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你走进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细节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近来读史料，偶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公元1916年到来的时候，当时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主编陈独秀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1916》。在此文中，已经37岁的陈独秀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充满信心地讲道：“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
    对中国而言，那是一个“惟新是尚”，有识之士以十分急切的心情求新求变的时代，同时也是新事物层出不穷，“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当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期刊上把《1916》这篇文章发表出去时，也许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要创造一个新纪元：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汉语文学的新纪元。只不过这个新纪元的元年不是1916年，而是接下来的1917年。在这一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变革运动，改变了汉语文学几千年的走向，成功地使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于是，后来的文学史家习惯于以此为界，把1917年之后直至当下的中国文学，统称为“新文学”。
    二
    公元2016年匆匆地离我们而去，2017年如约而来。转眼之间，中国“新文学”已历百年。在“新文学”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当年，陈独秀、胡适那一代人为自己创造“新文学”的合法性寻找依据时，常常借用中国古人的一个观点，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依照这种文学发展逻辑，100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已经不是1917年那个在贫穷与落后中挣扎的中国。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完全有可能超越过去的百年，去创造又一个“新文学”，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时代，或者说配得上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
    当然，对文学史而言，量的变化容易做到，而要使汉语文学有一个质的变化，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态，我们就必须寻到新的理论支点。而这个新的理论支点，很可能就蕴含在对我们一直使用，习以为常的“新文学”这个概念内涵的重新清理过程当中。
    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还处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中，就是因为我们还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确定的意义上理解当下的汉语文学。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所确定的“新文学”，是因应着当时文学变革的需求而产生的，有很多策略性的考虑。当这一定义被固化之后，对丰富的汉语文学写作实践与汉语文学研究而言，它既可能起到规范与引导的作用，也可能会遮蔽一些因素的存在，甚至压抑一些因素的生长。把被这一概念所遮蔽的东西发掘出来，所压抑的东西解放出来，也许正是我们寻求超越的突破口。
    三
    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思考：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文学”，是与之前的“旧文学”相对立的。新与旧的对立，体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一个最外在，同时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对立，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因此，“五四新文学”同时也被称为“白话文学”。然而，认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白话文学”与“新文学”这两个称谓并不是完全等值的。
    首先，“新文学”建立之前，“旧文学”内部也有白话文学。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的过程中，甚至还曾写了半部《白话文学史》，把白话文学的传统追溯到《诗经》的时代。虽然这一著作出版后，其概念的混乱与逻辑的过于勉强一直为人诟病，但作为本书写作前提的一个文学史事实却是存在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旧文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它包含了白话文学。
    其次，另外一个文学史的事实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汉语文学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其中有白话文学，也有文言文学。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以白话诗歌为突破口的，而恰恰是在诗歌领域，旧体诗词的写作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其作者相当广泛，甚至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新诗写作者；而且，统计起来的话，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然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数不胜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著作，对这一部分作品大多采取了视而不见，忽略不计的策略，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新文学”之后产生的旧体诗词，究竟是属于现代文学还是属于古代文学？
    只注重白话文学的“新文学”史观，以及基于这一文学史观上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1917年之后白话之外的汉语文学作品，除极少数出自著名政治人物的作品之外，绝大多数处在一个十分灰暗的地带，得不到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群体的关注，因此也就不能得到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同时，这一过于片面性的文学观念，也使得20世纪的“新文学”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汉语写作传统的对接，始终存在着障碍。
    四
    那么，在“五四新文学”已经存在百年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打破新与旧、文与白的对立，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汉语文学观念，使被压抑在灰暗地带的古典诗词写作，甚至是古文、骈体文写作，也能够进入到现当代文学史学者的视野，成为现当代文学虽然边缘但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进而使得与之相关的文学写作行为，介入到当下以及今后中国文学的建构当中？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是否可以促成汉语文学的新格局，使其现代形态与传统形态形成共生共融，相互促进的局面，进而创造出“新文学”之后的“新文学”？
    当然，上述思考，仅仅是讨论今后中国文学出路时诸多切入点中的一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当有当年陈独秀写《1916》这篇文章时那种创造新文学的自信。只要我们有了创造汉语文学新局面的愿望，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