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脱离社会的极端个人化的创作倾向或许应该被批判，但文学艺术终究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地，无论它最终能达至何等的时代高度，创作者的“自我”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起点与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亦是如此，自我的开掘的深度，批评主体的“诚与真”都是展开批评的关键。
    “自我”是连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枢纽，故而，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就是要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脉优良传统。然而，知人何其难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的个性一样，很多时候很难在“好”与“坏”的层面去简单评判，而是需要尽力把握并理解其丰富性。所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攀登文艺高峰的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作家也许只有在诸多批评家所形成的整体评判和批评氛围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未来的方向感。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面对并尊重文本的真。同时，在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时代，如何认识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人性的真与文学的真，也考验着批评家的能力。在“知人”与“论世”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辩证的互动关系：通过理解作家作品去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或者，通过了解我们的时代状况去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对同时代的批评来说，知人论世尤其不可或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等都提供了知人论世的绝佳范例。
    孟子与“知人论世”相关的观点是“以意逆志”。在朱自清看来，“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所谓“诗言志”，“志”是为“志向怀抱”；周作人则呼应晚明以来的主情论，将“志”等同于“情”：“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和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陈世骧进而指出：“中国文学的传统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抒情的传统’。”以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文学批评，自然也在这样一个“抒情传统”里面。最极端的例子，或可举出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当我使用“自我抒情”描述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所看重的是作为写作的批评所凸显的批评家的自我，他或者表达志向，或者抒发情感。正如李健吾所言，文学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是两个“自我”的遭遇。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
    艾青的名言“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尤其触动我这样的植物爱好者。
    沈从文说：“事功可以为学，有情则难知。”在他看来，成熟的书写“不仅仅是积学而来”，而“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必须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挚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在上世纪80年代，不少批评家也都是这样的“自我抒情者”，“他们的写作冲动常常不只是来自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兴趣，而更源发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王晓明语）。回顾近现代以来，从王国维、鲁迅、李健吾、沈从文等人的文学批评，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无不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在伊格尔顿所谓“理论之后”的年代，当我们“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又抑或“不忘初心”捡拾传统的时候，从中或亦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