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今天说“冲突”。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一种是轻松的，一种是紧张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者，因为紧张的写作里面往往蕴含着一个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而冲突，就是一部作品灵魂的着迷点，在小说中起着核心作用。
    一些人的写作之所以显得轻松，毫无精神质量可言，就在于我们从中读不到真正的冲突。
    而我要说的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文学。一切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和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
    卡夫卡是同自己所体验到的虫豸经验斗争。他穷其一生所追问和努力的，就是如何在甲虫身上把人失落的尊严与光辉重新建立起来，我相信这个问题使卡夫卡绝望。他看见了人在非人空间里的绝望事实，却不能以非人（甲虫）的方式活着，这构成了他小说中的基本冲突。
    卡夫卡至死都活在这种冲突里面。他临死前在日记中说：“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相信，它是卡夫卡脸上为何总是充满阴郁、惊恐表情的真正原因。
    梵高的斗争起点在于世界的真相变得不再清晰，他为自己的画布因此变得模糊感到恐惧。为了使自己的画布重新变得清晰，梵高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不要以为梵高是故意要将画布画得模糊，以追求一种新的形式效果，不，我更愿意相信梵高是出于无奈，他内心体验到的就是这种模糊，他当然不可能再像自然主义画家那样，持守旧有的真实观念。
    真实在梵高那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同样，毕加索为之终生奋斗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我画布上那些割裂的人、割裂的人性重新统一起来，进而恢复人该有的完整和丰富？
    博尔赫斯呢？他一直试图在没有出路的迷宫中，选择一个可能的角度看见永恒（无限），最终，他在幻象中亲见了这一切。正是这些恒久而深邃的冲突，使他们的作品成了那个时代最准确的见证。
    ◈ 二 ◈
    冲突也有不同。一种是情感的冲突、故事的冲突，我把它称之为美学的冲突；另一种是精神的冲突、存在的冲突，是判断一个作家抵达了何种深度的重要证据。
    只有存在的冲突能够将作家带入文化母体的中心，进入时代的内部，进而说出生存的真相和人所面临的内在危机。可是，许多作家都在情感与故事的趣味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或者说，某种美学意义上的成果吸引了他们，结果，即便是一些很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不过企及了文化批判的层面，很难再进一步作存在意义上的探索。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寻根文学”也只是社会学和文化意义上批判，谈不上多么深刻。如果一些种族记忆便是我们生存的“根”，问题的严重性便会简单得多，因为文化的冲突、美学的冲突都是可以在智性的层面上达成和解的，它最高的境界也不过是把智慧抽象到无的地步。
    只有存在的冲突，需要作家为它付出真正的代价；也只有贯注对存在之在的思索，作家才能创造出有心灵质量的作品。
    如果写作不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我们生存中每一种丰富而有力的经验，作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们需要作家，难道仅仅是需要他为我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或者为我们表演一种语言游戏的才能吗？没有这么简单。
    我经常在读一些小说时想，他（作家）在小说中所喋喋不休的那些东西真的是那么重要，值得作家为它耗费那么大的热情和心力吗？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他们当中最自信的也不过是向我们说出他自己究竟遭遇过什么事情。”这真是一针见血。许多作家一生的努力，都只是在写自己遭遇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他专注于一些非常表面的东西，却没有任何令人难忘的发现。他们作品中的冲突，最多也不过是遭遇的冲突，与内在信念的冲突无关。
    遭遇是什么呢？是一些事情，一些情感，靠它，是无法构成真正有质量的冲突的，因为遭遇一结束，冲突也就结束了。只有存在的冲突是恒久的，它关注的是遭遇为什么发生，人的精神、心灵在冲突中受到了何种伤害。
    坚持存在之冲突的人，常常是伍尔芙所说的“坚持信念”的人，他们为寻找信念而奔波，并相信世界上有某种事物是值得他为之去受苦、并为之付上一切代价的。他们迫切希望了解这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长久的事物。而那些为这种事物而战，为这种事物而斗争的人有福了，他们将亲见更永恒的意义。
    ◈ 三 ◈
    存在的冲突就是意义的冲突。
    有些虚无主义者敌视意义，我想他们首先要敌视的是自己的写作，因为他们对意义的敌视已经注销了写作本身的意义。
    我想起美国哲学家赫舍尔对我们的警告：“如果把对最高意义的焦虑——哲学与艺术的全部成就以此为动力——视为荒唐可笑，那么做人就意味着发疯。”清除人类灵魂所关切的事，宣布对可敬可畏的事物的求索是错误、荒唐的行为，宣布对意义的探查是无意义的，以及宣布所有的人生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等等，这些能够安慰人类的灵魂、给人类的存在提供精神上的援助吗？
    一定有一种事物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和献身，它是终极性的。终极的痛苦是因为人离弃了这一事物，终极的幸福是因为人与这些事物相结盟。
    有一段时间，当我开始痛恨卡夫卡这个黑暗的天才时，我才惊异于这个大耳朵说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终极痛苦：虫的性质决定他不能再说出人（更不用说上帝了）的名，甚至连人正常行走的能力也被腐朽的存在所注销（虫只能爬行），再也没有道路可通到上帝所在的天堂了。
    卡夫卡仿佛在说，因着最高实在远离了人类，人生存的性质便随之降到虫豸的层面，而且再也没有道路可以回去了。
    ——这就是卡夫卡所出示的存在真相，包含着极为尖锐的人性挣扎和精神冲突，并且具有难以言喻的绝望感。卡夫卡是那种与现实不共戴天的人，他的力量足以摧毁一个人最后的精神防线，所以，我每次读卡夫卡，都能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令人震惊的经验，这样的阅读确实是罕见的。
    中国的文学当然还没有企及卡夫卡的高度，但我已经在一些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冲突，有的作家开始有意识地走在通往存在之冲突的途中。有许多作品，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贾平凹的《废都》、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格非的《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旗帜》、北村的《玛卓的爱情》《周渔的喊叫》、莫言的《丰乳肥臀》、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王安忆的《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等，都有力地探查了当下存在的真实状况和局限性，并表现出了对精神慰藉的吁求和渴望。
    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我也读到了真正的绝望感：作家所要确证的存在本质，正在被这个问题重重的时代所瓦解，我们再也听不到希望的喧嚣，只能听到一片饮泣的声音了。他们的作品指证，我们的活着已经到了需要为之垂泪的地步——这种存在性的追问在当代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
    比如爱情，在一些作家的小说里，就几乎被共同认定为是值得为之受难的事物，是时代仅存的高贵性之所在，是真正有质量的存在冲突的根源。在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里，张末的爱情梦想一再被延搁，这表明在一个交流被隔绝、人性的尊严被普遍伤害、到处充满怀疑的碎片、如同一个欲望的加油站的时代里，想在爱情中找到慰藉，是一件无望的事，处于失爱境遇的现代人，在爱情面前惟一能做的就是为爱殉难；北村的《玛卓的爱情》的结局是玛卓自杀，玛卓为什么要死？因为她哀叹人的爱不完全，有许多漏洞，她想要一种完全的爱情，可这个时代给不出，玛卓只有死，她被自己内心的爱情渴望逼得活不下去了……
    还有怎样的存在境遇比这个更让我们心酸呢？
    这些都是在殉难的光辉中而有的冲突。此外，一些作品对精神慰藉的急切渴望也感动了我，这是真正使冲突内在化的原因，因为没有对安慰者的渴望，受难就毫无意义可言。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呼喊没有得到应答；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里张末的期待全部落空；北村的《玛卓的爱情》到最后，主人公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能力；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里，阿三最终的眼泪只能对着一个脆弱的、但还带着小母鸡体温的鸡蛋而流……在这些存在的失败感里，我读到了真正的冲突——存在的冲突。
    对精神慰藉的吁求，对交流的渴望，盼望安慰者的到来，为爱情而受难等，这些，并非冲突所要指向的目标，而恰恰是冲突为何开始的原因，它向我们指明了一个朴素的事实：冲突还没有在遭遇、事件中开始时，可以先在作家的心中开始。可惜，在当代小说中，像上述这种具有内在冲突力量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大家都在遭遇和经历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现在需要的，也许是把文学往冲突的漩涡里推，使每个作家都找到一个在存在面前感到紧张的理由，这点对于一个想真正了解存在秘密的作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