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秋天，我抱着一摞诗稿敲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里面坐着诗人刘立云。进去的瞬间，我像一枝刚长出来的香椿芽，被开门的风吹得微微颤抖。那是我当兵的第五年，二十三岁。休假期间，我从云南部队坐火车回到山东老家，又坐火车从山东来到北京，问路问到了刘立云老师所在的解放军出版社。我对刘老师说：“我是来自云南部队的战士，我喜欢写诗，想请您看看。”刘老师很惊诧，他对一阵敲门声之后进来的我，以及我直愣愣的话和递过去的诗，有些猝不及防。他看了我的诗，给我倒水，陪我聊了两个小时。聊了军旅诗歌的写作，聊了博尔赫斯与埃里蒂斯，送了我一本《向天堂的蝴蝶》和《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走的时候，我朝刘老师敬了军礼。刘老师说：军旅诗歌写作，很需要人。
    我那时常常想，到底军人写的诗叫军旅诗，还是写军人的诗叫军旅诗？我也不知道军旅诗与其他诗有什么区别。只是军用桌子的抽屉里还是堆满了米沃什、策兰、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杜甫和西川的诗集。现在回头看，很难想象那时的我浑身上下都激荡着凛冽的杀气，那时的杀气在那时的笔下像烧红的铁水，甚至不需要等待、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锤炼，那些白骨般的意象和闪电般的节奏，给了我一场又一场语言上的战争。想象力为我打通了灵与物，写了步枪和子弹，写了炮的口径和剑的锋芒，写了急行军和壮阔的大演习，写了三连铜色的肺和九连铁色的胃。不是吗？作为这支武装集团的个体，我的职责，就是在某一天杀更多的敌人而保证自己不被杀死。
    我像一把钝刀在石头上磨，每磨一次，都像美洲大陆与亚欧大陆发生了撞击，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虚拟着自己的冲锋与死亡。半年后，杀气写尽，我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虚无感，像一个战士在阵地上打到最后一个人，面对敌我叠加的尸体，分不清胜利的意义和战败的沮丧。我不愿再写那摧毁一切的杀气，也不愿再把自己比喻成狼或者豹。在词语的幻觉里，我渐渐看到杀气之后，是血肉，是我的血肉和新兵老兵的血肉，是我们背后庞大的父亲们和母亲们的血肉。二十四岁那年，我出了一本叫《一路锋芒如血》的诗集，但我的写作忽然松弛下来，开始训练语言的节制，学习中国古典的气韵，读完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青春的杀气和激动，总是撑不了多久，我气喘吁吁地坐在炮塔上，从暴力美学和血色抒情中回到了生命意识。
    这时，我感到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涉及我的存在和军衔的存在，涉及枪的存在和星辰的存在，它让我不安，却发出痛苦而迷人的光辉。我这才意识到军旅诗歌具备的某种特质，它包含着战争伦理和生存困境，像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悖论。它的内部结构是悲剧性与崇高性的交织，是鹰隼与白鸽同时展开的飞翔，是左手残忍与右手悲悯的相互撕裂，是你死我活之间正义与非正义的篦梳。是这些，让军旅诗歌的定义显得明确而深远，让军旅诗歌脱离黑板报，进入文学和哲学的范畴。
    如此一来，真诚的痛苦与残忍的慈爱，在军旅诗歌写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自我分裂的细小波纹，从皮肤延伸到意识；自我整合的巨大洪流，又从唇齿汇聚到修辞。除了写战争与和平，除了写牺牲与挣扎，除了写狂野与秩序，我依然在执着地寻找着一抹无主题的亮色，那种亮色因没有必要而尤为重要，它可以让每一名军人在被召唤时为祖国而战，也可以让每一个儿女在被惦念时为母亲而归。只是这抹亮色，我至今无法命名。正如我喜爱的诗人陈先发所言：诗的本质之一是对命名的反驳。
    自去拜见刘立云老师十年后，我写了这组《春风刻骨》，其间因调到文工团工作，大量时间转向了舞台剧的编剧和歌词创作。所以，内心深感愧对刘老师的嘱托。写这组《春风刻骨》时，离我真正的军旅生活体验已过去数年，体验变成了经验，这似乎让我更有勇气回到曾经攀爬的悬崖，回到曾经毁灭的渊薮，回到雄壮而不可战胜的钢铁内部，带着音乐和戏剧，捡回我打出的每一粒弹头。在这组诗里，我比以往更珍惜内心的冷静，珍惜名词与动词的盈亏，同时也克制赞美、回避陷阱。因为在战争的命题下，我能写的似乎都是本质之外的东西，我只能听到钟声，却没有钥匙，在本体与喻体之间，所有消耗殆尽的符号，都无法准确对应本身就飘忽的表达意图。
    有时，常常感觉自己身处挂满镜面的房间，四壁上处处有我而至无限。其中有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口口声声要奋勇杀敌，也口口声声要衣锦还乡；而另一个写诗的人悬在空中，像从油锅里跃出来的鱼，吐出葵花般的气泡。在那么多不知真假的躯体里，我想闪电还是在的，只是取消了雷。当然，斗转星移之后，体内的丘壑与荒草，或许还能容纳一个连的兵力，隐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