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如果只是对生活的片段复制，在认知和审美上并无太多价值和意义。知识分子的现实困顿和精神疑难，他们身处其间的挣扎与纠结、苦痛与创伤、坚守与妥协，它们产生和存在的源头、文化根系在哪里？其间的荒诞感与合理性又在何处？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士大夫传统之中，寻找和确认到自身的主体性？写作者只有深入到这些层面，在小说的谱系上才有谈论和表达的意义和张力。
    “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能够理解你的人，虽然我并没有按照你的方式面对世界。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我理解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那样从容不迫地走了牺牲的道路……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掌声、鲜花，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弃了坚守，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的心中也有隐痛，用洒脱掩饰起来的隐痛，无法与别人交流，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请原谅我没有力量拒绝，儿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决心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的结尾，当主人公池大为独自站立在父亲的坟前，一字一顿地说出上述这段话，我猜想，他心里定是百感交集、况味复杂的。而作者阎真，面对故事的结果和人物的结局，大概还会有一层深深的不安：他无法笃定地评判主人公池大为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甚至无法为主人公在当下语境中对“清兮”、“浊兮”做出更有见地、更有效的选择。当上了厅长是池大为的沉沦和堕落，违背了父亲生前言传身教的谆谆教诲，也背叛了自己曾经的信仰与追求，但又或许，这也是他的成功和荣耀？
    很显然，《沧浪之水》是在呈现和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问题或说核心困境：坚守还是沉沦？从叙事策略论，父亲形象实际上是作为主人公精神上的引领人，同时他更是悬在主人公头顶的一个审视者。这样就把池大为置于一种“被看”的位置，池大为在名利场上的反抗、挣扎、坚守，直至最后的沉沦、堕落和忏悔，都是在父亲灵魂的注视下发生的。父亲一生坚守着自己的信条，但是依照世俗的标准他却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失败者。他留下的那本书、他对池大为的期望，可以理解为一个对现实失望的人转向古仁人那里去寻找精神上的力量，但是这种寻找似乎不是那么有效，既找不到现实意义的出路，恐怕也得不到精神上的皈依和抚慰。
    很多年后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坦白地说，几乎就是把《沧浪之水》换了个背景场域重复了一遍，官场换成高校，机关干部换成大学教师，小说在结构、主题、核心情结、人物和人物关系上都和《沧浪之水》太像，太嫌自我重复。主人公大学老师聂致远和《沧浪之水》中的机关干部池大为一样，把古仁人作为精神导师和信仰，给自己设置了过于抽象、绝对的人生榜样，但在现实中遭遇困难面对选择时，又一再后退，以极低的要求自我麻痹和安慰。聂致远崇仰的曹雪芹，古仁人那里的士人传统无法有效应对21世纪中国的当下问题。和《沧浪之水》一样，通篇笼罩弥漫的是知识分子在现实世俗世界中的无力和挫败之感，而这些所谓无力和挫败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预设的价值前提：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成功的、志得意满、万千宠爱的，博士、教授们就应该从精神到物质上受到优待——这不过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21世纪版本，而绝非现代价值、视野下的知识分子自我定位。
    而在张者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桃夭》中，延续之前《桃李》《桃花》，仍以大学为背景、大学师生为主要描摹对象，小说从律师邓冰的离婚事件写起，用一场重返大学校园的同学会，串起了一群法学专业毕业生从婚姻到事业、从现实境遇到精神状态逐渐陷入中年危机的生活状态。作者力图经由一群人的中年危机故事，去呈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处境，探讨这一人群的历史定位和出路。但遗憾的是，作者明显地力有不逮，并未处理和表达好这个本该充满文化张力和人性张力的题材。《桃夭》中大量穿插了各种“段子”和打油诗，各种流行的对知识分子的调侃和讽刺，诸如“防火防盗防师兄、爱国爱家爱师妹”、“北大的，一半同学批判另一半同学；政法的，一半同学抓另一半同学”……作者大概想要借此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当下感，营造叙述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诞感，但这种腔调在小说中不加节制的泛滥，给整部作品笼罩上一层恶趣味和油滑腔，刻薄之气太重。面对知识分子群体在时代大节奏中的精神萎靡和现实无力，《桃夭》的叙述沉溺于对生活的原生态复制，既无深刻冷峻的批判，也无深沉的理解和悲悯。
    小说中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颇为陈腐庸俗的女性观和性别认知。《桃夭》中涉及的女性，无论男主人公大学时代的女同学、还是人到中年后返校时结识的年轻师妹，又或者始终不曾正面出现的梁师母等等，这些女性形象在张者笔下始终面目模糊、个性含混。《桃夭》中的女性，仅仅作为功能性的人物出现在小说中，是作者从男性视域、男性视角出发所塑造的单向度的人，在对她们的叙述中始终未曾整合进女性自身的情感与生命逻辑。这就是反映在《桃夭》中的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表达，也是中国现代以来在启蒙、个性解放等等名义下的新文学和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始终不曾解决的问题：理性层面言之凿凿的人的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比理性宣言更深刻真实地表现出来的文学想象中的潜意识文化心理。
    小说结尾处的情节发展就愈加离奇：买春丑行败露后的梁教授，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一封信后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信中，梁教授对几个学生袒露自己一直以来的压抑和欲望、浪漫与丑行，直陈自己对于扫黄与性服务的观点看法，更明白地告知出走后自己的生活安排——“我将去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租一个院子，带上一位姑娘，找一个健硕的农妇做保姆，过田园牧歌的生活”。而这几个学生在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感慨“他自由了，解脱了”、“导师能潇洒走一回”。在这近乎离奇的一幕里，这封信，人物以及作者对这封信的态度里，我们看不到这群法学知识者的睿智、理性和悲悯、担当，而只是真真切切地目击了一群重度男权主义者在共同的男权视角下的相互体贴、慰藉和包庇。至此，小说的品质一降再降，距离它所试图表达的主题和高度更是渐行渐远。
    阎真的小说中，人物有强烈痛感和挣扎，无论是对荒诞的现实世界，还是对自己的沉沦妥协；而在张者笔下，这些痛苦和反抗却语焉不详，仿佛从来如此、理应如此。知识分子的精神标高和价值底线，似乎从来不是作者的叙事着力点，既没有深刻的批判也没有诚挚的悲悯。
    这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诸多问题症结之所在，大概源自写作者始终未曾想清楚：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我们在谈论什么？
    所谓知识分子，当下中国一个乍看不证自明、其实含混模糊的概念。我们通常约定俗成地用它来指代受过高等教育、某一专业或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循此逻辑，作家和批评家或可视为文学知识分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非仅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延续，而是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型读书人品格。新生并脆弱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年代未来得及充分展开，就被时代的急躁症以及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大形势所边缘和挤压。来自西方近现代的启蒙传统未曾充分打开和舒展，民主、自由理念，契约精神、公民意识、个性解放等未曾真正彻底地刷新知识者的思想资源。即使当时身处五四现场的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也没有深刻深入地消化并有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那些启蒙先锋，于理性的显在层面真挚而狂热地呼唤着新文化、新道德、人的解放，而在其下意识的日常生活和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中，“旧”仍实践着强大作用。饶有意味的是，即使鲁迅，一面真诚而决绝地批判着“伟丈夫”和“孝子”，一面在生活中却不自觉地实践着这样的男性角色。先天不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历经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新世纪的媒介革命，而这些都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想象和价值建构。
    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显在而隐性的、尖锐集中又复杂多维的。比如，中国传统士大夫尽管也会面对很多精神和现实层面的困顿，但他们至少在文化心理层面有一种坚固而笃定的身份认同感，作为“士”的身份、角色、权利、义务似乎一直理所当然地横亘在天地之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身处和面对的始终是一个稳定的、不证自明的价值体系和秩序范式。而今天我们艰难又尴尬之处至少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能给现代知识分子提供足够依靠的精神力量和示范作用。儒家文化在根上讲求的是实用理性，强调遇则仕，不遇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古代知识分子为自己设计的前进与后退的道路，但是在当下时代，社会分工愈加细化，个人对社会、对体制的依赖愈强。今天，“穷”或“不遇”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深山可以归隐，无论愿意与否，他始终要和现实社会发生方方面面的关系。在这个各种社会角色充分职业化、体制化的时代，一个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几乎无法不跟现实社会和体制发生关系。我们在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认识理解是模糊混淆的，用来评价和想象他们的角度和标准也是混乱的。而这种混沌与复杂，也恰是当下中国和中国人的大问题——旧有的已经坍塌无效，新的却尚未建构有效。
    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如果只是对生活原生态的片段复制，只是在蹩脚的故事中穿插些网络段子和打油诗，在认知和审美上并无太多价值和意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分子的现实困顿和精神疑难，他们身处其间的挣扎与纠结、苦痛与创伤、坚守与妥协，它们产生和存在的源头、与之有关的文化根系在哪里？其间的荒诞感与合理性又在何处？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士大夫传统之中，寻找和确认到自身的主体性？写作者只有深入到这些层面，在小说的谱系上才有谈论和表达的意义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