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一直想追寻一个问题：故乡和老家可以区分开来吗？或者换一种更具有操作性的问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才能把故乡和老家区分开来？
    这是我在写作《老家》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近两年在阅读大量有关中国乡村题材的非虚构作品时所得到的一种真实感受：把故乡和老家区分开来，也就是对围绕着故乡这个核心的叙事进行清理，其本质则是一种“去乡愁化”。“故乡”一词大家都不陌生，与之相联系的还有离乡、还乡、乡愁、乡愿等，都早已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在这其中，乡愁是乡村非虚构叙事的主要情感基调。但到了21世纪，特别是现在这个信息发达、现代化进步的时代，传统的乡村和乡村社会正在面临着浸润式的消逝，生活和人心正在变化，我们有必要重新去审视这些概念，重新确认它们的内涵和有效性。
    这个重新审视和确认的前提，是出现了一批和之前的乡村非虚构叙事不太一样的作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江子的《田园将芜》、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开始有意识地“去乡愁化”，即有意识地淡化传统非虚构类乡村叙事的乡愁色彩，代之以社会学、文学批评、新闻学等视角和思路。在这些新的思想方法和写作形式的渗透下，非虚构叙事中的乡村开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状态，既不过分乌托邦化，也不过分恶托邦化，而是在一定的立场和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呈现出富有质感的现场性。
    这些变化表现在文本上就是一条从“故乡”回到“老家”的道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以自己的老家河南穰县为书写的基本点，掀起一轮关于新时代乡村处境和命运的话题，这两部作品既承接着中国现代以来的乡愁书写，但社会调查方法的适当引入，又让这种乡愁不同以往，具有了一定的建设性功能。梁鸿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还乡者，她的还乡除了带有情感，还带着理性的知识思维，因此她的作品里不止是常见的有关故乡、乡愁的感性抒发，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农村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同样以自己的家乡为个案，兼具了社会调查和记者的视角，注重对自己所见之乡村的呈现。他回避了文体上的具体定位，也不在乎内容上的整一性，而是强调一种报告性。黄灯的著作则以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三个村落及其中的人们为典型，梳理和素描了一幅中国乡村图景。还有网络、新媒体上海量的有关乡村的非虚构叙事，中国乡村以前所未有的全面、丰富、复杂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的差异、矛盾、悖论同时并置在当下的空间里，远远溢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乡村叙事中的启蒙色彩和基本的乡愁基调。
    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去乡愁化”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以书写的客观性来实现的，恰恰相反，这些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反响，正是因为作者从自己的最为熟悉的生身之地出发，表达个体最真切的体验，还原为乡村经验，而不是后设的、外来的知识体系建构下的乡村景象。在这几本书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的立足点，也能感受到他们自身的情感指向。具体到文本中，就是让所写之人物尽量回到他们的立场和视角中去，以他们自身的习惯、伦理和道德去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而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单纯地把乡村当成分析问题的案例和样本。
    从更宏观的视野去看，近些年非虚构乡村叙事去乡愁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整个中国依然是乡土性和现代性并存的，但随着城市化、城镇化以及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乡村生活伦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嬗变，尤其是手机、微信、网购等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渗入，让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接与合流。或者说，网络所提供的虚拟世界和无差别沟通，让城市人和乡下人处在了同一个生活平台上，在这一背景下，乡愁蜕变成了一种名大于实的情感，它的字面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实际意义。更何况，所谓的乡愁本质上只存在于离乡人的心中，而那些真正的在乡者从来没有故乡或乡愁一说。离乡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村进城者，他们的乡愁（或者乡愿）情感，在本质上是对城市生活重压的应激反应。
    需要表明的是，这里所谈论的去乡愁化，并不等于非乡愁化，在有关乡村的文学叙事中，乡愁仍然是我们最重要且宝贵的精神内核，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情感，只是对于中国广大而丰富的乡村来说，任何一种单一的文本，都不能也不应该被当做整体性的表征。乡村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现代变革，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被全新的经济、技术改变着，在这种背景下，乡愁反而更需要确立自己的独立和独特的含义。或者说，尽管乡愁本身即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也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更迭自己的所指和含义，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对应中国乡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