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好小说》的约稿，不由窃喜。自2004年算起，中短篇小说写了也有十来年，承蒙多家选刊厚爱，这些小说几乎都被选过，所以没被选过的那几篇反而印象深刻，总有点儿替它们委屈：怎么就没人相中它们呢？难道它们就那么差？自己看着还行嘛。要是有一天，能有一个机会……机会果然来了。于是托《好小说》的福，这两个小说又重生了一次。
    《语文课》的创作源起是因《山花》的原主编何锐先生，几年前他约稿时曾立起一面大旗，说是要“致敬经典”，此经典是国内当代文学的经典，于是我就写了这个短篇，致敬我心中的经典——李佩甫先生的中篇小说《学习微笑》。《学习微笑》里的那个女人就叫刘小水，她的生活危机四伏：自己面临着下岗之忧，有病的公公无处报销药费，强撑着中风后遗症很严重的身体在电影院卖汽水，丈夫嫖娼蹲在了公安局等待交罚款，娘家父亲在太平间给尸体服务，母亲一边在公共厕所收费一边给她看着八个月大的孩子……一切都是那么狼狈不堪，但身为厂里的礼仪女工，刘小水必须还得去露出“三分之一弱”的牙齿展现微笑。
    其中有这么一段叙述：
    ……正说着，父亲从医院走出来了。父亲脸上喜滋滋的。他随手把一张五元的票扔在桌上的钱盒里，说：“一个肝癌，早上断气了。洗洗，穿穿，给了十块。医院扣去五块。”说着就弯下腰，从刘小水怀里接孩子，一边伸手一边说：“来吧，乖乖。”
    刘小水看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很粗。父亲曾是八级车工，退下来了，厂里却开不下工资……父亲老了，父亲的胡子很白。刘小水望着父亲，小声说：“爸，你洗手了么？”
    父亲有点尴尬。父亲慢慢缩回手，说：“你看你，我会不洗手？”父亲又说：“人死了，病菌也就死了。”
    走进了《语文课》里的刘小水终于还是被糕点厂下岗了。她离开了县城，来到了省城，在城中村卖小菜，同时也卖最拿手的甜点“梅豆角”。她像一台机器一样整天忙碌着，没时间停下来去想什么，去感受什么。这天，她不得已应女儿的要求去女儿的学校听了一节语文课，在听课的时候，难以名状的寂寞和难过偷袭了她心灵的软肋——很多时候，物质和精神是狼狈为奸的。物质在压榨人们身体的同时，精神也在蛀空他们的内在。当她发现自己如一截被单剥出来的“木”，远离了“本”，也远离了“末”，而且没有“未”的时候，她被自己的“胡思乱想”击中，终于坠入了一种大而无当的深渊，让泪水覆盖住了微笑。
    ——多数人在多数时候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躲避着这种偷袭，但偷袭者总比躲避者更狡猾，总会碰到躲不过的时候。将这一刻描述出来，不就是写作的任务么？
    《良宵》里的她，没有名字。她是花姓男人的前妻，是儿子的母亲，上午是钟点工，下午是超市卖菜工，晚上是洗浴中心最平凡的搓澡工，在某个晚上，她邂逅了那个上位成正房的“小三”，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一定要给她起个名字的话，我想，也许刘小水依然是适宜的。汗水，泪水，洗澡水，她的一切，都和水一直亲密相偎。
    在和编辑讨论挑出的这两个短篇之间有什么联系时，我庸俗地牵强附会，说这两个小说的女主都是底层女性——我得承认，底层这个词让我脸红。其实我对这个词还是很警惕的，那天不知道犯了什么糊涂。底层，底层，好像有谁比底层高似的，好像有谁不在底层似的。其实浩浩尘海，有谁不是涓涓小水？区别只是清浊香臭之比例与酸甜苦辣之调和。剖开或光鲜或粗陋的表层，你就会知道，有无数人都在辛辛苦苦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卑微的日子，没有谁容易。穿行在《学习微笑》《语文课》和《良宵》里的刘小水，不过是其中最平凡的一个。在《学习微笑》里，她笑。在《语文课》里，她哭。在《良宵》的最后，她“终于高高地举起了那只镯子，仿佛举起了一个饱盈盈翠生生的句号。”——最后的这一句我尤为敝帚自珍。常常就是被这样的句子诱惑着，才想要去写短篇的啊。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把歌唱好的难度大了些，那还是微笑吧，对外笑给别人，对内笑给自己。总之，只要能笑，就可安慰。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