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的重头戏，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二马》在京再次上演。百年前的中西差异，而今虽偶有隔膜，但舞台上的京腔京味却愈久弥香，叫我这个南方人也“返回”梦幻般的古都北京——这是错觉，与小说一样，戏剧的“舞台”在伦敦，不在北京。
    舞台上，吊着英伦报纸，前后左右，如多层帘幕一般，扑面而来——早期国人称报纸为“新闻纸”，乃文明的象征。与“新闻纸”相得益彰的是一大群挂在“天空”的英伦帽子——服饰是身份的象征，英国绅士与女士，皆因帽而“士”。这样的舞台背景，强化着当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文化优势。话剧《二马》一上来，便紧扣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纸”——一群英国人读报——世间繁华皆写在报纸上，二马的故事也从报纸中流淌出来。
    主人公老马——马则仁，满嘴的“北京老字号”，吃喝不忘中华，对大英帝国的一切皆很不屑，总以“俗气”一词概之。可他的“戏”，一上来就必须直面“报纸”。同时，“报纸与帽子”，也隐喻着巨大的矛盾，老马就算不是“是非之人”，也来到伦敦这个有“报与帽”的“是非之地”，所以他难逃大大小小的“是非”——与其说这是东西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是非”，毋宁说是老马的一种不适应，不舒服，不自在。不仅老马不适应，他的儿子马威也不适应，英伦的温都母女更不适应，大家谁都不适应。而话剧《二马》，以京味台词和“老北京范”为风格底蕴，把“不适应”演绎得惟妙惟肖，即便剥离出“中西文化矛盾”这个核心，也能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
    舞台上的演员，既是“当局者”，也是“旁观者”。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么他们到底是清醒，还是迷乱？似乎有一个声音，很强硬地对观众说，连戏剧舞台都如此扑朔迷离，困顿不已，更何况真实的人生？从头到尾，观众时刻不能忘记老马的优越感——戏剧人方旭，既是该剧的导演，也是老马的扮演者，“他”那句京味十足的口头禅“俗气”，既饱含着传统中国人的顽固、迂腐与酸味，又流露出一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颓势无法挽回的英雄之哀。
    如果说原著小说中老马的口头禅——“俗气”——还能叫人认为，这种耍宝的背后，暗藏着落后民族的自尊自爱，甚至能更进一步，让人设身处地，对老马的异国黄昏恋略表同情，那么观看话剧《二马》，则让人笑着难受，哭又荒唐，既不愿听他喋喋不休的“俗气”，又爱不释手，期望他与温都太太一直相爱，甚至喜结良缘。“舞台”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它叫人无法抑制地忖度：老舍先生曾在伦敦生活工作5年，他后来在回望伦敦的某一瞬间，是否突然感受到了大小二马的爱情春天。
    中国来的一对父子，分别爱上伦敦的母女，这是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虽然结果是悲剧性的，但过程充满了喜感，而戏剧更甚，使人本能地排斥一切惨淡与悲剧。该剧的角色全部由男演员扮演，特别是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男扮女装，包括温都家的母女，而且常常是一个人要演多个角色。可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话剧《二马》的细腻与“真实”。不可否认，话剧刚开幕时，我们有些许“不适应”，但很快就忘了这种“错置”，仿佛眼前展开的是一出京剧——男人演花旦，天经地义很正常。更妙的是，话剧中的确有京剧的一席之地——温都夫人在适当的时候，便不再拘泥于一个英国寡妇的角色，而是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传统戏曲的曼妙——意想不到，也令人恍惚，分不清故事到底是发生在伦敦，还是在北京。可以这么理解，京剧是老马念兹在兹的国粹，既然他爱上温都夫人，那么自然也可将她想象为京剧中任何一位娇媚的旦角。不说老马的“潜意识”，只强调一点，温都夫人的扮演者刘欣然，既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又是专业的戏曲男旦，他当仁不让，给话剧《二马》增添了一抹美轮美奂的魔幻色彩——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男演员与女角色，话剧与京剧，皆交织渗透，相互烘托。同时，刘欣然的表演，让老马与温都夫人的恋情，更具立体厚重感。反观老马的儿子马威，他对温都小姐洪水猛兽般的单相思，就显得较为单薄，一是舞台上，他没有父亲马则仁那般“鲜活”，二是温都小姐也的确太“残忍”，没有给马威更多的“表现”机会，造成马威很遗憾，成了父亲的陪衬。不过，马威作为古董铺的少东家，与伙计李子荣的“分分合合”，倒是比他的爱情更具冲击力。总体上来看，话剧很尊重原著小说，但结尾太仓促，高潮无支持，没有把温都夫人在最后一刻拒绝老马的理由交代清楚。其实，老舍的小说也很“简单”，只因老马给温都夫人买戒指时，商家认为一个中国人出手不可能那么大方，旋即温都夫人便猛然感到嫁给一个中国人的莫大耻辱。但小说是小说，戏剧是戏剧，高潮的产生，需要充足的铺垫。不管是老马与温都夫人失败的恋情，还是马家古董铺的“毁灭”等，“尾声”都似乎是戛然而止，显得头重脚轻，给人一种感觉：走得太远，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或许是因为那些引人发笑的噱头太多，严重挤压了集中展示矛盾的空间。再有，结构上略微有点散乱，某些角色，譬如大小二马在英国的“引路人”伊牧师，及其家人，包括伊牧师的大舅哥亚历山大，都过于“写实”，完全可以通过舞台技巧，予以虚化。小说的人物交汇点可以有很多个，但戏剧的矛盾冲突要集中。这方面，同为方旭主演的《老舍五则》，就短小精练、矛盾突出，还意味深长，做得比《二马》更好一些。导演方旭被誉为戏剧界的老舍专业户，从2011年始，他既编又导，还演，把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等小说，陆续搬上话剧舞台。但改编文学大师的作品，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改多了不好，因为大家很熟，不改也不行，毕竟小说与戏剧的叙事结构差异太大。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舞台上“展示”中西矛盾，本身就很难，尤其是“二马”的原著小说，有太多的心理刻画与中西文化的思辨。如果仅仅只是探讨中国人的异国遭遇与“异国恋”，那么戏剧舞台的“表现力”，大不如文学和影视剧——倒不是说艺术水平，而是市场“接受度”的问题。当下中国，舞台艺术，包括话剧，依旧还处于努力培养观众的阶段，但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话剧，却有些例外，它是一个金字招牌，尤其在北京，“老舍”二字便意味着票房保证。不过，即便把老舍的小说改编成话剧，也只能适度照顾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紧凑、严谨的戏剧结构，并保留老舍的原汁原味。舞台艺术自有其独特的美，一味迎合观众与票房，或者一切照搬原著小说，都只会丧失它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