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邱焕星的《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对鲁迅文章中的“骂战”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历史化梳理。论文回溯历史语境，将“骂战”置于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化传统”中进行审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邱焕星
    我想结合鲁迅研究来谈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历史研究者不关注当下，二是关注当下的理念有偏颇。
    最近两年来，我的研究逐渐遭遇了瓶颈，因为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困境——鲁迅文学讨论的是他的时代问题，我却关注鲁迅的时代而不关注自己的时代，以致每次写到论文的结语部分，我都强烈地感觉到一个自我追问：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何在？随即总会想起梁启超的话：“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显然，我从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触及到了一个反复被讨论的历史哲学问题：历史研究之于当下的意义何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发现这和青年研究者的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自一进入现代文学领域，我们这代人就是在“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大背景下长成的，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学界逐渐复活了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研院史语所传统，它外承德国兰克的科学实证主义，内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强调史学求真、“证而不疏”，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推论是危险的事”、“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种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为学术而学术”理念，强调的是客观化、科学化、历史化，反对学术研究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从而最重要的关怀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卓越化，学问也就由“大我”之学变成了“小我”之学。
    不仅如此，学术与道德的分离还导致了士风的转变，学术看似高度繁荣，知识分子的士气却极为低落，他们躲在象牙塔里，依赖大学、学报、项目的三位一体建制而生存。学者们面向学术社群，为了学术自身的生产而撰写论文，“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即在承平之世，已难免玩物丧志之讥，何论时局艰危，思想徨徬无主，群言庞杂，不见有所折衷，而学术界曾不能有所贡献”（钱穆），最终大学变成了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学者们既缺乏道德自觉，也没有政治主体意识。
    总之，研究领域的“纯学术”理念与文学领域的“纯文学”观，共同构成了新一代研究者的两大核心观念，最终导致最近2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日渐缺乏活力，开始退出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位置，逐渐知识化、经院化和古典化，其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一面被遮蔽，既背离了它的启蒙传统，也背离了它的左翼传统，用鲁迅的话就是“埋在南窗下死读书”、“与世界隔绝了”。关于这方面的危害，胡适自己的反思总结最为精辟：“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前的第一流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开始出现，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甘阳所言的“通三统”问题，投射在我们的历史上，分别对应着古典传统、启蒙传统和革命传统。对此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引发了社会瞩目的论争，而其内核，则指向了19世纪以来确立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中心的现代文明批判，进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探究“中国模式”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意义。
    然而回头来看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却发现很多人置身事外，似乎时间的流逝，独与这些领域无关，一个明证就是：如果检索一下中国知网，会发现几乎没有讨论鲁迅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想象”）的文章。显然，“纯学术”的路径依赖严重阻碍了学界去认识鲁迅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关联，而在那些关照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那里，他们往往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出发，担心将鲁迅放在“中国想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大背景下讨论，会陷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狭隘。
    但如果揆诸历史，我们又明明发现鲁迅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中国想象”，以致形成了“启蒙鲁迅”与资本主义中国、“革命鲁迅”与社会主义中国、“反现代性鲁迅”与“中国模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鲁迅传统一直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语境之中，为其形象建构提供着思想资源，所不同的只是研究者的不同的中国想象而已。所以，问题只能从鲁迅研究者的理念中寻找，而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立场的坚守，它以回到五四的新启蒙主义为中心，强调社会批判和制度疏离，在激进主义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日渐成为当下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在这种视野里谈论鲁迅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由此导致合法性的缺失问题。
    而表现在鲁迅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上，秉持特定立场的研究者犹如《墨子·天志》中的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这显然不是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标准的问题。事实上，鲁迅和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远比既往认识复杂丰富得多，他既坚持世界主义，也相信建构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正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显然，鲁迅自身是一个多元传统，而鲁迅研究也基于这种丰富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鲁迅那里摄取过不同的思想资源，由此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历史研究者就容易成为时代的旁观者，最终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鲁迅1927年也曾遭遇这个问题，他在《无声的中国》中指出：“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面对这种“哑了”的困境，鲁迅的办法是：“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这对当前的鲁迅研究来说深具启发意义，一味地回避否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在主观上制造了一个“无声的中国”，最终陷入“失语”的状态，所以鲁迅研究者需要“走出20世纪80年代”，正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解释、批判和创新，真正发扬鲁迅的现实参与精神，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活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