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琴， 1975年生于甘肃。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闲时亦写诗著文。著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直抵存在之困》《一灯如豆》《大荒以西》《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声音》等，编选有《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棋王》。获“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西北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等奖项。
    我的兴趣一度在中国古典文学。诵读那些古老的篇目时，总有光芒入怀，仿佛童年时照进黑暗屋子的一束强光。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把这束光用文字表述出来。然而，总是词不达意，表达的困境让我把目光投向了理论。听课，去图书馆生吞活剥西方文艺理论经典著作，仿佛这样就可以将那光芒清晰地呈现出来。今天看来，当时的阅读仍然是兴趣型的，但这样的阅读与梳理无疑帮我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在某些时刻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是相似甚至是相通的。比如，海德格尔植根于时间性对于被抛掷的此在的阐释，与张若虚有关长江送流水的慨叹竟然如此相似，人如何在此岸获得和丧失时间，是他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在个体与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勘探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竟然达成了一致。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的怆然涕下，艾略特对四月的“残忍”的表达，都可以看作一种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丈量无限的时间长河的方式。
    经由文学批评进入时间之河，或可以从时间的整体性中进入文学与世界，返身向古，寻找古典精神在当下的延伸，赋予其意义。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然，当代批评并非局限于当代文本。让过去时代的作家文本与当代文学批评共同构成一种新的美学与启示关系，这是当代批评家的职业难度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不可思议而又必然的继承，故而，文学批评只有跨出当代文学自身，才会具有更深广的意义。
    我们这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大多都有相似的经历，始于对文学的初心，然后接受一个职业规范训练的过程，系统阅读和学习西方文艺理论，间或夹杂中国古代文论。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那些现代批评大家的教育，即对作者的理解、对杰作的探寻与认知。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每个从事批评的人对文本的选择都有不同倾向，因为其趣味与文化身份及自我意识都差别巨大。就我而言，文学批评也是漫游养育了我的西部大地和探寻其文化地理的重要方式。
    身处此地的生长和研习让我意识到，西部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西部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精神，其实就渗透在今天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钱穆先生曾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他比较中西文化时有过这样的比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而秦汉文化在今天的西部地理与文化中，一定会有更多的遗存。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批评需要一张地图，尤其需要一张向西的地图，这样说并不是要将文学批评的视野狭窄化，而是文学批评的另一重应有之义。大卫·丹穆若什对世界文学的阐释可以让我们反观西部文学，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这个折射是双重的。西部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犹如民族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不是世界文学的对立，同样，西部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的对立，西部文学应被更大的文化空间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只考虑一个单一的文本或一组文本时，也许已经能感受到这种关系，然而，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地理范畴中，就会看得更为透彻。这是我心目中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惟有如此，方能游弋于更为深广的时空，探寻并发现时间与地理的更多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