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开始的构思里，这个小说是一个关于郊游的故事，保姆和她的情人绑架男孩的计划败落，在郊外吃了一顿美味的烧烤，把孩子又送了回来。三个人度过了乱糟糟的一天，最终因为一顿饭达成和解和内心的安宁。谁都知道那是暂时的，生活还得继续，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但是作为小说，完全可以停在河面尚且宽广的地方，让它的去向成为一个谜。这种卡佛似的美学我一度很喜欢。但有时候还是不大死心，觉得好像有责任再往更深的地方挖掘，而且也是因为一种好奇心，关于这个故事，我想知道的更多，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写下去，让未知的事物慢慢浮现出来。具体到这个小说，写到中间的时候，我意识到郊游只是个插曲，这其实是关于一幢房子的小说。就是那幢人来人去，眼见他起高楼、眼见楼塌了的郊外别墅。我一直很着迷于局限于某个封闭场所的小说，这大概是早年深受哥特小说影响的缘故。从前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字叫《家》，讲的也是一个保姆和一个不属于她的房子之间的关系，那是大约八年前。而《天鹅旅馆》似乎把这个故事更往前发展了一步。在《家》里，那对城市夫妻令保姆小菊开始思索“自由”的问题，而在《天鹅旅馆》里，雇主一家的变故，使“责任”的问题来到保姆余玲的面前。
    《天鹅旅馆》讲的是一个从恶到善的故事。这在我写过的小说里是很少见的。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总归是不大相信人会变好，也不大相信救赎。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也真的生出一种慈悲的东西，一种因为怯懦而产生的祝愿。正因为几乎不可能，我们试图变好一点的努力，才成为一种对抗虚无和无意义的方式。在很多小说里，我们总是看到一些被结果塑造的人，因为悲惨的遭遇、失败的经历而变形和扭曲。这当然也是真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过程塑造的，在尝试着变好，在努力与他人靠近的过程中，自己悄悄发生了改变。在我看来，小说中那些被过程塑造的人，总是更真实和元气充沛。
    这个小说的题目叫“天鹅旅馆”，但其实小说里既没有天鹅，也没有旅馆。交稿之前，小说的题目反复改过很多次。早年的小说大多用一个意象作为题目，就像在一个线轴上缠丝线，安全舒适。后来试图摆脱这种方式，至少尽可能把意象和文本的关系变得疏松和自由一些。天鹅旅馆这个意象，是自然降临到文本里的，自始至终都没有那么重要。只是因为觉得小说里的那个小男孩，身处危难之中而不自知，依然怀有一种“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慷慨，这种美好的愿望应当被纪念。既然他说有一座天鹅旅馆，那么就有一座天鹅旅馆吧。
    【张悦然中篇《天鹅旅馆》刊载于2017年第5期《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