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一个人的写作面貌，在许多的时候，往往是被他的天性、世界观所决定的。
    有的人，出于对清晰、明朗、简洁的热爱，要他们把作品写得晦涩或玄奥是困难的，因为这样有可能会破坏他们对世界图景的单纯感知。
    许多人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中，作品一旦写得单纯、朴素，就会有过于简单之嫌，尤其是经过了现代艺术严格训练的当代作家，若再去写那些朴素的小说，更是容易被误解为是跟不上时代了。
    这其实是对现代小说艺术的误读。
    现代小说艺术当然有复杂的一面，比如，福克纳的小说，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在小说结构上都是相当复杂的。或许我们还可以提到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等人，前者是在一些非常短的篇幅里使形式的复杂性、精神的迷途结构得到强调，使之显得突兀、尖锐；后者则更像是一个聒噪者，躲在闭抑的法国书房里，寻找生活中可能存在的诗性和幻想性（我指的是普鲁斯特的多卷本《追忆逝水年华》）。
    博尔赫斯与普鲁斯特，实际上是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陈明世界图景的模糊性，所不同的是，博尔赫斯成了一个精神的迷途者，而普鲁斯特则更像是一个能使事物生辉的诗人。
    而福克纳习惯用不同的人物视角来叙述故事，读他的小说，就像是听巴赫的音乐，旋律一直是在回旋中前进的，但不管回旋如何千变万化，中心一直存在，或者说，旋律一直围绕着中心而展开。这样的叙述方式，要求福克纳有惊人的能力，使叙述的一致性与叙性的差异性在同一篇小说中得以表现出来，《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也采用了不同的视角来叙述的写法：一个人，一件事，西蒙会用不同的角度重复叙述第二遍，第三遍，每一遍都是似是而非的，这样，某种本来是小说背景的东西，在西蒙那里被推到了前台，使之成了小说的主体。这些都是传统小说中所没有的东西，它充分显示了现代小说艺术可能达到的难度。
    ◈ 二 ◈
    我要问的是：这些与传统小说比起来显得异常复杂的小说，为什么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它们是朴素的？
    语言应该是个重要的因素。
    朴素的小说，在语言上不一定是大白话（那是实在主义者做的），但也不会是飘渺、花哨的语言。那些玄奥而贫乏的小说，几乎都是在语言上做文章，他们尽量使语言不指涉事物，甚至远离事物，从而把读者带进一种虚幻的情境里面，或者耽于语言幻想。
    有意思的是，一些哪怕是形式实验味道非常浓的小说家，如福克纳、罗伯—格里耶等，在语言上都是非常老实的，至少，他们在要表达的事物上是有信心的，毫不犹豫的。我常常惊异于像罗伯—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会在那么客观的对一张桌子或某座房屋的描写中，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形式感，并且还能成功地传达出物向人实施压迫的写作精神。
    这和巴尔扎克的写作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的开头花巨大的篇幅去描写那座公寓，冗长到了让人感到愤怒的地步。但巴尔扎克毕竟是巴尔扎克，虽然冗长，也还是大师笔法，里面有一种内在的辉煌，非常人所能及。不过，经过现代小说艺术的训练之后，我们有理由说，巴尔扎克远没有罗伯—格里耶来得简洁。
    朴素的效果似乎是一样，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冗长的朴素，一个是简洁的朴素。我所赞赏的是后者。
    我要再提到福克纳，他的语言天才是突出的，我总能在他简洁之至的语言中读到一种深深的忧伤，它是心灵的言辞，表达着作家的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弥留之际》可以说是现代小说艺术的经典文本。一种考究的语言，又能毫不犹豫地到达事物的核心，这是非凡的。福克纳这方面的能力，经由李文俊的杰出译本，在我们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福克纳走的依旧是朴素的写作之路，他的小说心灵沉思的成分很多，但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求助于语言的装饰性，或飘渺的文风，而是将复杂性贯彻在小说的结构与精神冲突上。
    朴素并不等于简单，它照样可以表达出非常复杂的东西，尤其是精神冲突的复杂性，会让无数读者为之着迷。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俄国的精神导师，写下了大量堪称朴素的经典作品，可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存在着有关人性、心灵、道德追问等复杂的母题，这些复杂冲突，在史诗般的气势下所获得的沉重、深刻以及带给读者的巨大感动，我以为，都绝不是现代小说在形式实验上的成果可以轻易取代的。
    ◈ 三 ◈
    从人性冲突的复杂性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托尔斯泰有力得多，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作家的影响，似乎要比托尔斯泰的影响更直接些——至少在卡夫卡、加缪这样的思想型的作家身上是这样。
    这不等于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完美的了（至少他不比福楼拜完美，但我认为他比福楼拜深刻）。从现代叙事学的眼光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结构上显得过于冗长和拖沓，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如果让一个现代作家来叙述，篇幅可能不会超过原作的三分之一。——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博尔赫斯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
    这不单是陀氏的局限，它可以说是整个古典小说界的局限：朴素却不简洁。巴尔扎克就是一个不够简洁的作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所以，当法国“新小说派”运动发起之初，他遭受到了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激烈抨击，他们扬言要把巴尔扎克扔下船去。尽管抨击巴尔扎克的人当中，至今没有产生巴尔扎克式的伟大人物，但罗伯—格里耶等人的艺术革命还是功不可没的。
    这种革命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容量，使过去显得有点笨拙的叙事变得灵活起来，使小说能够在同样的篇幅里容纳更多的内容——现代作家的长篇几乎很少像古典作家那样写成多卷本了，因为他们只要有一卷的篇幅，已足以将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这就是现代叙事艺术的训练所带来的成就：在简洁中能表达出同样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古典小说的理由，应该看到，现代小说是与古典小说在同一个优秀的传统中的。我不赞成给小说在外面贴上一个“传统”或“现代”的标签，然后再用后者去反对前者的做法，这对我们写作的进步无济无事。我现在重读托尔斯泰、雨果，甚至狄更斯的小说，依旧觉得他们所取得的辉煌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用的是最朴素的写作方式，同时也可能是最经典的方式。
    但我们在发现传统小说所蕴含的光辉的同时，也要竭力将现代艺术的叙事成果吸收进来，只有这样，小说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对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遗产一无所知的人，是不配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