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
    ——勃洛克
    我们是谁？曾经的强权话语系统让这个词语变得充满陷阱，我们可能是一群人的代称，也很可能是由此演化成的一个写作者强化自身话语权力的称谓。所以，当我提到我们时，往往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读到我们作主语的句子和陈述的观点时，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莫名的警惕。然而，我想说说我们——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群体，这样说虽然有专断的嫌疑，但是作为同龄人，我们有共同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经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通的文化态度和文学立场，同时，我们也面临共同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发出声音的艰难。
    对人类代群问题的表述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生物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 “代位置的基础则是人类存在的生物节奏——生命的存在与死亡、寿命和年龄增长。从这种意义上说，属于同一代的个体、出生在同一年的个体，拥有在社会过程的历史维度中的同一位置。”“代这种社会学现象最终基于生死的生物节奏。但基于某种因素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从这种因素来推断，或暗含于其中……代的社会学问题开始于发现生物学因素的社会意义，因此从这种基本现象本身开始，我们必须首先将代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位置。”[1] 代的社会学层面的意义更为重要，同一代群的人拥有共同的成长经验、知识类型、文化趋向、话语特征等，他们是同一时代社会文化过程的共同参与者和文化遗产的传递者，所以，代的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在当代中国，以代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行划分和研究已有传统。早在1977年，李泽厚就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进行过代的区分，他朗然指出：“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国革命中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七代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代都各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风貌，教养和精神，优点和局限。”[2] 李泽厚著此文之时，我们这代人中稍长一些的才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有的尚未出生，但他看到这一代人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观其意，未见有否定，多少有期许。但是十余年后，刘小枫则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四五”一代，及“游戏的一代”。[3] 按刘小枫的分法，70代当属“游戏的一代”，而我们何以游戏？如何游戏？在中国当代社会的代际更替之中，我们何以参与新的文化过程，何以完成这一代人文化传递的任务？
    事实上，代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年龄层次的绝对精准，具体到70代，也只能说大致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代群，不能说1969年末出生的人与1970年初出生的人就具有绝对意义的区别，何况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所受教育与社会生活都与其个体的选择密切相关，自然，除了代的共性之外，代群中的个体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个性。表面看来，今天的70代学者大多有这样的经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依次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高等教育，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学院教育与专业训练，毕业后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至今已有十年左右甚至更长的学术生涯。客观看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70代学者和批评家正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并显现出这一代人独特的学术气质。其中的部分人已经做出了较为注目的学术成绩，也出现了有关70代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的研究，如《重构我们的文学图景：“70后”的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一书从诸多“70后”批评家、作家中选取28位进行访谈，编著的意旨很明显，因为从70代风格迥异的书写中看到了大致相近的文学姿态与精神立场，比如对19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观念的反思，对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可能性的探索等，故而力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询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精神立场的生成及演进历程，并以此为侧面来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4] 也有通过对70代个体学者学术轨迹的探究而对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文章，贺桂梅、李云雷对刘复生的研究中都有这样的探索[5] 。然而，总体而言，70代学者仍然面临着代群和批评的双重困境。
    我们面临的困境首先是代群的困境。以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看，文学领域对70代以代际命名较早的是1996年《小说界》推出的“70年代以后”的栏目，其后，《钟山》、《花城》、《大家》、《山花》等刊物也相继刊发70代作家作品。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此举在文坛产生极大影响。1999年，卫慧小说《上海宝贝》出版，70代作家影响进一步扩大，但也产生了一种70代作家等同于身体写作的错觉，70代作家一出场就显现出阴盛阳衰的趋势也与此密切相关。时至今日，有关70代作家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虽然代际称谓和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论及70代面临的困境时，学者们的观点却基本一致。“……他们遇到了一个极为沉闷的年代，他们的父母经过大饥荒与大动乱，意气消沉万事阑珊，毫无意志冲动和精神动力，惟有平安是福，生存就成了民族的第一需要。健康的身体早已经被虚假的革命激情所耗损，连生育的意志都被束缚于计划政策，过度的纵欲与生养行为都成为犯罪，生命诞生于世没有欢笑，反倒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贫乏比贫穷更加可怕，全民族被套上了精神枷锁，没有自由意志的欢乐和追求，没有任何物质与非物质的理想和激情，连儿童唱的歌也是现代迷信的宣传和杀气腾腾的样板戏。从某种优生的角度来看，这一代人的出生环境恶劣甚于60年代，先天不足是从结胎期就形成的。” [6]这些话是对70代生长中物质与精神背景的呈现。从代群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代人从出生到成长都与此前的四五一代、60代有所不同，我们没有经历过分恶劣和战争的危险，但我们生长的环境同样不尽人意。我们似乎是错过的一代，我们不仅错过了生长的良好环境，甚至差点儿错过自己的时代。
    “被遮蔽”是学界较早概括70代困境的说法，“这一代作家是生长在社会转型的断裂处，旧有状态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却姗姗来迟，他们在悬置中失重。”70代作家是一群“生不逢时”的人，他们的出场面临着双重疲惫,模仿的疲惫和不能紧跟与他们年龄相近的那些作家的疲惫。被遮蔽的原因还在自身，是作家个性欠缺所造成的，作家还没有被更高标准认可，只好在群体中被指称。“如果说遮蔽，所有他们之前的好作家都构成对他们的遮蔽，脱颖而出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作品说话，用作品完成个性的超越。”[7] 陈思和把70代作家称作夹在50后传统精英写作的高峰和80代网络时代时尚写作的高峰之间的“低谷的一代”，“我这里并没有从文学创作的质量取舍上划分高峰和低谷的意思，而是针对了代际文学的整体生态环境以及被关注的程度而言，‘70后’作家的写作确实遇到了一个低谷，许多优秀创作和有利机会都没有被充分地关注，成了被遮蔽了的一代。”[8] 陈晓明的说法则更加彻底，在他看来，“其实夹缝、遮蔽可能都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们是离散的一代。”“70代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一条道上走到底，他们在夹缝中求生，这是他们的宿命，但未尝不是机遇。”[9] 70代批评家张丽军认为，“作为文坛中坚力量的70后作家，就这样淹没于‘大家’、‘新人’的文学阴影和新媒体喧嚣炒作的声浪，处于历史夹缝的遮蔽和存在尴尬之中。” [10]
    当然，以上论调的主要对象是指70代作家，而到了文学批评这里，情形似乎更加尴尬。我们也深知批评应该关注同代人的重要性，然而，当代作家中70代之前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似乎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仍然是目前70代大多数批评家关注的重点。客观看来，70代批评家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断裂带上，向前看，50代、60代学者业已拥有成熟的学术品格，且他们大都以同代作家为研究对象；向后看，80代学者也开始活跃并充满新锐之气，并且已经有“80后”批评家研讨会和“80后”批评家文丛[11] 。就70代批评家而言主，虽然也有群体亮相的活动[12] ，但相比之下，似乎还是很容易被遮蔽。
    除了代群的困境之外，我们面临的更艰难的是批评的困境。文学批评的处境有时确实比较尴尬，连罗兰•巴特这样的批评大师也不愿意被人称作文学批评家，而乐意被称作符号学教授。文学批评很容易被看成是文学创作的附庸，甚至有人认为，批评是那些有文学梦但才情不足，创作不出好作品的人不得已的选择。的确，每一个真诚的批评家都是以文学为梦的人，他要有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广博的学术修养，要有敏锐的艺术判断和真诚无畏的论断，最为重要的是，他要把自己的一颗灵魂投入到文学作品中，拨动所有的生命脉络，在一种总体景观中赋予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虽然面对世界上许多问题时，批评是无力的，但批评不能退缩，而应当关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有勇气以批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应当淘金去沙，不断发现当代文学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创作，与真正的文学创作一起担当责任。
    福柯曾经断言，在人文科学中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切不可分，权力和权势在任何时候都与知识的运用密不可分，或者说，知识本身就是权力。而知识的运用者应该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对权势保持警惕。“身处批评的时代，不应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过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13] 或许，就批评而言，离开批评然后再回到批评，从文学之外再进入文学之内是反抗权力的出路之一。就这一点而言，已经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些70代学者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贺桂梅就认为那种专业主义的、纯粹审美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仅仅是一种“内部”行为。它把文学批评变成一种趣味（及其同好者）的自我欣赏，并且无法看见这种批评行为是如何受到学院体制、主流知识体制的制约。因此，首先需要一种“跨出”文学的社会性视野。而刘复生则认为在知识、思想及视野上，我们只有敢于告别文学，才能重新与它相聚 [14]。如何在已经形成强大的知识系统中找到自己的批评话语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每一个70代批评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就当代文学批评来看，跳出当代文学再回来可能是一个办法。在一些学术领域的专家看来，当代文学研究没有什么学问可言，当代批评更是没有什么学术含金量。这从某些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批评不能局限在自身内部，而是应该从一个大的整体性景观上把握，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性等，都是批评无法回避的范畴，它们与文学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下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想象。批评只有在这种大的景观中才有可能更深入地进入文学与世界的深处，惟其跨出自身，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在中国，批评的问题长久存在，至今无法从本质上解决。曾经出现过的政治为准绳的批评仿佛是压倒一切的，但时代正在将作为意识形态附属品的那种批评慢慢抛弃。当市场经济席卷时代的每个角落后，批评的主动性则受到另一种挑战：除了面对强大的知识权力之外，媒体对批评的影响正在加大，产生了一批无节制的骂派批评，也产生了一批无原则的捧派批评，它们的出现最终是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批评的真实性成了许多学者担忧的问题。陈晓明说：“文学批评要有真实性,即是说,它要有面对作品的真实态度,要有真切的文学感悟,要有真实的知识含量和智慧含量。”“文学批评本身要具有创造自身真实知识的能力,批评评论或读解作品,它就是要表达批评的真实感受,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具有创建新知识的可能。同时,批评能令人耳目一新,也在于总是谈论出新的感受,汇同出新的知识向读者交待,向文学的可能性交待。” [15]
    批评的真实性在今天绝对是个奢侈的追求，但这是批评的首要前提。批评意味着用生命去拥抱文学，让自己的灵魂在杰作中游历探险。批评意味着批评家用一颗初心感悟作品中作家的心，以及此心映照出的宇宙万物和人。好的批评就是钱谷融论蘩漪：
    其实，照我看来，蘩漪不但有“雷雨的”性格，她本人简直就是“雷雨”的化身，她操纵着全剧，她是整个剧本的动力。不是吗，死命地拖住周萍不让他离去的是她，把侍萍(她好比是个定时炸弹)招到周公馆来的是她，关住四凤的窗户使周萍被鲁大海与侍萍发现的也是她，最后在周萍与四凤将要一同出走时，又是她叫来了周朴园，打乱了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 [16]
    李健吾曾经慨然申述：“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 [17]好的批评就是李健吾论沈从文论巴金：
    ……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沈从文先生便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家的小说家。
    巴金先生不是一个热情的艺术家，而是一个热情的战士，他在艺术本身的效果以外，另求所谓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世的效果；他并不一定要教训，但是他忍不住要喊出他认为真理的真理。 [18]
    与作家的距离的把握也是批评的难度之一。当代批评面对的对象往往是同时代的作家，有些批评家和作家甚至是好朋友，难免出现带着友情的批评，如何把握这种友情的尺度则是批评家的一个难题。文学批评确实应该珍视创作者的劳动，所有进入批评视野的作品都应该是谦恭的，但更应该是敏锐的，犀利的。对作家或者他人的诘难，也应该表现出谦恭风度。
    与此同时，要建设一种真实的新鲜的批评就要直面时代。因为批评是关注世界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由此观照历史人生，担当文化责任。我们这代人往往是从大学到硕士到博士，经过了一个被学术规范格式化的过程，难以逃脱学院派批评的影子。在被规训之后，又囿于学术机制之中，往往容易被一种学院式的论文所束缚。翻开当下的一些学术期刊，我们不难看到批评家在阐释某一部作品时对西方文论、人类学、心理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的大段引用，这种方式在某些批评家那里几乎有种炫学的嫌疑。然而，这样的文字是死的，全然不见批评家的自心，没有感悟，没有判断。丝毫不见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联。当一个批评家把自己放在对“纯文学”的膜拜和追逐中，或者把自己放在对理论的套用和游戏中，那么，对时代的责任担当将置放何处？而对世事的理解和人性的关怀又将如何选择？这是我们70代批评家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这个时代的批评面临的困境。
    事实上，70代批评家已经在困境中努力突围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真正优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往往不局限于自己所属的那个代群，批评的个性比代群的属性更加重要。70代批评家有的产生影响颇早，比如谢有顺和贺桂梅，他们也往往被人忽略所属的代群。70代批评家中有一部分也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比如张定浩当下批评与古典溯源的并行，张莉的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化批评，霍俊明、刘波、王士强的诗歌研究，李云雷、张丽军对于70代同龄作家的研究，刘大先的田野考察与文学研究，李丹梦、饶翔的文本细读，房伟的批评与王小波研究，叶君的萧红研究，黄德海将哲学思考融入文学批评、夏烈对网络文学与传媒的关注，梁鸿的批评与创作并进，而更多的70代批评家同样不容忽视：刘志荣、熊辉、马兵、季亚娅、王迅、曹霞、南宋、周航、郑润良等，都已经呈现出各自的批评方向与风格。
    今天，批评的步履比以往时代更加艰难。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批评缺少的不是复杂艰深的理论，也不是浩如烟海的材料，而是一颗进入文本、进入时代的灵魂，这个时刻，我向往法朗士：“犹如哲学和历史，批评是明敏和好奇的才智之士使用的一种小说，而所有的小说，往正确看，是一部自传。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19] 我渴望听到同代人叙述每一次奇遇的声音。
    注释：
    [1] [德]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视角中的代问题》，《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
    [2]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此文作于1977年，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3] 刘小枫：《“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此文作于1989年，《读书》，1989年第5期。
    [4] 徐志伟、李云雷编著：《重构我们的文学图景：“70后”的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参见贺桂梅：《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解读刘复生》、李云雷：《刘复生，或“70 后”知识分子的探索》，《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6] 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7]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8] 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9] 陈晓明：《70代，向后看，向前看，看透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10] 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11] 2013年5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召开。陈思和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丛2013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囊括了金理、杨庆祥、黄平、刘涛、周明全、何同彬、傅逸尘、徐刚等八位“80后”批评家的著作。
    [12] 参见《“七零以后”群体亮相：凝聚批评新力量》，《文学报》，2010年10月28日。
    [13] [法]米歇尔•福柯：《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第72页。
    [14] 以上观点参见贺桂梅：《文学批评的“想象力”》、刘复生：《为了聚会的告别》，《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15] 陈晓明：《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6] 钱谷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谈蘩漪》，《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17] 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8] 李健吾：《神•鬼•人——巴金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9] 李健吾：《咀华与杂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作者简介：张晓琴，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闲时写诗著文。著有《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声音》《一灯如豆》《大荒以西》《直抵存在之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等，编选有《中国当代小说少年读库•棋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获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