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长篇之尾
    接到雨花英烈纪实文学约稿时，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正进行出版前最后修订工作。真正的创作，从第一稿写完开始，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第一稿相当于把房子的框架搭起来了，没有安门窗，没有进行内部装修。房子牢不牢，框架是关键。房子美不美观、适不适用，靠后期设计装修。生活中经常看见一些使用同一张图纸造起来的房子，经过不同的人装修，使这些房子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状态，已看不出源自同一张图纸。
    小说创作必须依靠虚构，而历史人物长篇纪实文学的撰写必须依靠基本史实。虚构的背后是有逻辑支撑的，而基本史实却处处显得前后不连贯、互不买账。对一个想象力大于记忆力的人来说，写纪实作品比虚构作品吃力。
    小说是历史肉身，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也许都是虚构的，但这些人物和事件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为了达到真实效果，作者甚至不惜把所涉及的街道拐角处的石头放在小说中去，使得那部小说即使过了一百年，只要那条街道还在，拐角处的那块石头还在，读者都还能按图索骥找到那块石头。读者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找到那块石头，而是通过这块真实的石头，为小说中所有虚构的人物和事件注入血液和心跳。这就是虚构文学作品的“实证精神”。纵使这样，小说中的“实证精神”不过是作家的手段，不是作家的全部本领。
    可是对一部纪实文学来说，“实证精神”则是作家完成写作的唯一路径。譬如司马迁写《鸿门宴》，刘邦、项羽、范增、张良一干人，谁谁东向坐、谁谁南向坐、谁谁西向坐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当年项羽确实处心积虑在鸿门摆了一场酒宴，本想利用酒宴把刘邦干掉，结果由于自己心存妇人之仁，最终让逃脱的刘邦把他逼到乌江边自刎。
    在这部以雨花台烈士金佛庄为核心人物的纪实文学中，金佛庄的生平事迹无法虚构，必须真实。在此基础上，让人物有血有肉地在文字中复活，这就是一个纪实文学作家的任务。
    只有三千字的原始材料
    在雨花台烈士英名录上，金佛庄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是中共第一位军人党员，是黄埔军校最早牺牲的中共党员，是第一位牺牲在南京的中共烈士。
    由于牺牲得非常早，早在1926年12月，中共组织尚处在初始发展阶段，还没有建立档案；国民党正处在连年战争中，也没有很好地整理档案。绝大部分材料都随历史销遁无踪。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奔走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江苏省党史办、南京市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东阳档案馆、金佛庄烈士陵园、良渡村等地，只找到3000多字的小传。
    面对这3000字的小传我没有慌张，更没有懊悔，相反，我是高兴：既然从前没有人写过，人就那么一个人，一辈子就那些事情，免得我偷懒，我的写作不大会跟别人撞车。另外我还了解到金佛庄无嫡亲后人，这对于传主是残酷的事情，对作者却相当于网开一面。君不见不少名人的传记，因为他的子女这样那样的顾忌，而被改得面目全非。于我来说，这本书不存在这方面的条条框框，我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对一个想象力不算差的作家，3000字的小传足够了。
    从信仰入手，打开一片天地
    真正下笔之后，我经常后悔和紧张。俗话说“故事好找，细节难寻”，每一个小说作家都会遇到细节问题。而对一个革命烈士，我虚构的本事基本上用不上。金烈士参加革命很早，牺牲也很早，跟他发生交集的同期人物很少很少，即使是名人，也很少提及金佛庄。我是不是就真没办法复制出金佛庄光辉灿烂而短暂的一生了呢？
    经过多少个夜晚琢磨，我终于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他们那一代人从不缺乏的信仰。正面角色有正面角色的信仰，反面角色有反面角色的信仰。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心中普遍都怀揣着一个“中国梦”，他们一生奋斗的过程，就是圆梦的过程。
    金佛庄从事革命的时期，主要是共产党诞生和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风向是耐人寻味的，有的人像墙头上的青草，东吹东边倒，西吹西边倒，选取利益的最大值，跟着最大公约数走。可有的人，不管政治风向往哪边吹，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动摇，舍身为民，矢志兴邦。越是纷繁复杂、瞬息万变，越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的坚定性。
    从信仰入手，打开一片写作天地，写作的视野豁然开朗。
    写作过程中，我不断串入历史，这些历史看似跟金佛庄无关，事实上，这些历史就跟血肉之于生命一般不可或缺，正是这些历史事件才使金佛庄坚持信仰至上，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能为了信仰而慨然担当。
    当我确定写一个革命者的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有太多的史料我可以用到。
    金佛庄的信仰，是那一代人的信仰。
    金佛庄的慨然担当，是那一代有为人士共同的慨然担当。
    金佛庄的信仰，未必不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共同的信仰。
    经过半年多采访、查阅史料和写作，到2016年5月6日下午2点半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回顾整个写作过程，感觉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充实而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