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统治哲学。它是一种农耕社会的亲缘宗法思想，它生长壮大的土壤也在乡村之中。而以聚族而居为主要特征的乡土亲缘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式。乡土亲缘社会，它的统治和管理，也就是维持乡土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的执行者，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乡绅。乡绅制度的形成，与王朝政府采用的以伦理观念来控制庶民的政策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乡绅阶层，他们中有的是地方或中央的退休或生病还乡的大小官僚，有的是科举考试中及第但等待候补的举人，也有科举落第的士子，还有就是一些地方宗族的族长们。他们大多受到过相当的教育，有一些文化，识文断字，也在乡村或族中有相当的威望，在宗族中或地方上具有号召力。“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曾经身在官场，或者父母子弟和同乡的关系，与官场有一定的联系；他们似官但又不是官，他们不是官但是有一定的官员的权利。他们经常出面操办乡土社会的各种仪式，比如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比如婚丧嫁娶仪式，比如族产或乡间公共财产的分配和摊派，也会主持和参与一些乡间的纠纷的处理，和一些乡间的司法事务，行使裁决权；还有的乡间有自卫组织，他们还会主持乡间的治安部队和团练。乡绅管理，是中国传统乡间宗法制社会的典型体现。《水浒传》中的卢俊义，卢员外，可以说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乡绅。
    乡绅阶层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安定，也就是保境安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乡绅阶层的统治，也导致了乡村社会的宗族化，保守化。特别是一些土豪劣绅的出现，常常使得乡民遭受鱼肉，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尤其是到了近现代社会，乡绅阶层固步自封，拒绝走向现代化，最终导致乡村绅士阶层在革命的风潮中走向没落。甚至于在现代的红色革命中，走向反动，以至大量的被屠戮和消灭。无论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文艺的想象中，都是如此。
    当然，乡绅阶层的消失也与他们自身的堕落有关。我的家乡安徽合肥，过去就有很多的大地主，他们不但广有土地，比如半月不走别人家的田埂，而且也经常干欺男霸女的勾当。有一个姓谢的大地主，人称“谢黑头”，家里建起了“圩子”，养了很多的家丁、打手。俨然一个独立王国。老辈说，一个庐剧戏班子，在乡里唱戏，谢黑头看女演员白姑娘漂亮，当时就走上台子带走了。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的奶奶，那个小脚老太太是在出嫁的路上，被姓韩的豪绅抢走的。四川的刘文彩，也就是那个红色叙事中的恶霸地主，现在很多人都给他“平反”了。据说他不但没有干过坏事，而且还是个大善人，并不像红色叙事所想象的那样坏。但是，我想他的广有的田地，还有他的奢华的庄园，肯定不是他劳动或者做生意得来的。他可能没有在他的乡里抢掠，但是，谁能保证他没有在其他地方抢掠；就是他没有抢掠，谁能保证他的兄弟刘文辉没有抢掠。刘文辉没有抢掠，刘文彩的庄园是建不起来的；刘文辉不抢掠，他也就养不起军队，也就做不起军阀了。在丛林里，没有虎狼之行，而能够发家致富，那完全是神话，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乡绅治理社会的消失，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妖魔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红色政治镇压的结果。这样的论断有正确的成分，但其实也不尽然。有关中国乡绅阶层的污名化，其实在“五四”前后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左翼革命以后，红色革命文化在想象中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
    中国乡绅阶层，在传统的文化中，他一直是正面的，他不但受到了皇权政治的器重，而且也受到了乡民的信赖。但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启蒙主义大潮汹涌澎湃。在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视野中，乡土农耕文明当然是落后的，它是文明进化的上一个环节，过去的环节，它不但落后，而且颟顸；它不但黑暗，而且凶恶。而作为乡土文明符号的乡绅，则是颟顸、猥琐、阴险、落后、愚昧、凶恶、反动的符号。
    进化论文明的价值判断，导致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乡绅阶层给予了充分的污名化和丑恶化。尤其在文学领域，乡绅阶层几乎是整体走向了堕落。鲁迅可能是那一代文学知识分子对乡绅阶层书写得最多的。他笔下的“赵字”系列的乡绅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第一个出场的乡绅赵七爷，鲁迅的描述是：“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小说《风波》中的赵七爷，就是一个满肚子旧学问的怪里怪气的封建遗老。而《狂人日记》的那个赵贵翁，盯着狂人，让人从脚直冷到头顶。他的那种阴冷凶狠，让人不寒而栗。《孔乙己》中的赵举人就因为孔乙己偷了他家的书，就把他的腿打断了，断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书生的活路。《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就一声“你也配姓赵”就剥夺了阿Q姓氏的权利。鲁迅笔下的乡绅大都都是保皇派，对革命充满仇恨，对旧时代无限的怀恋。《风波》中的赵七爷在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离婚》中的乡绅七大人，用“屁塞”虚张声势，糊弄闹离婚的爱姑。那种虚张声势的做派在风光，也只能愚弄一个村妇罢了。《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看上去斯文懂礼，实际上非常的冷血。
    在鲁迅的笔下，乡绅们满肚子的无用的旧学问，愚昧，保守，保皇，利用一点可怜的知识恐吓乡村细民。鲁迅小说中的鲁四老爷，赵老太爷，秀才，高老夫子，甚至于四铭，他们阴狠，歹毒，虚伪，自私，虚张声势，欺压乡民百姓。鲁迅像一个社会学家，他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把乡绅们的种种丑陋而恶劣的表演展示得淋漓尽致。但是，鲁迅笔下的乡绅道德是堕落了，却一般并不是乡土恶棍。鲁四老爷虽恶，但却只是缺乏同情心；赵七爷虽恶，但也明显地外强中干，内心充满了对于革命的恐惧。鲁迅写出了传统乡绅阶层在大时代的巨变中难以掩饰的尴尬和慌张。鲁迅等人笔下的乡绅，已经没有了号召乡民统治地方的权威，他们都处于守势。如《风波》中的乡绅赵七爷，就是做坏事，也是煽风点火，在内心中充满了不自信。
    帝国崩溃，似乎已经抽干了他们脊梁中的骨髓，他们已经很难在乡民面前能够挺直腰板了。在鲁迅的笔下，这些乡绅的表演是滑稽可笑的。数千年王朝的崩溃，只留下了这些乡绅们丑陋的面影。
    三
    乡绅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土地。茅盾的小说《子夜》则将失去土地的乡绅置身于现代化的都市——大上海，来考察他们的生命境遇。
    正如刘毓庆所看到的，“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子夜》中的主要人物吴荪甫，就因为受过现代西式教育，醉心于实业救国，而被吸引到现代化都市里来的。吴荪甫假如不进入城市的话，他就一定是双桥镇的乡绅而不是大上海的资本家。一个典型的乡绅人才被城市和教育掏走了。就是身处大上海，他依然不脱乡绅的衣钵，他的资金，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地租，后来地租和双桥镇的财产被暴动农民占了烧了，他也就没有后援了，他也就失败了。在精神上，他依然保持着乡村的严谨的道德风貌，保持着乡绅的威严。但是，作为一个乡绅的子弟，虽然他熟谙现代商业的交易诡计，但是，在毫无情亲可言的大上海，他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吴荪甫身上的“民族资本家”的符号，就来自于其乡绅子弟的身份。他的失败，其实就是一种乡绅子弟被商业大都市吞没的悲剧。
    而进入大上海的乡绅，并不都是主动的。如吴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以及冯云卿、屠维岳、曾沧海等人。大上海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也乐于在乡下享受他们的乡绅生活的，是革命暴动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土地，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才不得不离开土地，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去躲避。但是，大上海的声光电化，大上海的香风美女，对他们的刺激太过于强烈，他们根本上是无法承受的。吴老太爷，一踏入上海滩，他的生命力就耗尽了，成为一个彻底的棺材瓤子了。他的道德自尊，文化自信，乃是生命都在海风的吹拂下风化了。还有逃到上海的乡绅冯云卿，为了交结恶棍资本家赵伯韬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冯眉卿作为礼物送了上去。为了求生存，他只能放弃人伦道德了。那个曾沧海虽然是个疯狗，但是，确确实实是一条丧家的疯狗。那个屠维岳，乡绅家的管家的子弟，用其父亲教导他的智慧管理着现代化的工厂，受尽了屈辱和戏弄。离开了土地，他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撑就没有了。在现代都市环境中，他们内心尴尬，身份土气，生存空间捉襟见肘。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乡村的亲情伦理，在新的环境中，只能成为受嘲笑、被腐蚀和被消费的对象。
    《子夜》写出了乡绅阶层在现代商业大都市中的可怜处境，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是一曲带着讽刺曲调的乡绅阶层的哀歌。
    虽然如此，茅盾依然以“五四”启蒙者的现代文明眼光，来观照他们的境遇，描述他们的命运。在茅盾的启蒙话语中，这一群人是可笑的，愚蒙的，封闭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怜虫。在茅盾的现代文明的强光之照耀下，这些来自乡村的乡绅们，其面影显得极其可怜而又丑陋。当然，茅盾对城市中乡绅命运的观照，还还有着鲜明的阶级观念。这种阶级观念，与“五四”时代的启蒙现代性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与鲁迅的话语也有着血脉关系。当茅盾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上，幸灾乐祸地坐等乡绅阶层被都市淹没的时候，他的无产革命的阶级立场所激发出的蔑视，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尽管如此，依然难以掩饰茅盾对于乡绅被商业都市扼杀的惋惜之情，这可以从他对吴荪甫形象的身份定位和失败的悲叹中可以看到。茅盾在讲述乡绅进入商业都市的命运故事的时候，他的情感和价值立场是动摇不定和悖论的。
    从《子夜》可以看到，乡绅阶层进入城市，既是刘毓庆所说的工业文明和现代教育的结果，也是现代红色革命冲击后的必然。茅盾将乡绅从他们的土地上移植到都市中来表现的方式，是很别致的，当然也是很毒辣的。
    四
    到了三十年代，乡绅在文学中的形象进一步的妖魔化，而且是恶魔；并且在阶级论的理论框架下，成为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
    曹禺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但他笔下的乡绅也已经相对五四的那种假道学的虚伪，而变得穷凶极恶了。话剧《原野》里的焦阎王，甚至霸占了仇家的土地，儿媳妇，把仇家的儿子关进大牢。曹禺如鲁迅一样，没有将焦家与仇家进行阶级划分，也没有将他们的斗争归结为阶级斗争，而仅仅只是将其界定为家族的仇杀，但是阶级的影子还是若隐若现的。在鲁迅的笔下，乡绅们虽有迫害，但是，还比较内敛，也只是在他们受到诸如偷窃、名誉损害的时候，才发威。但是，到了曹禺的笔下乡绅的恶劣程度已然加重很多。焦阎王这样的乡绅已经非常坏了。曹禺笔下的另两个人物，《雷雨》中的周朴园虽然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但他的做派还是有着乡绅的神韵的。他的放水淹死三千小工的恶毒，又不是一般的坏劣绅所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北京人》中的曾老太爷。这也是一个城市里的大家族的家长，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城市和乡村的界限的不明显，他也可算一个乡绅了。但他却比鲁迅笔下的乡绅有着更多的暮气。但由于作者主要是在家族内部来刻画这个人物的，他与外界并没有展现出多少士绅的人际关系，所以也只有一个士绅的影子而已。曹禺似乎和鲁迅一样对于乡绅没有好印象，也没有好脸色。他笔下的乡绅显得可憎又可怜。
    但是，曹禺笔下的劣绅焦阎王，并不具有阶级符号性。因为焦家、仇家和花家，并没有出现分化的迹象。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是封建时代的家族仇杀而已。但是，由于剧中的场景大多发生在焦家，而焦家的陈设恰恰是乡绅家庭的装饰，而仇家却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表现，更何况仇家之子仇虎出场就是家破人亡的样子，所以，《原野》的表现方式，为后来的对它的阶级论的解读埋下了伏笔。
    乡绅阶层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想象中，其形象就更加的不堪了。左翼文学家都是阶级论者，他们从阶级哲学的视野，来观察和表现乡绅和乡民的关系，于是，乡绅和乡民便分别成为统治和剥削地主阶级，和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阶级。这个两个阶级是你死我活的敌对阶级。于是乡绅们就变得特别的凶狠和恶毒。
    曹禺笔下的劣绅形象，到了左翼革命文学作家的笔下，则不但完全丧失了其儒雅的风度，变得极为的乖戾，而且极富攻击性，他们对普通乡民的损害也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夏衍编剧的电影《狂流》（1933）中，乡绅首富傅柏仁不但侵吞修堤坝的巨额公款，而且利用洪灾到处招摇撞骗，将募捐的款项中饱私囊，而且，勾结官府，干涉儿女婚姻，巴结上司，动用警察镇压救灾乡民。阳翰笙编剧的影片《中国海的怒潮》中的劣绅张荣泰，放纵其子小荣凌辱婢女阿菊，导致她投海自尽。在她被救之后，不但将她重新掠过家去，而且迫害救阿菊的阿福兄弟。洪深《五奎桥》中，通过是否拆除五奎桥放抽水船抗旱赈灾，周乡绅与农民展开了斗争。在这部剧作中，周乡绅曾做过七任知县，子侄都是官，他是个“奸刁”的“笑面虎”，而且他的“手腕”“机智”，都“已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个周乡绅是个不顾农民死活的极端自私的恶人。还有《子夜》里的劣绅曾沧海，杀人放火，其恶无比。他虽被农民暴动撵走了，但还是面目狰狞。当然，吴组缃的小说《一千八百担》中的乡绅宋柏堂在荒年榨取佃户一千八百担粮食的恶行。无恶不作的劣绅形象，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再次得到了另一方面的展示。地方乡绅邢幺吵吵，为了逃避兵役，上下交结，最后竟然以县长的不配打国仗而开革回家。地方乡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完全丧失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小说以邢幺吵吵对于治保主任方治国的辱骂和殴打展开，充分显示了地方乡绅的放肆和恶劣的品性。
    延安时期文学想象中的地方乡绅又与罪恶的封建地主的身份叠合。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就是个地方乡绅。黄世仁和他的妈以及狗腿子穆仁志，利用驴打滚的高利贷任意盘剥无知无识的善良邻里，强奸凌辱被他抢来的佃户的女儿喜儿，导致她不得不逃入深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其言其行，罪恶昭彰。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如珍利用自己的族长身份霸占乡村政权，肆意欺凌外姓村民，天良丧尽，最后导致铁锁家破人亡。也最终导致他自己被愤怒的村民撕得四分五裂。《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耍弄阴谋撵走敢说真话的李有才。《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和兴旺以及他们的父辈，充当鬼子和八路军之间的阴阳人，欺男霸女，贪占公款，乃至最后成为乡村大害，最后被新政权判了十五年刑。梁斌的《红旗谱》中的冯兰池，也是从霸占土地开始的，他甚至纵容儿子和追随者承包割头税，鱼肉乡民。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虽然是个内敛的地主士绅，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去当兵，但是，他还是难逃被籍没家产，变成恶霸地主一的厄运；非常相似的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不但被定为地主被打倒，而且还被塑造成土匪一样的人物，最后死于非命。冯德英的《苦菜花》中的王唯一和他的堂弟王柬之虽然读书识礼，却不但纵容子弟强奸民女，还放火烧杀冯善义；并且勾结伪军，充当乡长或间谍。在沙汀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中的冷热不吃的地方乡绅邢幺吵吵，不但不出壮丁，还欺负村里的村长。1949年后的文艺作品中，诸如《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等剧作影片中，甚至出现了顶峰级的劣绅形象，——彭霸天、南霸天等。这些劣绅，一般都与国民党政权相互勾结，仇视红色革命。而《沙家浜》中的参谋长刁德一，看上去是个军人，其实也是个乡村劣绅的后代；他阴险狡诈，完全没有乡土绅士的文明与涵养；他们不但压迫劳动人民，而且充当汉奸和国民党镇压革命的走卒。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在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被农民分了以后，对革命进行疯狂的报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组织国民党还乡团，叫嚣“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在赵树理、沙汀、赵树理、梁斌等人的小说中，这些乡绅们虽然都是世代大户，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诗教传家的温文尔雅；他们有的只是他们对于乡民的阴险的欺诈，算计和迫害。他们无一例外地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们暴戾，张扬，甚至嚣张得肆无忌惮。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乡绅身份与乡土政权的二重性。他们不但掌握着乡土的道德准则，也掌管着诸如民团、家丁等乡土的武装组织，为反动政权维持乡土的治安维护着乡土的稳定。他们上下交结，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让那些受到欺压的乡民，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他们几乎必然地与试图打破这种稳定的共产党革命为敌，成为一种维护自身既得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乡土劣绅已然成为中国乡土社会这张蜘蛛网的毒蜘蛛，成为乡土中国黑暗社会的渊薮。在左翼革命文学的这一个个故事里，中国传统的乡绅群体，其道德形象，完全翻转了，他们在精神上完全堕落了。他们早已失去了乡村族长的对乡民的维护作用，失去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望，甚至成为了乡村的一大害。他们的行为，已经造就了乡村仇恨的集聚。乡绅的堕落，导致它从乡村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变成了血腥鼓荡的策源地。为仇恨所笼罩的社会，仇杀似乎成为了最好的宣泄。
    劣绅们被最后杀死或惩罚，是革命文学叙述常见的结局。《原野》中的乡绅焦阎王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却被仇家仇虎逃回一个个用残忍的方式杀死。《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杀人放火，疯狂地向分了他家土地的村民复仇，最后被柳溪镇的仇家潘冬子手刃掉了。当然，崔二爷（《王贵与香香》）、黄世仁则是逃跑了。阮章竞的《赤叶河》地主吕承书，剥削敲诈农户，调戏王禾的妻子燕燕，导致她投河自尽。他最后被返回的王禾斗倒。李家庄（《李家庄的变迁》）在牺盟会到来后，很快就斗垮了李如珍家族，并且把他活撕了；三里湾（《三里湾》）那个曾祖为举人的旗杆院主人刘老五因为当了汉奸维持会长，后来被枪毙了；南霸天、彭霸天，也在红军的一次次打击下，在乡民们的燃烧的怒火中，有的则死于非命，有的逃亡天涯海角。
    革命文学中的乡绅形象，多少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衙内和乡土恶棍的形象。这些地方乡绅，似乎变得比鲁迅笔下的乡绅更加的凶狠了，而且散发着被逼到墙角后的负隅顽抗的邪恶。有的人认为，乡绅的劣绅化书写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发明，显然不是这样。左翼文学只不过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劣绅形象（如《王老虎抢亲》）进行了阶级化的处理，并进行了更为集中和普遍的书写；也只不过是将五四的劣绅形象进行了更为极端的书写而已。它采用一种完全符号化的书写，把乡绅完全定位在了负面的典型上了。左翼文学的乡绅的恶劣化书写，一方面是阶级话语的必然逻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乡土中国平抑豪强扶持民权的现代性诉求。同时，也可能属于激烈的政治对抗之下，乡绅对于红色政治的自然应对的真实反映。乡绅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革命则在于打破这种稳定，以建构新的秩序。于是，革命与乡绅必然发生激烈的碰撞。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乡绅，就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五
    当然，要说那个时代里中国整个的乡绅阶层都坠落了，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在中国现代乡村想象中，乡绅阶层确实都堕落了。现代乡土叙事，几乎没有给乡绅们说好话的。在乡土想象中，乡绅阶层集体呈现出的是“恶棍”的形象。
    当然，将乡绅阶层理想化的文学书写还是有的。张恨水小说《金粉世家》中的民国总理金铨虽然贵为民国总理，是一个新式官僚，但是他的做派和风度，还是一个乡绅的样子。这是一个正面的乡绅的形象。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非常细致了书写了熊希龄及其家族的种种美好品格：他们知书达理，慈悲善良，捐资办学，照拂同族弱小。沈从文《边城》中的桔子园主人和商会会长滕长顺也可以算作一个乡绅。他凭借着半生的辛勤劳作，“一面由于气运，一面由于才能”，且“为人义道公正”，成为一个受人敬重和信服的老板。村子里碰到什么公共事业，常常被推为领袖，全权代为解决。但是，他却不得不应付保安队长的恐吓和勒索，甚至自己疼爱的小女夭夭都有被看上抢走的危险。经常受到官员的斥骂，不得不拿钱买平安。沈从文笔下的乡绅完全没有了赵树理笔下乡绅的横行霸道，也是处于受尽压抑和作弄的阶层。当然还有老舍的《正红旗下》中的“二哥”不管他是否是个熟透了的满族人或者“半个，甚至三分之一的旗人”，他无疑是个极度理想化的乡绅形象。他可能没有大家族的气势，但是，却有着知书达理的优雅的风度，和娴熟处理家族事务的能力。从这些作家的身份来看，他们大多都是自由主义作家。而且，他们的书写多涉及纪实性的现实人物，与一般的纯粹的文学想象又有不同。
    孔飞力（Philip kuhn）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认为，尽管帝国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地方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绅士形象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绅士的权威可能确实如其所言。但是，我认为，地方绅士权威的建立，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合法性。在文学的想象中，地方绅士的权威犹存，但道德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绅士权威的建立，一方面是暴力的征服，另一方面是伦理的信任。现代文学想象中，地方绅士的暴力威权依然存在，而伦理的信任已经丧失。所以，它在文学的想象才沦落为被讥讽的对象和遭受革命打击的对象。而正是他们的道德形象的瓦解，才为现代时期的乡民，提供了向他们开战的子弹和道德自信。同时，由于乡绅对于传统社会的依赖，以及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的维护者的角色，所以，在近现代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道德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浪潮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扮演着“反动”的角色，并被有着现代革命的“海燕”之称的文学，作为可耻可笑的对象嘲笑和书写。
    不过，我是一个“个体主义者”，即不喜欢用个体覆盖整体。在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的绅士可能真的堕落了，但是，也有的绅士依然维系着他在地方的权威，维系着他们温文尔雅的体面。从道德上来说，他可能也还不坏，甚至还很好。沈从文笔下的熊式辉就是这样的人。由此说来，文学混淆了历史，也污名了绅士阶层。但是，整个现代文学对乡绅的负面表现，反映了整个知识阶层对于乡绅的一般看法和道德行为的基本估价。这也是我们在考察文学想象中的乡绅形象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当然，在九十年代文学中，优雅的乡绅形象再次回归，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大宅门》中的白景琦，以及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中的雪大爷和杭大爷，郭明辉的小说《西门行》中的六个带有知识分子特征的陈依玄等地方乡绅，他们作为乡绅在地方治理和乡土道德的维护上，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他们的人格也都获得了叙述的褒扬。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活在历史的背景中，而不是现实生活里。
    在新世纪的历史想象中，有一股子回归传统的潮流，有着一股子重建乡土社会的强烈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