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剧照
    “文章合为时而著”，好的戏剧作品一定与时代发展、人生追求有着密切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话剧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剧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大批具有深厚的文学底蕴、丰富的内容、鲜明的人物，且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戏剧作品。
    深入开掘生活，展现思想的光辉
    戏剧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是引导人们精神生活的灯火，是启迪人们行为准则的警钟，是助推人们追求梦想的动力。好的话剧作品，不仅有丰富的生活基础，有艺术美的创造，更需要展现出思想的穿透力，以艺术的方式为社会、为人生提供艺术的镜鉴。这就要求剧作家要有观察生活的敏锐眼光，有思考生活的深刻洞察力，有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创造美的艺术造诣。在这方面，《去往何处》（唐栋、蒲逊编剧）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作者在纷纭复杂的生活中，通过冷静观察，深度思考，热情书写，在普通生活中写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开掘出深刻的思想。作品借助中医世家“一真堂”的兴衰过程，揭露了由于道德的失衡、价值观的混乱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深挖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存在原因。这里既有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也有为追逐金钱而引发的药材变质问题，还有以“发展”事业的名义“毁坏”事业的问题。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每个当事人都“不自知”，而是一味地指责别人、批判别人。鲁迅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罪恶”中拷问出“洁白”来，那么，《去往何处》正好相反，它是从“洁白”中拷问出“罪恶”来，让我们警醒，更让我们反思，进而提示我们：在雾霾围绕着的现实世界中，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停一停盲目而匆忙的脚步，扪心自问：我该去往何处？同样，《老大》（喻荣军编剧）和《大湿地》（杨利民编剧）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和人类生存之间的种种矛盾。
    开掘红色题材，塑造鲜活人物
    红色题材戏剧，是主流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具有时代特色和艺术审美价值，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戏剧。但是，要写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得不好便成了没有艺术性的宣传品。在这方面，《董必武》《共产党宣言》《从湘江到遵义》《在路上》等作品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创作者充满激情，站在今天时代的立场上去俯瞰历史，以当代视角开掘出历史题材和红色题材的新意，赋予历史题材与红色题材以鲜活的生命力，打通这一题材与今天观众的审美通道，让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与历史人物产生共鸣，以艺术的魅力感染观众，启发他们的思考。
    见事不见人是这类题材话剧创作的瓶颈。而《董必武》（赵瑞泰编剧）则突破了这一瓶颈，精心塑造出董必武“这一个”鲜明、动人的艺术形象。该剧没有写董老一生的编年史，而是选取董必武1947年在上海周公馆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一段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充分展示了董老的大智若愚、胆识过人的斗争智慧。《共产党宣言》（唐栋、蒲逊编剧）没有讲革命的大道理，而是以共产党员林雨菲“一切为了孩子”的奋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行动，塑造了一个动人的“母亲”形象，由此诠释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深刻道理。《从湘江到遵义》（王宏、李宝群、肖力编剧）以中国共产党人年轻一代领导者襟怀坦白的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的勇者形象，敢于直面历史，解剖自己，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显示了红军在革命斗争中必胜的信心。《古田会议》（李宝群编剧）塑造了中国革命年轻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的崭新艺术形象，也看到了中国革命如何在艰难曲折、重重矛盾与复杂的思想斗争中逐步取得成功、走向胜利的奋进历程。《在路上》（章晓宇编剧）把长征作为人物成长的典型环境，塑造了龙华英和李忠明的典型形象，通过他们在血与火的搏击中经受肉体的磨难和精神的考验，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信仰坚守、理想追求，从而显现出红军长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书写历史人生，展现成长信念
    在对历史题材的书写中，展现人生信念，以史喻今，以史警今，以史鉴今，是近年来话剧创作的一大亮点。如《大清相国》《司马迁》《大讼师》《伏生》等。这些话剧剧本把对历史事件的开掘和人物的描写与对现实人生的思考相融合，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开掘出促使人物发生性格变化的深层心理原因，为现实提供了借鉴，为人生提供了参考。《大清相国》（洪靖惠编剧）和《大讼师》（郭启宏编剧）就如一面镜子，通过陈廷敬、宋士杰等历史人物的成长经历——为人之本与为官之道，烛照现实人生，以古人的性格、品德为今人的生活道路提出了警示。《伏生》（孟冰、冯必烈编剧）和《司马迁》（熊召政编剧）以伏生和司马迁的形象塑造，展现他们忍辱负重的顽强毅力和保存祖传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坚韧行为，赞扬了他们不屈不挠的“脊梁”精神，为今天的观众传递了人生信念在成长、立业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共同家园》（张小兵、冯静、尼玛顿珠编剧）描写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由2000名藏族壮士组成的藏军奉清朝皇帝圣旨，奔赴东南沿海与宁波军民联合御敌、保家卫国、壮烈殉国的动人故事，讴歌了民族团结、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谱写了一曲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英雄赞歌。
    写出生活诗意，弘扬人性之光
    话剧之所以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不仅在于描写丰富的生活，而在于写出生活的美，开掘出普通生活的诗意。别林斯基说：“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法则：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整个特殊世界的人物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物。”也就是说，只有美的艺术才能感动人，才能产生思考的力量。在这方面，《麻醉师》《一诺千金》《惊蛰》中所塑造的正是“整个特殊世界的人物的代表”。
    
    《大清相国》剧照
    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壮大，需要整个民族全体成员的无私奉献，需要崇高精神的引领，这是民族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与根本。缺少了这些，便缺少了灵魂和前进的动力。《麻醉师》（唐栋、蒲逊编剧）把英模人物的事迹提升到艺术层面来表现，把生活中的普通人塑造成一个鲜活的、有个性的艺术形象，突破了那种以展览好人好事写英模人物的局限，使人物形象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剧中描写的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绍洋有一句名言：“我的生命就属于患者”，使观众在普通中感觉到了一种不平凡，在亲切中受到一种精神震动。《一诺千金》（杨锦峰编剧）通过对周海燕和方晓然不同人生道路的透视，揭示了生活本质的一面，从哲理的高度概括生活，从主客观两方面去思考人生，在复杂的生活中开掘出人性之真，赞扬了周海燕信守“承诺”的人格之美，在喜怒哀乐之中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力量，在人物的心灵搏斗中看到了一种善的力量和人格的毅力。《惊蛰》（冯大庆编剧）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却没有落入宣传戏的俗套，塑造的两个人物——朱清扬、韩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以赡养老人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和高尚，彰显了传统“孝道”的光彩与美丽。
    苏联导演阿·波波夫说：“戏剧一向被视为一种既浅显得出奇，又含有深刻的哲理，有助于领悟人生的艺术。”戏剧创作如何发现生活的美，在描述普通人生活过程中展示出人的成长历程和奋斗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每个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北梁人家》（林蔚然编剧）描写了在拆迁改造民居过程中，一群小人物复杂而真实的内心情感和他们的生活“梦想”。《玩家》（刘一达编剧）针对当下社会上出现的“信誉”缺失、价值观念混乱的现象，通过对京城文物收藏世家的生活经历的描写，在揭示真与假、人与物的关系过程中，展示他们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念，为当代人敲响了警钟。《老汤》（王宏编剧）通过“老汤烧鸡店”创办人罗小船与苑如意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与罗、苑两家在生意场中的恩恩怨怨，写出了古代人的为人之本、经商之理和处世之道，体现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内蕴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凤凰》（李宝群、王宏、肖力编剧）写出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一代浙商（民营企业家）的复杂性格和不同寻常的寻找。
    点亮童心，展现“梦想”之光
    “点亮童心，塑造未来——共筑中国梦”，是中国儿童戏剧节的主题，也是儿童戏剧创作者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儿童戏剧在这种理想追求过程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使孩子们看到了“梦想”，拓展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丰富想象力和追求“梦想”的信心。《山羊不吃天堂草》《戴“星星”的孩子》等就是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作品。
    《山羊不吃天堂草》（冯俐编剧）从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宽阔视野中去思考生活，聚焦当代少年儿童心灵成长中的问题，启发少年儿童在艰难、挫折、坎坷、磨难的现实中慢慢地认识社会、思考人生的自觉意识。《红缨》（杜薇编剧）描写“人小志气大”的王二小为了中国人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英勇献身的动人故事。《大山里的红灯笼》（王东风、欧阳逸冰编剧）描写贫困山区孩子们的一个真实的“梦”，通过他们为实现这个“梦”而刻苦努力学习及人格成长的过程，展现了孩子们的纯洁心灵和远大志向。《想飞的孩子》（董妮编剧）写出了孩子们幼稚的“梦”，以及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天真的人生追求。
    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独特的创造个性。习近平总书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话剧需要文学滋养，文学需要思想领航。在今天的话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通过“艺术”展现人们“心灵美”的戏剧作品，也看到了剧本创作者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一往直前的拼搏。但要实现话剧的高峰作品，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家们的辛勤劳动和孜孜不倦的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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