又起 ；费了很大的力气再治，差不多了，雾霾又来，咳嗽再起。写《王城如海》的四个多月里，儿子前后咳嗽了三个多月。听见他空空空的咳嗽声，我同样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感和绝望感。”[16]作家真实的写作处境与小说主人公的虚构的精神处境严实地贴合起来。并不复杂的故事里却饱含着对当代城市生活的激烈批判，甚至是绝望的抗议。作家将自己的处境赋形为小说人物的处境，而将自己的情绪直接角逐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形成了坚硬、愤怒、不可妥协的精神景观。余松坡如影随形的噩梦来自于自身的脆弱，更来自于这个时代深处。“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显明地辨识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17]这段话可以看做解读《王城如海》的关键入口。余松坡的戏剧取名《城市启示录》，借由这个名字，小说建构起了叙事者视角、余松坡兼具人物和叙事者的双重视角、剧中人的人物视角三个层面，在“看与被看”的互相审视与往复多义的批判思维中揭示当代城市生活的深层本质。小说所展开的与其说是“城市启示录”，还不如说是“反思录”、“忏悔录”、“批判录”；既是当下城市人的精神实录，也是都市文化的泛化的象征；既具有强烈有效的现实批判意义，也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遗存价值。总之，《王城如海》是对当代城市生活及其日常悲剧性的最佳呈现，而雾霾则象征了余松坡的精神困境，也象征了这个时代的总体处境。
    四、
    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长篇小说所进行的形式探索极具历史意义，即使成名已久的作家也纷纷展开卓有成效的叙事实验、颠覆自己的叙事常规，使得精彩纷呈的叙事探索成为这些作品的重要看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软埋》。这部小说按照时间顺序正向进行叙事，却借助黛云的梦境等方式进行历史回溯，叙事的方向与故事的方向正好相反，两个方向最终对接起来实现了历史的重构，其结构之精巧是近年长篇小说中十分罕见的，令人赞叹。两个逆向的时间顺序使得小说的叙事和主题以奇异的方式深深扭结在一起，互相呈现又互相审视，历史解构与现实反思两个维度同时展开、持续深入。现实中，黛云的儿子青林揭开了真相却选择遗忘；历史中，黛云早已遗忘的记忆却重新水落石出。“时光漫漫，软埋了真实的一切，就算知道了，你又怎知它就是那真实的一切？”[18]这是书中人物的慨叹。“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19]这是作者方方的慨叹。可以看出，小说是同时指向历史与现实的，在重构历史中批判现实，在理解现实中反思历史。如此复杂深湛的主题建立在非常成功的形式探索基础上，没有这种独特的叙事形式，小说的主题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完整。除了《软埋》以外，《独药师》最后的《管家手记》与正文所产生的互文性、《望春风》所采用的时间拼贴诗学、《人类世》的隐喻化叙事、《朝霞》跳跃性的叙事节奏和复调式的言语方式、《茧》的多声部复调性、《王城如海》的戏剧与生活并置等也是非常显著和成功的。
    “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们生活富足、生命力旺盛、充满冒险精神——但没有人意识到它的美好；这是一个未来时代，充满财富与劫掠、文明与堕落——但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矛盾；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迷人的异想天开的世纪——但没有人热爱它。”[20]科幻作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多少也适用于当下的现实。这些文本可以证明，文学写作中反思精神与审美品质之间的关系是当下中国小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上述长篇小说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真实性，值得肯定。它们可能会引领中国文学今后的方向，至少，它们已经催生了喧哗与骚动的美学探索，使得我们更加意识到作家的立场姿态与叙事建构相结合的重要性。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视野和能力，本文未能涵盖近年来的所有作品，甚至遗漏了不少重要作品，这样的缺失和遗憾是属于本文作者的，而非作家们的。
    [①][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本雅明，《单向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②]刘永春：《从虚拟的现实焦灼到虚弱的纸上解构——对近年长篇小说现实书写的反思》，《小说评论》2014年5期。
    [③]路内：《慈悲·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④]赵德发：《人类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
    [⑤]赵德发：《人类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⑥]王万顺：《身份焦虑与存在悖论——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百家评论》2016年4期。
    [⑦]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⑧]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
    [⑨]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⑩]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11]丁帆：《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文艺报》2016年2月3日第2版。
    [12]王万顺：《无处安放的灵魂——评贾平凹长篇新作<极花>》，《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7期。
    [13]陈爱中：《贾平凹那并未真正盛开的“极花”》，《南腔北调》2016年10期。
    [14]吴义勤：《贾平凹与<极花>》，《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6期。
    [15]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16]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东吴学术》2016年5期。
    [17]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东吴学术》2016年5期。
    [18]方方：《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19]方方：《软埋·后记：我们不要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20][美]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群星，我的归宿》，赵海虹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