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即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长诗逊色。”这是著名小说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中写下的话。
    所谓“中国套盒”，是略萨常用的小说结构方式，即一个故事嵌套另一个故事，犹如大锦盒内装着小锦盒。略萨表示，这是他从古代中国话本中学到的技巧。
    在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中，不乏“中国套盒”式文本。
    然而，巴尔加斯·略萨显然忽略了，阿拉伯文学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采用了该结构。在中世纪阿拉伯，有一种被称为玛卡梅的独特文体，写法与古代中国话本接近。
    话本是否曾师法玛卡梅？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东西方文脉的对接，中国小说曾取得长足进步，而西方十四行诗的辉煌中，可能也有唐诗的功劳。
    文学的天空是开放的，最能展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名言）之真味。
    四大传说半数外来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但此前中国与西亚已有往来，青铜、小麦得以传入中原，粟则自东向西。在古汉语中，“麦”本意为“来”，可证是舶来品。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即来自不同文化，据《后汉书》，她住在今伊拉克，可据《汉书》，则在地中海。张衡、扬雄等在诗中均提到过西王母，托名晋代葛洪著的《汉武帝内传》生动地描写了西王母的出场：“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万。”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两个（牛郎织女、白蛇传）与印度相关。
    陈寅恪先生认为，嫦娥奔月也是印度月神故事的翻版。该传说是后来许多作品的母题，如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二十四孝”传说中，有三个来自印度，即“割骨疗亲”、“卧冰求鲤”和“鹿乳奉亲”，均为佛经中的故事。
    “变文”改变了中国小说
    汉代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神话与传说上，到唐代时，则对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印度人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传》，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呵。”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唐前小说多三言两语，形式简陋，梵剧传入改变了此局面。
    梵剧源于公元前8世纪，盛于公元一至五世纪，它用且歌且舞的方式，表现史诗和市井故事，后佛教加入更多说教色彩，常用它来劝世。
    汉代宫廷已有梵剧，但皇家仅采其乐舞。到唐代时，佛教勃兴，以都城长安为例，天宝前成规模的寺庙已达91座，彼此激烈竞争。为赢得更多信众，有的寺庙以培植异花取胜，有的寺庙以珍贵舍利取胜，更多寺庙采用了“俗讲”方式。
    “俗讲”是梵剧变种，即以一人或几人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深奥的佛理。“俗讲”多长篇，可持续吸引听众，各寺争相礼聘擅长“俗讲”的僧人。
    唐代末年，四川已有民间艺人在模仿“俗讲”，以后发展为说书、鼓子词等曲艺形式。
    “俗讲”中一些优秀内容会被笔录成文稿，即“变文”，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一些故事已出现在唐代“变文”中。
    “变文”在三点上改变了中国小说：首先，创作者为留住听众，注重故事的曲折，会主动“拴桩”、“解桩”，已采用“中国套盒”等技巧；其二，重视角色扮演，常以第一人称切入，生动自然；其三，多种文体混用，叙事中夹杂着诗、评论等，直到《红楼梦》时，中国作家依然尊奉此法。
    李白可能是十四行诗的鼻祖
    受惠于小说，报之以诗歌，因中文始于祭祀，抒情是其擅场。
    著名学者杨宪益先生曾提出，西方的十四行诗可能来自中国唐诗，因波斯11世纪时曾流行过鲁拜（即“四行诗”）体诗，代表诗人为欧玛尔·海亚姆（又译作莪默·伽亚谟）。和中国绝句一样，鲁拜体也是隔行押韵，而这种押韵法是中国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在梵语影响下创造出来的。
    13世纪，西西里岛诗人维奈写出欧洲第一首十四行诗，当时该岛处在阿拉伯文化影响之下。可见，从唐朝绝句，到波斯鲁拜体，再到十四行诗，有一个清晰的、自前向后的时间脉络。杨宪益先生认为，李白很多诗近于十四行诗，比如《花间一壶酒》便正好写了十四行。
    在韵律上，唐诗讲求平仄，与十四行诗强调轻重音相似。在格式上，律诗共8句，分为4联，作者一上来需“破题”，十四行也分“四小段”，开头的句子被称为“短歌”，也需点明主题。
    明末作家竟改写《伊索寓言》
    元代横跨欧亚，给东西方交流带来更多机会。丘处机、耶律楚材、廼贤等都是跨文化写作，此外还出现了“也里可温作家群”，即信仰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的作家们，史书上称他们“仕于朝，功名文学多显者”。
    元杂剧和后来的明清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另一高峰。
    元杂剧中大量使用外来语，且有《灰阑记》式作品，其故事在佛教、基督教典籍中均能找到，有学者认为与元代景教复兴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作者李行道是隐士，他参考的可能是《风俗通义》中记载的本土故事，与外来文化无关。
    古人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往往是信手拈来式的，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李世熊曾撰随笔集《物感》，其中5篇竟来自《伊索寓言》，但经过改写，与原文已有较大不同。
    荀彧怎么变成了荀或
    在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之外，古代中国文学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唐诗与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自不必说，甚至一些边缘作品也产生了巨大反响，比如中国的《搜神记》、《幽冥录》、《袁氏传》、《剪灯新话》等传入越南，致越南产生了《岭南志怪》、《粵甸幽灵》、《林泉奇遇》、《传奇漫录》等模仿之作。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越南使团返经广西桂林时，沿途采购多部中国书籍，其中20本被清政府没收，包括《智囊》、《千古奇闻》、《封神演义》等。1860年到1900年，越南小说多在中国广东的佛山县印制。
    1802年，泰国国王下令翻译《三国演义》，因缺乏译者，只能请华人口述，专人记录润色，可当时旅泰华人方言太多，且文化水平不高，致译文多误，如将“荀彧”译成“荀或”，显然是口述者识字不多。而“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则被译成“你有兴国之智，却不忠于国王，会成为皇权的敌人”，偏差亦大。该译本在泰国被称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因当时泰语还没有“小说”一词。
    望向海洋也望向内陆
    清代中期以后，口岸成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脉，但对文学而言，丝绸之路依然重要。
    为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林则徐派人编译了《四洲志》，用两章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其中提到《一千零一夜》，林撰文称：“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此后俄国与东欧小说的译介成显著亮点，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在此之前，赴俄从事木材贸易的中国商人已将《战争与和平》梗概翻译到国内，流传甚广。1949年到1962年最高峰时，中国出版苏联文艺著作达2539种， 5千多万册。
    我们曾经错过什么
    为何丝绸之路文学深深打动中国读者？
    一方面，在近现代史中，沿线国家发展历程近似，经历了共同的挫折与困惑。丝绸之路曾是东西方交流的主脉，后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一度衰落，故沿线人民情感体验相近，容易互相沟通。
    另一方面，彼此有漫长的历史积淀，数代人交好的记忆，更易产生亲近感。
    然而，一切交流并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移，还需人类的创造精神参与其中，以为交流赋予价值。
    以玛卡梅为例，传到欧洲后，催生了“骑士小说”，后来的《堂·吉诃德》、《十日谈》等都深受玛卡梅影响，由此开启西方小说的辉煌传统。玛卡梅可能更早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只看《三言》、《二拍》，很难意识到我们曾错过什么，直到清末民初，大量西方经典小说涌入国门，国人始叹为观止。
    可见，既睁开眼睛看世界，且在交流中有所创造，方为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