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个敏感的孩子。那时我住在董村，我们村很穷，没工厂，没副业，所谓养殖大户和致富能手，只能从报纸和收音机里了解到。我觉得，我们董村是最像农村的村子，直到现在，村里依然靠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广播信息，大到迎接上级检查、民主选举，小到谁家丢了鸡鸭、叫孩子吃饭的琐事，都要到广播里喊一喊。村中央有个铁皮小卖部，就在我们小学门口，小时候，我总在那里买铅笔、小刀、橡皮，也买玩具、斗兽棋、贴画还有印有卡通人物的纸片。现在，小卖部还在，只是卖东西的人换成了老店主的儿子。串乡的商贩，每天清晨会沿街叫卖，从前是吆喝、摇着拨浪鼓或敲着铜锣，现在换成了扩音喇叭，从巷子一头到另一头，一遍一遍地喊。我们董村偏僻闭塞，通往县城的唯一一条公路，离我们村还有三里地。我对那条公路印象深刻，原因是，从我上高中开始，直到参加工作后的前几年，总共十几年的时间，每次回家，都要在三里地外的路口下车。父亲会准时在路口等我，我下了汽车，骑上自行车，带着父亲回家。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讲，那条路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光阴和世事。
    我们董村人是最像农民的农民。他们勤劳、善良、质朴，也因循守旧、胆小怕事，还有那么点儿势利眼和小聪明。在董村，他们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着，耕种、劳作、通婚、生育，自有一套成熟的模式。这套模式来源于“老辈子”——小时候我曾经频繁听到这个词“老辈子怎样怎样”，在董村人的意识里，“老辈子”代表了规矩和传统，也代表了尊严和正义。
    我父亲是个优秀的木匠，他真的很优秀，就像我在一篇小说里提到的，假如他不当木匠，而是去画画或者拉小提琴，他一定也会非常出色。父亲当过兵，空军炊事班班长，跟他一批的战友很多都留在部队，后来成了很牛×的领导干部。父亲没能留下，因为他没文化，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坚持让我和姐姐读书的原因。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并不笨，她总是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走亲戚该带什么东西、吊孝时怎么磕头、过年上供有哪些忌讳，她都记得门儿清。即便如今上了年纪，她也会在自己的药瓶上画上太阳和月亮，代表白天服用和晚上服用。还有我的姐姐，她对我很好，小时候总替我抄歌词、替我攒邮票和电话卡，她让我感到踏实安稳，后来姐姐去了天津，在那里定居，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我的乡亲们，董村的会计、赤脚医生、牲口把式、小学老师，还有打谷场、麦秸垛、电线杆、烟囱、池塘、水缸、枣树……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不外乎想说，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的环境对我的写作，对我性格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小说比作一个人的话，我想，我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个人的骨骼和血肉。
    最后，我想说说多年前，午后和阳光。大约在十岁以前吧，许多个夏天的中午，因为担心我和村里的伙伴儿们下水游泳，母亲勒令我在家睡午觉。天气炎热，我躺在炕上，母亲摇着蒲扇，哄我睡觉。年少时多梦，梦境离奇，彩色的石头、滔天的洪水、会飞的蛇、长着翅膀的姑娘，都曾在我的梦里出现。有时会被笑醒，有时则会被吓醒。
    当我醒来，通常已是午后，身边空无一人，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儿，大概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把我锁在家里。直到现在，我仍时常回想起那样的场景：我一个人躺在偌大的土炕上，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枕头上，也落在我身上，世界悄无声息，安静极了。在阳光照耀下，我能看见空气中飞翔的尘埃，它们闪烁着光芒，在空中飞舞，像精灵一样。我躺在那片阳光中，所有情绪都被无限放大。时隔多年，我很感激那许多个午后，也感激那许多个午后带给我的恐惧、好奇、平静、躁动、孤独、狂欢、欢乐、忧伤……总之，它是温暖的，带有忧伤的底色，某种程度上，它是我写作的灵魂，也是我写作的缘起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