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浴火黎明》
    
    评剧《母亲》
    
    豫剧《焦裕禄》
    
    沪剧《邓世昌》
    回顾近五年来的戏曲创作，我们心中充满欣喜之情。这五年，创作思想有进一步突破，戏曲舞台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态势。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剧作家和广大戏曲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努力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出了一批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舞台上塑造出具有崇高思想的先进人物是时代的要求，但在创作上难度也最大。“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理念留下了恶劣的影响，“假大空”的人物为群众所厌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受到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又出现了“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混乱思潮。对此，除了应当从理论上予以澄清外，最有说服力的是要创作出真实的有感染力的作品。
    豫剧《焦裕禄》是近年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不回避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同时又在这些困难与曲折中表现出了焦裕禄这样一位共产党基层干部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诚关心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作品集中写了群众逃荒、为错划成右派的科技人员平反、买议价粮救荒、带病抗洪抢险等几个典型的事件，在每一个事件中都写出了焦裕禄真实的情感、认真的思考和果敢的决定。焦裕禄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不能让群众挨饿，不能让群众蒙冤，要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要让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这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真正的党性。人物真实，情感真实，就使作品深刻感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部写焦裕禄的戏曲作品，对如何理解和表现这一先进人物不断进行探索，创作演出豫剧《焦裕禄》的河南豫剧院三团此前成功地创作演出了《村官李天成》，所以豫剧《焦裕禄》是在多年创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创作者对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思想深入理解的结果。
    先进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优秀的领导干部身上，而且也体现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身上。沪剧《挑山女人》写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在丈夫意外死去的情况下，毅然去做挑山工，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抚养儿女成人、成才。她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坚毅、尽责的民族传统美德，她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湘剧《月亮粑粑》表现一位乡村民办教师，几十年坚守在艰苦的教学岗位上，是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她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学生称她为“妈妈老师”，而她也在磨难中感受着实现理想的欢乐。
    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群众最关切的问题之一。从文艺的角度说，通过这场斗争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和人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表现新的人物的任务。各地挖掘了许多历史上的反腐倡廉的故事；剧作家也从生活中提炼素材创作了多部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京剧《在路上》的作者姜朝皋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了解到很多纪检战线的感人事迹，经过集中提炼，塑造了一位无私无畏、敢于伸张正义的女纪检书记的艺术形象。她既有铁骨，又有柔情，使观众感到真实和亲切。豫剧《全家福》描写一位出身贫苦也有能力的干部的堕落给家庭、亲人带来的痛苦，这不仅是对贪腐行为的警示，而且通过官员的父亲——淳朴的老农民和官员的女儿——从海外学习归来的青年的视角，写出群众的爱憎：腐败是对贫苦家庭的背叛，腐败是时代发展的逆流。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不忘初心的重要。
    五年来，创作思想进一步活跃，题材、体裁进一步多样化，剧作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汲取灵感，写出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戏剧故事。芗剧《保婴记》写了一群好心人，他们为了保住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的生命，高高兴兴地去做吃苦受累的事情，并且不怕自己惹上麻烦。这种火热的情感使观众感到生活的温暖。淮剧《小镇》的作者徐新华从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受到启发，联系到中国的社会现实，描写了一位小镇教师朱文轩在金钱、荣誉面前，在得失、真伪之间所做的艰难选择，人物的心理是中国的，在朱文轩身上看到传统士人观念的深刻影响；而对外国小说的借鉴又使作品具有新的哲理深度，具有“悬疑”色彩的叙事方式也产生一种新鲜感。主人公心灵的煎熬是痛苦的，而一旦实现了灵魂的净化又让观众和剧中人物一起上升到一种崭新的境界。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中国近当代和古代的许多历史篇章都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剧作家从这些历史篇章中选取、提炼素材，写出了一幕幕光照古今的活剧。评剧《母亲》以北京市英雄母亲邓玉芬为原型，描写一位普通的母亲，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毅然送出一个又一个亲人，体现出一种义薄云天的大爱。
    沪剧《邓世昌》则把我们带到“甲午海战”的年代，这是一部英雄悲剧，也是一部历史诗篇。邓世昌是那个时代不甘屈服的中国人的一个代表，是民族精神的典型体现。邓世昌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行动代表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取得胜利。沪剧《邓世昌》在有限的舞台时空中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典型环境，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出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听那大海欢唱，卷起豪情万丈”，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但这豪情依然是鼓舞我们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精神力量。
    高甲戏《大稻埕》表现了甲午战争之后，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甲午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大稻埕。侵略者不仅要霸占这片土地，更要消灭中国的文化，改变台湾民众的历史认知。作者曾学文说，他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之后发现，“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大扫荡’，不是后来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才出现的，日本早已用之于台湾。一群群手持棍棒的义民，面对日本人的枪炮，用肉体支撑起不灭的精神。”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欺侮从这里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从这里开始了。大稻埕民众的斗争不仅表现了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革命历史一直是现代戏创作的重要资源。京剧《浴火黎明》对《红岩》题材进行了新的开掘。狱中的革命者不但要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而且要用勇敢和智慧去教育、鼓励动摇的同志坚定起来，打破敌人分化瓦解的阴谋。这些同志一方面要坚持现实的斗争，同时又在总结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着党的未来的建设问题，用鲜血和生命写出了“狱中八条”。应该说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收获。
    展现历史人物的风采是戏曲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视，进一步激发了剧作家创作历史剧的热情。近年来，各地的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被搬上了舞台。当然，一部历史剧是否成功，不但看所写的历史人物是否重要，更重要的是剧作者能否把历史人物变成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剧作家要对历史人物有深入的理解和独特的发现，要把理性思考转化为诗情。善于写历史剧的作家郑怀兴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他的琼剧剧本《海瑞》和晋剧剧本《于成龙》都富有新意。当地选取这类题材有打造“地方名片”的意图，但剧作家和艺术家努力走近历史人物的内心，与其产生心灵的共振。作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写出了历史人物遭遇到的严重的困难和危机，但他们能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不顾个人得失，敢于担当。因此作品有很强的历史感，又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年的戏曲创作中，剧作家、艺术家努力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容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唱、做、念、打等艺术手段的功能，充分发挥行当多样、流派纷呈的表演优势，使作品形神兼备，更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如京剧《大梦长歌》表现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悲壮的一生，年轻时由文武小生扮演，表现出辛弃疾锐意进取的精神；年老时由老生张军强扮演，他用奚派和杨派的唱腔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爱国情怀以及内心的悲怆。京剧《天道行》根据传统戏改编，表现古代的一场“反腐”斗争，叶派小生朱福的唱腔刚劲挺拔，而“水牢摸印”等场次则充分发挥了以虚写实的戏曲表演之长。京剧《香莲案》和《狄青》都是据传统戏改编的，除了思想内容上的出新之外，创作者更考虑到拓展流派艺术、进一步发挥武功的作用，因此这些作品的创作有利于戏曲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7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10个地方戏曲剧种在长春同演《桃李梅》，一是山西省晋剧院举办了《富贵图》演出2000场的系列活动。《桃李梅》是20世纪60年代王肯等作家为吉剧这个新兴剧种创作的，《富贵图》是剧作家曲润海20世纪80年代根据传统戏改编的。因为它们符合老百姓的审美需要，所以能被许多剧种改编演出，并能在舞台上保留下来。这两个戏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使优秀剧目得到活态传承。这两个活动启示我们，剧院团一定要懂得老百姓喜欢什么，“把人民作为文艺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在选择剧目上注重群众的需要，进行新的创作也应该从这样的剧目中取得借鉴。
    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必将鼓舞广大戏曲工作者在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奋力奔向新的征程。我们应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生活上下实实在在的功夫，尊重艺术规律，努力克服“浮躁”这个顽疾，让戏曲艺术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