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写作可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脉。从民国时期的鲁迅、沈从文，到建国后的周立波、赵树理、柳青，再到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可谓是源远流长。百年来中国经历巨变，乡村也不例外，每一代作家笔下的乡村，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到了当下，都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乡村所经历的变化，更是难以想象。处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作家，会怎样来写乡土呢？
    最近看到青年评论家项静在《“新乡土”写作的新格局》一文中写道：“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 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风》中所推崇的，记住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很荣幸被项静“点名”，她提到另外几位作家，我也拜读过他们的作品：李娟笔下的阿勒泰，生鲜活泼，清新明快，北疆风情，让人向往；舒飞廉跟我一样，都是湖北人，他的作品散淡平和，余味悠长；沈书枝是安徽人，能把那些细碎的片段连缀成篇，又能跳脱出来，不煽情，不让人起腻，她是轻轻柔柔地写一件又一件事情，可是那事情的余味像水墨一般在清水中洇染开来……
    项静提出的这个“新乡土”写作，该怎么来理解。既然是“新”，对于的是“旧”，我想到我父辈那一代（多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想到了作家贾平凹，在我看来，他堪称上一辈作家里乡土写作的集大成者，对于乡村的熟稔程度是我们这些后辈难及项背的。对于自己这一辈作者，他这样做过总结：“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
    贾平凹提到的一点很重要：“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因为做过农民，所以对农村有非常具体实质的了解，写起来就有“干货”。而我们这一代其实并非如此，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并没有参与农村生产的过程，正如项静提到的，我们大多只有“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接下来就是去城市念书和工作。当我们回望农村时，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眷顾，但并非熟悉到骨子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接近于“书生”。贾平凹在他的长篇小说《带灯》里这样写道：“我这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的时候我披了牛皮。”这种与乡村紧密相连的情感，我们没有他们这一代人那么深厚。
    从个人的写作经历出发，我想谈谈我的一些创作感受。乡村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的根，既是生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我老家在湖北武穴农村，上大学后，一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去，但我会频繁地写我家乡的那些人与事。我想把自己变成人肉DV，用笔去记录村庄、家人、亲友。我对他们有我自小的情感，提起他们，我脑中翻腾着无数关于他们的细节，温暖的、沉痛的、好玩的、难过的，都历历在目；而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又希望我是相对客观的，只负责呈现细节，不因为我的个人情感而去遮蔽了他们的个性。如果一直生活在老家，身处其中，当局者迷，大概不会察觉出有什么大的变化。人与事的细微变动，其实都需要时空的区隔，才会凸显出来。每次见到熟悉的人，都隔了一年时间，日复一日的生活累积到我看到他们的时刻，往往会呈现出新的特质来，而这会勾起我想写他们的欲望。
    同时，我又生活在城市，它给予人随时随地的陌生感。你对每一条街道怎么可能会像在自己出生的村庄那样，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如何拐弯呢？你对每天碰到的每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像对自己的邻居那样知根知底呢？所以，你随时保持着打起精神来应对的状态。在农村，我不需要精确、秩序、洁净，在城市我却不能不需要这样，否则便要被视为怪人。在这种反差中，有趣的碰撞就出来了，对于城市有一种陌生的观感和体验。我渴望把这种陌生的紧张感表达出来，同样是用细节。可以这样说：与亲人，我距离过近，因此我走远一些来写；与陌生人，我距离过远，因此我走近一些来写。我希望把它定位在一个适合的距离，同时也是一个柔软的距离，用情度之，用理解之，最后形成文字。
    项静在文章中提及，我们这一代写作“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对乡村是有距离感的，心态上是轻盈的，没有太多负担；同样对城市，我们也是这个心态。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不一定要非要写乡土，生活经验、人生阅历，会让我们做出自己的自然选择。哪怕是在写乡土，我在城市的生活经验提供了我不一样的视角，乡村与城市是并存在我内心里，相互并不矛盾。我也没有那种“反映真实乡村”的使命感，只是写我想写的。我十分敬佩贾平凹这一代写乡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一座高山，但也如他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我们这一代，需要走不一样的路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逢过年回到老家，都会有大量“返乡体”文章出来。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曾引发热议。我读完此文，悲从心来，因为我有代入感，她描述的场景和提到的问题，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看到的。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是从黄灯老师的嫂子、婆婆、哥哥这些人的视角来，整个事情是不是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毕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来描述和概括这些事情，有我们熟悉的自鲁迅以降的启蒙视角。我想，从个体的感受出发，我们常见的乡村叙事，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在发声，农民的声音很少出现，更不必说被听到。而知识分子的记录并不能完全取代他们的感受。所以，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化，这些叙事简化了现实。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层面远非一种模式所能概括。在乡村叙事和乡土写作中，如果是一个村庄，就细致地记录一个村庄。虚构写作，对于处在乡土里的人与事，能有更深入地探究和挖掘。人在不断变动的乡村，会有不断涌出的新的故事。在“新乡土”写作这条路上，年轻一代的作者，始终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