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读小学，那时候学校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来作“忆苦思甜”报告。有前黄包车车夫，前码头工人，前棉纺织厂女工等等。某次有位纺织女工在台上突然晕倒。她先是边讲边哭，随后就躺了下去不省人事了。活动的组织者惊慌失措地把她抬走。女工到底讲了什么，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其他的人大概也是差不多情况。我们在台下私聊、做小动作、丢纸团什么的；直到台上要出人命了，才去关注一下。
    女工在叙述策略上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对她的叙述对象并不了解，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对棉纺厂一无所知，并且毫无兴趣，她也没有介绍得更为详细一点。另外，显然也没有提供多少剧情，让受众去获得某种即视感和现场感，并由此把大家导入她的语境。其次就是过度的自我沉湎，在还未能和受众建立起共情的互动关系时，就把叙述内容在爆发式的私人情感中解构得没了踪影。当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哭泣的、痛心疾首的、倒地不起的一个可怜女人。至于她到底说了什么，她的目的是什么，已经是完全弄不清了。
    后来我经常会想到那件遥远的往事，女工演讲的失败，对我在写作上的警示是深刻而久远的。
    难的是如何让读者很快地就认同你的故事，故事有真有假，两者要结合得很好，那样才能创作出完美的文本。写作者在营造故事的时候，是不择手段的，会把真实的人物拿来使用，又因为瞬间的某个修辞的需要会让其变得面目全非，人物迅速地滑入了虚构的轨道，接下去怎么走，甚至连作者本人都不知道。《怪鸟》这部小说中的二十个故事多半是有出处的，可许多内容又是经过大幅度的改造的。因此无论如何请勿对号入座。小说追求的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表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抽离生活实际的更为客观冷峻的真实。
    非虚构写作之于记忆写作而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非虚构作者更容易犯下女工的错。如果读者对那段历史根本无感，那么他面对亲历者自我情感泛滥的絮絮叨叨，多半是桩很尴尬的事。小说的真真假假充满了创造性。小说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是审美的。我们写过去，那些乏味贫穷的苦不拉叽的生活，以小说样式艺术地呈现或许更好。并不想撕裂伤口让人不适，这不是“忆苦思甜”。只不过是带你去完成一个小小的穿越，我们一道去看看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往事，那就是一种存在，你甚至可以用你的方式去界定它，并赋予它某种意义。当然，作为小说的阅读，这或许仅仅是一次审美的过程。
    《怪鸟》写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某个新村。新村被四条马路框着；一栋栋的都是机关家属楼。一只远方来的怪鸟飞落，然后就发生了许多怪事。首先是少年的一只眼睛受了伤，不能流泪了；然后就是人格的分裂，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中的各种经历，还有成长。作品的二十个章节既是独立的，又是连贯的。你可以从任何一个章节进入。像这样的长篇结构样式也是一种尝试，为的是便于数字平台的推出；也更方便相当普遍的那种碎片化的阅读。
    但愿我不是那位只顾自己晕倒在讲台上的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