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Sinophone），作为华文文学和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相对新鲜而又热门的术语，其流动性和复杂性也是如影相随。在研究者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德威和史书美。前者有多篇论文，而且将理论概念付诸实践，组织华文文学作家工作坊，甚至将之推上了哈佛的讲堂；后者作为近些年影响日益凸显的女学者，其2007年出版的论著《视觉与认同》集中体现了其敏锐的思考和深刻的偏见。
    毋庸讳言，一个崭新术语的出现，未必一定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更新，但往往不乏开启新思路、引发新意识的催化作用。“华语语系”的出现，自然不只是语汇的更叠，其背后更是有关中国文化/文学内部的权力话语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国际化运作、论争等的错综交织，这里面既有推进我们自身研究的丰富可能，又不乏悖论与偏见。作为置身其中的研究者，我们要有所回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亮出观点、正本清源。
    新的崛起：界定与洞见
    一般而言，“Sinophone Literature”或可理解为华语语系文学或华文文学。当然，这样的初步理解都是权宜之计，我们不妨来看看各家多元并存的界定。
    王德威：“包括在外”。在王德威这里，华语语系文学主要是指以华文书写的文学，但同时，他更将此文学置于英语语境的独特脉络中，“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上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需要强调的是，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离散性的强调是有限度的，它从某种意义上纠偏了罔顾差异、单纯类比于其他语系后殖民意味的泛滥，所以，他可以相对宽容地一方面强调“离散”，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顾影自怜，自我膨胀。
    不难看出，在王德威那里，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既能在英语语境里游刃有余地提升话语身份，这个概念本身又是在确立各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基础上包含了中国大陆文学的综合性指称。
    史书美：反殖民/去中心。如果暂时切断华语语系文学与早前的华文文学“多元中心”论（周策纵、王润华提倡）观点的维系，史书美算是西方语境中较早集中探讨华语语系的学者。
    2004年，史书美将华语语系文学界定为：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以外和大陆边缘以华文为母语的作家用华文的创作，用以区隔中国大陆的中文写作。不难看出，史的界定有强烈的去中心意味。
    如前所述，此概念的提出，绝非一个新名词的孤立浮现，它同时也具有更深层的功效，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则是去中心化与反殖民色彩。毋庸讳言，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某些术语的确定自有其权力话语的渗透，比如，早先的提法，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不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命名以及类似的概念——世界华文文学等等，往往也或多或少难免大中国中心主义的弊端。
    华语语系一词帮助我们重新反省中国大陆文学和其他华人区域文学之间的繁复关系，尽量突破褊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更多采用多元并存的视角看待这种既互相呼应、对话、纠缠，同时又往往从本土性和政治属性上主体性浓烈的事实。华语语系概念提升了各区域华文文学的地位，同时也通过跨学科的关联性思考强化和丰富有关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比如如果通过华语语系视角看待新加坡华文文学，同时也可以关联新加坡华人社会，乃至更庞杂的“新加坡学”。
    “华语语系”文学去中心的首要操作就是要去“国族文学”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局限。王德威将之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次，华语语系概念又有一种反支配或反殖民倾向。处于中国大陆以外/边缘的华文文学书写，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充斥了焦虑和彷徨，但自有其可能的主体性与发展规律（尤其是相对成熟的区域，比如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所以，其文化心态往往有着独特的暧昧与复杂。当然，真正的去中心化和反殖民也包括，针对英语以及相关文化可能的殖民强势色彩，华语语系无疑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主体性。
    第三，华语语系文学更是具体个案的众声喧哗，它不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中心，而更注重对本土自我的形构。华语语系文学背后强烈呈现出对华文文学本土性的有意强调，这也和笔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只有对各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展开更深入的了解和切实的尊重，对话并彼此借鉴，才可能建构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学。
    史书美的论述更多是华语语系论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这实际上比华语语系文学更宽泛些。当然史书美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将华语语系上升为一种认识论，甚至希望强调华语语系和其他理论的对话性与连接性。
    话语建构中的不见
    作为一个极具针对性、批判性，又有强烈主体性的术语，华语语系文学对地域的重新切分，在文化/文学的旗号下，不乏权力暗流的涌动，甚至有需要小心探勘的迷思缠绕。
    跨殖民的过度泛化
    史书美将华语语系（文学）纳入跨国和跨殖民研究中，这一方面增强了其批判性，但另一方面却也让她陷入了过度发挥的偏见中，虽然这偏见往往貌似深刻。
    在实际运用中，史书美轻而易举卸掉了华语语系、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等语系之间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从未以任何军事方式、文化思想方式殖民目前华文文学所在的其他区域。这是和西方殖民者的操作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往往是通过军舰、大炮、传教士等手段掠夺被殖民者的财富，又顺便通过殖民方式美化宗主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妖魔化被殖民者。这是后殖民概念使用的错置。
    史书美在她的论著中分别论述了台湾和1997年以前香港作为“被殖民地”关系的两个个案用以陈述华语语系的批判性，其实这种做法更呈现出她跨殖民理论的过敏。众所周知，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和香港，其历史境遇中的真正殖民者恰恰分别是日本和英国。通过有意遗忘或忽略这段惨痛的历史，不去真正发挥跨殖民理论在此议题的效力，而将矛头指向当今中国大陆，实在是本末倒置。而实际上，我们稍微具体化日本殖民台湾和香港回归前的文化/文学，恰恰都有以本土华文文学对抗殖民者的有意操作。而在类似的马来亚华文文学中，1930年代，鲁迅逐渐成为他们的思想导师，用来对抗英国殖民者和后来的日本侵略者等文化殖民者。这些都不难说明，中华文化及其组成部分完全可以成为反殖民的依赖。
    对抗性贫血
    或许正是为了增强杀伤力、争夺更大的话语权和吸引眼球，史书美采取了相当具有颠覆性和对抗性的语汇，比如“反离散”、借用“定居殖民主义”等等。平心而论，上述观点不乏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但同时此观点却又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不乏偏执。
    相当吊诡的是，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剔除了中国大陆文学主体部分，而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贫血。众所周知，无论从文学生产数量（出版、读者、作家、学人培养等），还是华语文学的延续性、载体规模等，中国大陆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它要么变成了和华人性日益疏远的族群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要么落入本土门户主义自生自灭的窠臼中。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国中心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共享了粗暴而短浅的思维逻辑。
    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和界定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暂时刨除既有的文化政治干扰；如果单纯锁定文学研究，理想化一点，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等于华文文学/华语文学。它也难免华语文学的缺憾。因为这个概念同样也必须面对更复杂的文学议题：比如，华文文学书写以外的华人文学创作如何涵盖和囊括，如何涵盖华人文学中的其他语种创作等等，都是未能涵容的问题存在。
    如何突围
    在我看来，在华语语系涵盖的范围内，在相对成熟的华文文学区域内，完全可以产生“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它既和更大范围的中国性有交集，同时，更属于本区域内部本土性的一个层面。虽然从理论上假设，可以使用相同的华文字符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使之属于另外一个表意群体，但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能，因为那不亚于甚至更艰于创造另外一门语言，因为，你还是使用已经表意非常丰富的熟悉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语语系文学中的中国性，尤其是文化中国性几乎是永远的。
    政治实体之间，可以采用不同的政治理念互相区隔，但华文所关涉的文化区域不可能完全割断文化关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十年、上百年仍然无法改变台湾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香港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巨大交集。从这个角度看，各个华语语系文学区域的生产必须汲取和借鉴中国大陆文学的经验与资源。
    华语语系论述除了理论争鸣以外，必须要紧密结合个案作家——他们既可能是例证，又是突破的新的可能性，或许也是更新术语内涵和研究范式的精妙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创作必须先创造出更多的经典，这无疑既是不同区域华语文学辩证、对话、比较的基础，又是发展和升华理论深度和高度的载体，良性互动如要展开则缺一不可。
    华语语系（文学）话语自然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话语论述，既有相对独特的立场和洞见：兼具本土性观照，重视区域华文文学，同时又可以让人具有跨学科视野。当然，它还有更多不见：比如，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它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具有含混和空洞性，有很多既有的论述，拿掉这个术语一样清晰可辨；同时，它自身也有一些理论的矛盾性需要克服，其自洽性尚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