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自身的内部原因，又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形塑明代文学风貌发挥了显著作用。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内容丰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明代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
    明代的馆阁文人，其作品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文学侍从的职业写作，可称之为“馆阁写作”，二是“馆阁写作”之外的诗古文一类作品，可称之为馆阁文学。洪武至天顺年间，“馆阁写作”与馆阁文学气质较为接近，但成化以后，随着郎署文人和非体制化文人相继主导文坛，馆阁文学与“馆阁写作”渐行渐远。这一史实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科举考试是一种分层级的考试，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影响，文坛也不例外。台阁体、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三个文学流派，分别兴盛于宣德年间、弘治年间和嘉靖年间，这并非偶合，其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都与科举背景密切相关。
    就状元选拔及其仕途来看，“衡文取士”，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就台阁体的兴衰演变而言，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组成部分，其兴衰与之大体同步；就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形来看，在“文”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数量最多，在“诗”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倍受青睐，表明诗文的社会交际功能在状元写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明代最为重要的科举文体是八股文和策论。殿试策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和重大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对于朝廷决策尤具导向作用。八股文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思想文化深刻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另一方面，八股文又承载了思想文化的内涵。
    明代科场案与政治的关联度之高为前代所少有，国家大政，由科场可见一斑。而科场案在冲击政坛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作家的文学生涯：唐寅成为“三笑”故事的主角，王衡成为一个常写科场的戏曲作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在厘清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和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比如，对于成化至嘉靖年间的文坛变迁，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均为台阁重臣。弘治年间，以郎署官员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嘉靖年间的台阁重臣严嵩以三杨传人自居，自视为文坛领袖。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风范，不屈不挠地挑战严嵩的文坛主导权和政治威权。后七子的崛起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操之在下”的格局，即所谓“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明代文坛的这一格局变迁，与科举文化生态息息相关。明代自英宗以降，即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而一个进士是入翰林还是入郎署，又与其录取名次直接挂钩。这种由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社会层级的差异，不仅导致了地位、职能的不同，也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分歧。明代的台阁重臣，不是与帝王“共治天下”，而是接受帝王的委托管理政务，阁权常常只是皇权的延伸，未能形成对皇权的有效制衡。与台阁要员不同，自宋代以来，郎署官员即有上疏直言之责，明弘治以来，这一职守特别受到强调。这种职务上的要求使他们常常同台阁发生冲突，也影响了他们的处事态度和文学理念。比如，前七子和李东阳虽然都倡导以盛唐诗为榜样，其实两者的宗唐区别甚大。李东阳偏爱王、孟一脉的清新隽逸，其诗风因而雄健之气不足，李梦阳则致力于效法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常常用诗来做社会批评。
    又如科举功名与作家的文体选择，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耐人寻味。大体说来，明代重要的戏曲作者，大都拥有进士科名，而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著者中，却少有举人、进士。话本小说和戏曲一向被视为俗文学中的姊妹文体，何以其作者身份存在如此引人注目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存在于戏曲与话本小说的不同消费方式之中。话本小说只要有文本可读就行了，而戏曲则必须搬到舞台上（少数典型的案头剧除外）。倘无雄厚的经费支持，戏曲创作是难以持续的。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科场得意不仅意味着社会层级的提升，因科场同年等纽带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的情形也颇为常见。所以，进士如康海、李开先、沈璟等人，一旦宦途失意，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也有经济实力提供支撑；而那些科场失意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才情和动机，也没有排演的实力。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调整明代文学研究的文体布局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文体布局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章回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汉赋、六朝骈文、子部小说和“朝廷大制作”等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局面。其中八股文的境遇尤为尴尬，不只是与现代的散文标准格格不入，它还常常被视为文化垃圾，只在做负面评价时才会提到。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那些优秀的八股文，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就八股文的内容而言，一般地说，我们所感知的儒家传统，往往是经过宋明理学改造过的，而理学之普及并在读者中重新获得新鲜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八股文这种新型文本的力量。自然，明代八股文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大体是在朱熹等人的解读基础上展开的，后期也较多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因采用了新的文本方式（八股文），体贴入微而又新意盎然，这就让明代儒学重新获得了由“陌生化”处理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例如，弘治六年（1493）进士李梦阳所作《论语》“管仲相桓公”四句题文，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视野下的管仲，也有助于我们感受明代知识精英对汉唐气象的憧憬。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方应祥所作《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节题文，在朱熹集注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所有的女性和“小人”，而是特指诸侯、卿、大夫身边的“幸人”，即被宠幸的“身边人”。方应祥的这一解读无疑是睿智的，从中国历史的情形来看，所谓“女祸”和宦官之祸，常常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与“身边人”的关系而造成的。孔子提出的这一忠告，对于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八股文的表达而言，唐顺之、归有光等都曾大力倡导“以古文为时文”。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即将古文所注重的深刻思想、阳刚之气和丰富多彩的章法句法融入八股文，以克服“体用排偶”所带来的平庸、板滞、柔弱之弊。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由内容方面看，同样是载儒家之道，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较多融入了个人心得，富于新意，又不拘于对偶的句式和固定的章法，所以气势健旺。“以古文为时文”，所注重的正是内容的深刻和“排偶”的多样化。这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尝试，催生了不少八股文名作。晚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曾将明代八股文与汉赋、唐诗并列，视为一代之殊胜。清民之际的黄人，也视八股文为明代的三大文类之一。这当然不是盲目肯定，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束缚读书人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置疑，但八股文作为文章一体，佳作如林、不乏经典之作，也确有依据。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