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陈忠实写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受这个多少有点“历史性”的题材的启示，萌生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他酝酿中的长篇小说，不是他多年来习惯所写的现实题材，而是现代历史题材。创作题材上的巨大转向，与陈忠实思考创作突破问题时获得的启示有关。这一时期，我国文坛兴起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不少作家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经过现代新文化革命的洗礼和冲击，传统文化特别是某些“文化的根”确实有所断裂。陈忠实当时没有写过“寻根”作品，但他对“寻根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极有兴趣也极为关注。“礼失求诸野”，方法不错，但是陈忠实很快发现，“寻根文学”发展的方向有了问题，一些人后来越“寻”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陈忠实认为，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这个根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和荒蛮野人那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此时，他在《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还读到同期杂志配发的林一安写的评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这是一篇介绍拉美作家的创作特点特别是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陈忠实读后不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而且对他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卡彭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历程。卡彭铁尔创作之初，受到欧洲文坛各种流派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的极大影响。1928年，他远涉重洋来到超现实主义“革命中心”的法国，“但是八年漫长的岁月却仅仅吝啬地给予卡彭铁尔写出几篇不知所云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灵感’”。卡彭铁尔在失望之余，意识到自己以及其他拉美青年作家若要有所作为，必须彻底改变创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朴敦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创作的源泉。”卡彭铁尔回到古巴之后，立即遍访拉美各国。1943年，又深入海地这个拉美唯一的黑人国家，深为所迷，经过五年多的呕心沥血，写出了别开生面的《人间王国》。作品于1949年发表后，在拉美引起巨大反响，并在欧美文学界受到热烈欢迎，被小说史家称为“标志着拉丁美洲作家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卡彭铁尔对陈忠实启示最深的一点，是陈忠实对自己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陈忠实有相当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他曾经说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柳青；但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主要是当代的农村生活。他感觉自己对于乡村的生活知道得太狭窄了，只知当下，不知以往，遑论未来。他意识到，对于一个试图从农村生活方面描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作家来说，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了解还是太浮浅了。
    从卡彭铁尔进入海地这一文学事件中，陈忠实体悟到必须把目光再从外国大师那里切换到自己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土壤上，回归本源，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关注本土，也能产生好作品和大作品，也能创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不朽之作。而此时文艺思潮中盛行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也对陈忠实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他把卡彭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三者融会贯通，发现它们有共通的文学和文化指向。1986年至1987年，他去西安周边的蓝田、长安两个县查阅县志，还查阅了咸宁（明清与长安县并为陕西西安府治，民国并入长安县）县志，查阅地方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选择长安、咸宁和蓝田这三个县了解其历史，陈忠实有一个基本考虑，那就是这三个县紧紧包围着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首先辐射到的，必然是距离它最近的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上必然积淀着异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查访过程中，不经意间还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就是在这种踏勘、访谈和读史的过程中，陈忠实新的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并渐渐发育丰满起来，而地理上的白鹿原也进入他的艺术构思之中，并成为未来作品中人物活动中心。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以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白灵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从党史回忆录里找出来的；田小娥则是从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阅读中萌发历史思考而创造出来的。
    史志里的一些材料让陈忠实震撼。1927年农民运动席卷中国一些省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湖南农民运动闹得很凶，陕西关中的农民运动其实也很厉害，仅蓝田一个县就有800多个村子建立了农会组织。陈忠实看到这个历史资料后很感慨：“陕西要是有个毛泽东写个《陕西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么造成整个农民运动影响的可能就不是湖南而是关中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令陈忠实思考，陕西关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封建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是经济形态相对落后、历史文化沉积最深最重的地方，人很守旧，新思想很难传播，怎么会爆发如此普遍的以革命为名义的农民运动呢？他读牛兆濂主编的《蓝田县志》，发现二十多卷县志中，有四五卷记载的是蓝田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事迹和名字。这些事迹没有女人的真实名字，只是以夫姓和自家的姓合起来称呼，如刘王氏；事迹也无非就是这样一类：刘王氏十五岁出嫁、十六岁生孩子、十七岁丧夫，然后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终老没有改嫁，死时乡人给挂了个贞节牌匾。有几卷没有记载任何事迹，只是把贞妇烈女们的名字一个个编了进去。陈忠实心中既悲哀也震撼：这些鲜活的生命活得是多么委屈啊！他萌生了要写田小娥这么一个人物的创作冲动，这个人物不是接受了现代思潮的影响，也不是受到了某种主义的启迪，只是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她要按人的生存需要、人的生命本质去追求她所应该获得的。这个人物应该具有典型意义。在陈忠实构想的未来的长篇小说中，最早冒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后来小说中的朱先生，一个儒者甚至是大儒，这样的人物是“耕读传家”的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但是限于生活经验，他对写这个人物只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想象，缺乏活生生的性格和生活把握。正是在史志的翻阅中，他心中的朱先生渐渐地立了起来，活了起来。朱先生的原型是主编《蓝田县志》的牛兆濂，清末举人，人称牛才子。现实中的牛家与陈家一北一南隔灞河相望，距离很近，陈忠实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晚上父亲与他一起剥玉米，就给他讲过很多牛先生的故事。牛才子是当时乡里出名的“神童”，传说很多。关于这个人物，陈忠实回忆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乡村社会，对一个富有文化知识的人的理解，全部归为神秘的卜筮问卦方面的传说。他听父亲讲，谁家丢了牛，找牛才子一问，牛才子一掐算，然后按其所说去找，牛就找着了。陈忠实很想把牛才子这样的儒者写到作品中去，但感觉最没有把握。牛兆濂主编的县志客观纪事，不加评价，只有几处写了类似编者按的批注表达了观点。陈忠实就是从那几处批注中，感觉和把握到了老先生的某些心脉和气质，感觉写这个老先生有把握了。这是他查阅县志另外的一大收获。
    白鹿原实有其地。它位于西安市东南。原之东南依终南山余脉篑山，原与山隔沟相望；西和南临浐河；东和北依灞河；三面环水，居高临下，西望长安。地质学认为，此原为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之地。白鹿原因有白鹿出现而名。《关中胜迹图志》上关于白鹿原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咸宁县东，接蓝田县界。《长安志》：‘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一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四十里。’《三秦记》：‘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得名。’《雍录》：‘南山之麓，霸水行于原上，至于霸陵，皆此原也，亦谓之霸上。’‘霸’一作‘灞’。”[1]北宋年间，大将狄青曾在原上驻军，后世亦称之为“狄寨原”。陈忠实老家祖居就依白鹿原北坡而建，自小就在原上割草拾柴，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1987年，陈忠实完成了长篇小说的构思和结构，计划三年完成。他考虑写两稿，第一稿草稿，拉出一个大架子，写出主要情节走向和人物设置；第二稿正式稿，细致写，精心塑造人物和结构情节，语言上仔细推敲，争取一次完成，几十万字不想写了再修改再抄第二遍。
    1988年4月1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稿本上写下第一行字时，“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草稿陈忠实写得很从容，坐在沙发上，把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很舒服地写，一点儿也不急。7月和8月，因故中断写作两个月。9月再动笔，到次年即1989年的1月，草稿完成，约40万字，实际用了八个月时间。
    1989年4月开始写第二稿即正式稿，这一稿打算用两年完成。他写得很认真，心里也很踏实，因为有草稿在。开始写得还算顺利，写完第十一章，陈忠实遇到了一个坎，不知为什么，第十二章写不下去了。陈忠实说，是“遇到了结构安排上的一个障碍”。此时，已经到了1989年的夏天，天气热了。
    陈忠实蛰伏在西蒋村乡下写他的《白鹿原》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些大事。在四月中下旬至六月上旬这一段所谓春夏之交的时间，社会上主要是全国一些大城市里轰轰烈烈，而僻处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则一如既往，宁静如常。
    不能说陈忠实对时事和政治不敏感、不关心，他是敏感的，也是关心的。但是这个时候的陈忠实，一心扑在他的“枕头工程”《白鹿原》上，心思不敢旁骛，加之他性格比较谨慎，所以，他对学潮也是关注的，但未见参与什么活动。学潮期间，笔者晚上睡不着，有时骑着自行车到西安的新城广场等地看热闹，曾经在半夜碰见路遥和单位里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也在街上看情况，但从未见过陈忠实或听说陈忠实出来过。
    “学潮”过后，在“清查工作”中，陈忠实所在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曾有人向党组织告陈忠实参加过游行活动，按陈忠实后来的说法，这个居心叵测的人居然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由于有人告，组织上就要调查落实，这也给陈忠实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不过，有关方面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陈忠实没有参与过游行等活动。
    1989年12月，在清查工作中，由四人具名写的关于陈忠实的考察材料中说：“当前正在日夜笔耕，赶写一部长篇小说；动乱中该同志住在农村，集中突击完成长篇小说，很少到作协机关来，因此没有什么问题。学潮初期，思想上曾一度对学生提出的‘惩治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有同情，但在言论和行动上，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双清’以来，认识明确，态度积极，能按时赶来机关参加会议和学习，自觉清理自己思想。作为‘双清’小组成员，能积极参与清查工作。”考察材料最后，说陈忠实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作协一个领导成员，长期住在农村，埋头创作，对机关工作主动关心不够，过问少”。由这里所说的“主要问题”也可以看出陈忠实当时的处世态度乃至某些性格特点。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在1992年1月对陈忠实的考察材料中也说：“在1989年的‘两乱’斗争中他住在农村，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参加游行等各种声援活动，在言论和行动上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双清’工作认识明确，态度端正，能按时赶来机关参加学习和会议，自觉清理思想，积极参与清查工作。”
    1989年8月，酷热难耐。陈忠实在夏天常用的凉水泡脚降温法似乎也不起作用了，他的心烦躁不安，《白鹿原》第十二章怎么写都感觉不对，笔下滞涩。灞桥区文化馆馆长、作家李君利（笔名峻里）与陈忠实是乡党兼文友，关系比较密切，闻知陈忠实这种情况，他邀请陈忠实到自己位于洪庆镇郭李村的老家窑洞中去写作，窑洞冬暖夏凉，而且那里地处偏僻，更为清静。陈忠实一听，欣然前往。李君利与夫人周改群把陈忠实的吃住等生活安排好，摒绝一切干扰，留下陈忠实在那里写作。与世隔绝的环境，凉爽的土窑洞，使陈忠实渐渐进入无他也忘我的创作心境。在这里近一月，他完成了《白鹿原》第十二章的创作。
    还在李君利老家窑洞写作的时候，这一年政治风波的后续——清查工作开始了。无人知道陈忠实躲在这里创作，那时通信也不方便，家里人只知道陈忠实在乡下写作，具体在哪里，也不清楚，单位急得到处乱问乱找，过了多时才联系到陈忠实。
    陈忠实必须投入眼前更急迫当然也更重要的清查工作之中。他是陕西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自然进入单位的“双清”（清理和清查在动乱中有错误言行的党员）小组，既要参加单位的“双清”工作，他自己也必须就一些问题向组织“说清楚”。显然，《白鹿原》的创作是不能按原计划进行了。
    关于《白鹿原》最初的创作计划，陈忠实在1990年10月24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副主编何启治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此书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全书约四十五、六万字”。看来原计划是，一年初稿，一年修改完成，明确是1989年就“修改完成”。实际写作情况是，初稿或按陈忠实的说法叫“草稿”，是1988年4月初动笔，同年的7月和8月因故中断了两个月，9月再动笔，到次年即1989年的1月写完，实际用了八个月时间。这个初稿陈忠实称之为“一个草拟的框架式的草稿，约40万字”。二稿（陈忠实称为“复稿”或“修改完成”稿）于1989年4月开始，到了8月，第十二章写完。现在，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创作是必须搁下了。
    陈忠实后来回忆说：“到了1989年下半年整个半年就拿不起笔来了，因为发生了‘风波’，几乎天天开会，我记得到离过年剩下一月多的时间这场‘风波’才结束。而这时我基本把前面写的都忘了，还得再看一遍，重新熟悉，让白嘉轩们再回来，我就把之前写成的十二章又温习了一遍。”1990年，春节前后，他抓紧时间写了几章。“夏天的时候，整党开始了，后半年写作又中断了，到春节前结束”。1991年，又重新温习前面写的内容，然后重新接上写。“1991年从年头到年尾除了高考期间为孩子上学耽误了一两个月，这一年干了一年实活，到春节前四五天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2]陈忠实在与李星后来的对话中说：复稿“到1992年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写完，后来又查阅了一遍，到3月下旬彻底结束”。《白鹿原》复稿“历时三个年头，期间因故中断过几次，最长的一次是1989年秋冬，长达四个月”[3]在上述致何启治的信中也说，“不料学潮之后清查搞了四个月，搁置到今春，修改了一部分，又因登记党员搁置”。
    陈忠实是专业作家，但是专业作家也得服从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安排。
    如果把《白鹿原》归入特定的年代，那它无论怎么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虽然此作复稿是于1992年1月写完，但这部作品的起根发苗或称孕育是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间也是80年代，《白鹿原》的思想、人物、故事以及艺术上的种种追求都在80年代已然形成，陈忠实本来要在1989年就完成全书创作计划，只是因为80年代的最后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耽搁了写作的进度。这里特别强调《白鹿原》是80年代的作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90年代以及以后的中国，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概括地说，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的时代，这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像火山喷发一样，其冲天的烈焰照亮了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天空，或者说是自1949年以来郁积已久的种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的一次总喷发。而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后，这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渐渐冷却，差不多就是《白鹿原》完成以后不久，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实用主义时代。
    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社会思潮是理想主义激情渐渐冷却，实用主义态度兴起并转而代之，这是一个剧烈而复杂的动荡期。陈忠实此刻正在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枕头工程”，他的心态是复杂的，却也是坚定的。
    陈忠实此刻的内心必定也是剧烈动荡而复杂的，他不能不面对当时剧烈变化而复杂难辨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时段，他给一些信得过的好友写过很少的几封信，在谈其他事情的同时，偶尔也透露出他当时对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写作《白鹿原》的一些想法和所持的态度。
    1989年10月2日，陈忠实写信给李君利和周改群。李、周二人是夫妻，与陈忠实是忘年交。写此信时，正是陕西作协“双清”工作的严峻阶段。陈忠实在这封信中本来主要是谈他给李家办的一件私事的，由于是至交，由于李君利夫妻二人一直真诚地关心着他的创作，他就在信中谈及正在写作的《白鹿原》。陈忠实说，他现在无法进入写作的“心境”。又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许多东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弄出来再说，我已活到这年龄了，反来复去经历了许多过程，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我现在又记起了前几年在文艺生活出现纷繁现象时说的话：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那时是有感而发，今天回味更觉是另一种感觉”。仔细体味这段话，内涵丰富。其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许多东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和“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非常明确地表明他将坚持他的创作初衷，完全是一种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的决绝态度。陈忠实早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追随时代风潮特别是时代的政治风潮，现在，“我已活到这年龄了，反来复去经历了许多过程，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这些话，都是来自生命体验的肺腑之言。另外，他本来是谈私事，却谈了许多他关于《白鹿原》创作的心理活动，看来此时很有些“块垒”，不吐不快。信末，他嘱收信人“读罢烧掉”！
    这些话，也足以证明《白鹿原》是80年代的作品。《白鹿原》不仅是思想、人物和故事，而且也是全部的精神与气质，都是80年代的。《白鹿原》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精神和气质最后的闪耀和谢幕。
    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这里谈到两个“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储备”，二是“全部”的“艺术”“能力”。其实，还应该再加一个，那就是“全部的艺术勇气”。没有“全部的艺术勇气”，是不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艺术理想坚持到底的。
    在这封致何启治的信中，陈忠实透露了《白鹿原》的创作进度及遇到的问题：“原计划国庆完稿，未想到党员登记的事，整整开了两个多月的会，加之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干扰，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了过此番心事，坐下来就接着修改工作，争取农历春节前修改完毕最后一部分”，“全书约四十五、六万字，现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争取今冬拼一下”。他特别强调，他需要宁静的心态，“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作此事。盼常通信息，并予以指导，我毕竟是第一次搞长篇”。
    陈忠实在这里给何启治说，“全书”“现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他争取在这一年即1990年年底前后（农历春节前）完成第二稿即修改完成稿，实际上因诸事耽搁，这一年并没有完成计划。全书完成，已经到了1992年的年初，临近农历辛未年的春节了。
    《白鹿原》“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1991年完成的。这一年，显然也是不平静的一年，陈忠实需要在种种烦扰中寻求安心和写作的宁静。何启治先生在陈忠实去世后的2016年5月初把陈忠实给他的这封信复印给笔者的时候，感慨再三，以问话对笔者说：“看看忠实这封信，假如忠实当年没有学潮之后那么多事的干扰，没有当时的政治环境给他的影响，他的《白鹿原》会怎么写？会写成什么样？可能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吧？”笔者无法回答。笔者只是想，干扰肯定是有干扰，影响肯定是有影响，但从前引陈忠实致李君利夫妇信中所言的“我已经感觉到了许多东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和“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来看，陈忠实接下来所写的《白鹿原》应该如他所说，仍然是“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也许，由于现实生活的风云激荡，他更强化了对历史和生活的一些认识。正如前引他所言：“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
    《白鹿原》的写作进度后来有些慢，也是陈忠实有意为之。2012年3月28日晚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一些陈忠实研究作者签订图书出版合同，陈忠实在座，他讲，《白鹿原》在写作过程中，他已经感觉“自己写的这个东西是个啥东西”，在当时政治氛围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版，所以改写第二稿时，就是慢悠悠的。
    1991年，陕西省文联和陕西省作协换届的消息不断传来，作为陕西省作协现任的党组成员和副主席，陈忠实何去何从并不由他自己，但他不得不面对并处置相关问题。1991年8月30日，陈忠实在致信至交好友、陕西乡党、评论家白烨的信中提到，“陕西文联和作协的换届又推至十月末十一月初，人选在不断捋码中，一阵一种方案的传闻，变化甚大。无论如何，我还是以不变应多变，不求官位，相对地就显得心安了”。“不求官位”，而且他后来还拒绝了到省文联当正厅级书记的上级安排，一心当一个作家，一心写作，“心安”一语正是他当时写作的心态和要追求的心境。提到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陈忠实说，“长篇这段时间又搁下了，因孩子上学诸事，九月即可投入工作，只剩下不足十万字了，能出不能出暂且不管，按原构思弄完，了结一件心事，也可以干些别的”。这里所说的“能出不能出暂且不管，按原构思弄完，了结一件心事，也可以干些别的”这话，再一次证明陈忠实不仅仍然是“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而且此时完全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心态，纯粹是沉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了，不了结这一件“心事”，心何以安？怎么可以再干别的？
    1991年9月19日，陈忠实致信白烨，对白烨为他中篇小说集《夭折》写的序表示满意和感谢。信中说到，“您对我的创作的总体把握和感觉也切中实际，尤其是您所感到的新变”。“鉴于此，我更坚定信心写长篇了，且不管结局如何；依您对《兰袍》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兰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兰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些了……”关于创作，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经验。陈忠实关于创作特别是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蒸馍理论”，意思是说：创作像蒸馍一样，蒸馍是揉好面，做成蒸馍，放到锅里蒸，未蒸熟前不能揭锅盖，一揭锅盖就跑了气，馍就蒸不好或成夹生的了；创作也是这样，心中构思酝酿了一部作品，不要给人说，要憋住气写，这样写出的作品情绪饱满，中途一给人说就跑了气，三说两不说，气泄完，写起来不仅没劲，可能最后也不想再写了。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的一些话，可以作为“蒸馍理论”的注解：“朱盛昌（邢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同志曾两次来信约稿，我都回复了。他第二次信主要约长篇，大约是从陕西去北京的作家口中得知的消息，我已应诺，希望能在贵刊先与读者见面，然后再作修改，最后出书。关于长篇的内容，我只是说了几句概要的话。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创作与作者的感情、情绪大有关系，创作过程中需要饱满的感情和情绪，感情、情绪不断释放，写出来的作品气韵肯定不足，往往面目苍白。陈忠实写《白鹿原》，显然是鼓足劲憋足气要蒸一锅好馍，他总体上是把锅盖捂得严严的，但是锅盖总有那么一两点漏气的地方，锅里的气压太大，这个锅也不妨漏出一点气。他在这里给白烨说的这个“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兰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些了”，算是漏出的一点点气，从中也可以见到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思想上是如何把握的。
    历时四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上五十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划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白鹿原》写成后，他把稿子拿给同事、评论家李星，让李星把握一下“成色”。李星没有表态前他的心一直悬着，李星看完后说了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他又惊又喜，一时身僵意迷，李星后来再说什么他居然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1992年3月2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高贤均和《当代》编辑洪清波到西安拿走《白鹿原》手稿。4月1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高贤均致信陈忠实：“我们在成都待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读了高贤均的信，陈忠实欣喜若狂，在自家的沙发上大叫几声，跃起又伏下，心潮难平。
    4月27日，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说，《白鹿原》“长篇终于弄完，于三月底交给来拿稿的两位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他们在四川活动半月后回到北京，即告知读罢《白鹿原》书稿的印象，悬空的心才落到实处，确真是大喜过望。当然，编辑初读后说点赞誉的话是情之所至，不可依此自恃，但仅出书能落实这一点，夙愿已经足矣”。又说，“稿子受审的半月里，我惶惶不可终日，先让李星读了，给我把握一下，李星在这儿是公认的艺术感觉最敏智最好的评论家，给我吃了定心丸”，不久接到高贤均的信，由于高信验证了李星此前对《白鹿原》把握和判断的准确，他对李星佩服得简直有些五体投地了。
    6月6日，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谈到即将出版的《白鹿原》时说，“您喜欢《蓝袍先生》。这部书稿仍是循着《蓝》的思路下延的，不过社会背景和人物都拓宽了，放开手写了。另外，您是关中人，我是下劲力图写出这块地域的人各各风貌的，您肯定不会陌生，当会有同感”。
    7月10日，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谈到即将出版的《白鹿原》，“前几天与《当代》和出书部通过话，《当代》已定为本年六期和明年一期连载，大约得删掉10万字，主要是怕有失大雅的‘性’影响观瞻，每期约发20万字，两期发完”，“因为主要是删节，所以我决定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部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8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700页。我提出出点精装本，作为赠好友和自己保留，他说得与社里商议后再定”。“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已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谈到工作安排，信中说，“我已与陕西宣传部长谈通，不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任实职，算是了却了这件事”。谈及下来的写作计划，信中说，“可以谋划下一个脚窝了，该跷向何处？也希望听到您的灼见。有个想法是，不干这么大规模的长篇了，十几万字，写精粹点耐嚼点，另辟一条路子，艺术上也不能重复自己，重复写起来没劲！”
    【注释】
    [1]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张沛校点，2004年版，第36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2]陈忠实：《<白鹿原>的创作过程》，见《陈忠实自述人生路》，68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陈忠实与李星对话：《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见《陈忠实访谈录》，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