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命题，长期以来，在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定位和当代文学史研究这两个层面上，“文学经典化”一直是批评家热论的话题。该命题本身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与外延，又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交叉和融合，因此可以常说常新。
    首先，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变化中，“文学经典化”既是一个自然前行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不必有意为之地限定单一的标准尺度，或没有边界地扩大范围。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学经典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延伸。
    那么，什么是衡量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标准，抑或“经典”的内涵与外延又是什么？在传统的认识中，文学作品具有长时段被广泛阅读的历史性、价值意义的思想性及独特审美特质的艺术性，这三者是建构“文学经典”必备的要素。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沈从文的《边城》，以及张炜的《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这些在文学史中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家作品。《子夜》典型人物的塑造有高屋建瓴的独特贡献，但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存在局限；《九月寓言》《白鹿原》等作品叙事的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不同读者有不同的阐释。上述“经典性”的三个要素都或多或少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表露出不足，也都会在现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不断被重新阐释。因此，“文学经典化”的讨论一定是有着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语境的，泛泛空谈或单从某一角度立论都会歧途难返。
    美国汉学家桑禀华的《中国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通识读本”丛书之一种，江苏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大概是最短的中国文学史。三千多年文学长河，六万余字清晰鸟瞰。全书五章章名的设计，就自觉体现了这种普遍与具体的结合：“基础：伦理、寓言和鱼”、“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这些标题以冒号为界，前面是普遍的主题，后面则是具体例子，从中国文学各种体裁中精心提取灵动的意象来提纲挈领，以强化直观印记，拓展回味空间。这样的文学史撰写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有二：一是“文学经典化”越是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越能够呈现出“经典”的韵味和本色，也使得主观性的文学更具有了客观性的依据。二是“文学经典化”的内涵，不仅仅是审美诗性的独特文学精神和形式之创造，而且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包孕了一种或多种文化元素，并且构成了跨域时空不断传承与延续的文化现象。优秀的“文学经典”应该是诗意的文化结晶。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本质上不是要讨论当代文学有没有经典，或者究竟什么是衡量当代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原则，甚至也不是“去经典化”、当代文学该不该写史、哪些当代作家作品可以列入文学史等问题的纠缠。笔者认为，今天之所以要讨论“当代文学经典化”，更应该是对大历史视野、新历史观念的不断追问和反思。
    今天我们讨论“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既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价值的确定，同时也是找寻一种文学存在和表达的历史叙述。21世纪以来，多元化构筑的当代文学大厦不仅是当代人精神心灵的深度掘进和表现，而且随着全球化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形成了消费文化、网络新媒介、区域空间一体化等文化视域的新拓展，文学从内至外都在发生着新的质变。无论是网络文学的出现，还是当代长篇小说中传统文体意识受到的极大挑战和突破，抑或是非虚构、新笔记、寓言等多种类跨文体创作的成功范例，都给当代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当代文学取得的这些成绩，就“经典化”而言，足可以说明，文学经典的存在一方面具有时代独有的标准，另一方面这些标准又是随时代发展而演进的。由此说来，对其经典化过程的历史进行考察研究，实际是我们对当代文学从静态向动态的历史审视和考量。这本身正是当代文学由印象感悟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转向寻找差异、发现问题、思辨真伪、小心求证的文学研究。这也正是当今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一直热情不减的内在原因。
    由此笔者认为，对“文学经典化”的探讨，与其说是关注具体作家作品或某些文学现象的经典性，倒不如说是以一种文学史的视野对当代文学进行观照和审视。比如，我们谈“西部文学”、“西部重要作家作品”，作为区域性文学和作家的存在显然是无须讨论的，但是，特殊区域文化资源浸淫和滋养出的独特的作家作品，正是充实和丰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宝库的重要基础。同时，“经典化”的历史视域和新历史观念给予的审视和提炼对于文学史的书写尤为重要。今天，在“一带一路”大文化背景下，将“文学经典化”与区域性的拓展相结合，深入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独特性问题的思考，努力发掘当代文学资源和新质过程，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不断“经典化”的过程。
    最后，宏观地认识“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文学史视野和观念，还是需要落实到微观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经典”认知上。以新历史观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分析当代作家作品，一方面必须超越简单化价值评判和标签式确定，更多引向历史深层缘由和文化内涵的合理而公允的揭示；另一方面，对“文学经典化”的思考还应着眼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解”和体验。在从当代文学批评向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转换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言说“经典”作家作品，本质上是由感性的敏锐观察向着理性的沉思逐步沉淀，最终以真诚和良知拥抱作家直面的现实和虚构的艺术世界，以批判性的思维审视现实的多重影响和复杂的创作具象。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讨论，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史研究的过程，而决定“过程”常态运作的作家、文学批评家、研究者所坚守的文学观念和批判性反思，应该是最高的原则也是最起码的底线。同时，只有运用长时段历史意识的统摄，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的姿态，进行整体性文学问题的交流对话，我们才能够积极参与和真正推进文学史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