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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一本书,我的童年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当代作家评论(微信公众 李敬泽 参加讨论


    噫吁嚱!难矣哉!老兄孟繁华命我写我的批评观,七八天里日日枯坐半小时,竟写不出。
    忽想起多年前,大概是1999年吧,那时还是青年批评家,在《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里,也曾写过一篇《我的批评观》。翻出来看了一遍,感觉18年前就写得勉强,那时是张燕玲约稿,想必也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草草交卷。
    中国的作家最善写创作谈,我固然不能代表中国批评家,但是,总的感觉,似乎批评家夫子自道普遍写不好。创作谈写得好,因为可以装神弄鬼,目送飞鸿,手挥五弦,飞鸿和五弦有甚关系不要紧,要紧的是姿势漂亮。作家本也没有义务谈他的创作,那是你们批评家的事,一定要说,那便是:如何是佛法大意,春来草自青。于是,我们有很多作品写得不怎么样,创作谈写出了大师水平的作家。而批评家呢,写“我的批评观”是为自己草拟基本法,春来草自青是混不过去的,这是逼着人作法自毙,不由得百般为难。
    无论如何,老孟催得紧,赖是赖不掉了,只得横下一条心,硬写。
    重读当年的《我的批评观》,发现一个说法颇为眼熟,这段话是这样的:
    “中国最好的读者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涵泳、吟味,追求‘未封’的境界……”
    ——眼熟的是引号里的“未封”。这当然是本于庄子,“夫道未始有封,言夫始有常”,“封始则道亡”。但是我知道,这个词在我这里必定另有来处。哪来的呢?一时想不起。反正文章也写不出来,便四面八方去找“未封”,连日大索不得。偏巧今日在书柜里找《味水轩日记》,看见旁边有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心念一动,抽出来翻开第一页:
    “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或许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抒情诗传统的而非史诗或叙事诗的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正是此地!
    往事重来。我想我在1999年是下意识地向叶维廉先生,向他所编的这本书致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8月出版。我这一本是1977年3月第二次印行。内页盖有“河北人民出版社图书资料”印章。
    80年代初,国门初启。当时很多文化单位都采购了一批港台图书,我曾供职的人民文学也存有一些那时购置的港台书,其中也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估计大家都是在中图公司的同一份书单里选书。我这一本上用钢笔字标着“¥6.00”,应是采购进价,颇为昂贵,须知那时我父母的月工资也不过50多块。
    我母亲当时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读者,和管理图书的姓沙的阿姨又是闺蜜,那个设在巨大仓库里的资料室就如同我家书房。母亲主要是读小说,兼及历史传记,对文学理论批评从来没什么兴趣,所以,这一本《批评选集》肯定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已经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借了这本书了,应该是80年代最初的一两年,那时我已经上了中文系,见到此书想必视为秘籍,打定了主意做贼,有借无还。
    很多年了。流徙聚散,大学时的书基本丢光,80年代、90年代的书也大多不在身边。这一本兀自还在。深夜对故人,恍惚如梦寐。不,不仅是故人,也是对着30几年前的自己。这本书当日也不知读了几遍,旧了、破了,粉红色的封皮泛着白色。那些文章,此时重读,这一句出来,下一句已经微笑着等在那里,只觉得天下文章无数,独此一编相亲。
    除了叶维廉先生的序,这本书的目录照抄如下:
    中国艺术之抽象观念化 王梦鸥
    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 陈世骧
    姿与Gesture 陈世骧
    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 夏济安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 夏济安
    论境界 姚一苇
    论散文诗 林以亮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 夏志清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 夏志清
    翻译和创作 余光中
    从象牙塔到白玉楼 余光中
    文学与文学批评 颜元叔
    朝向一个文学理论的建立 颜元叔
    现代中国小说之时间与现实观念 刘绍铭
    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 叶维廉
    维廉诗话 叶维廉
    五四运动与浪漫主义
    公无渡河 杨牧
    唐诗举例 杨牧
    现在看,这是一个极精当的选本,汇聚了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大陆以外华语批评界的重要人物,标志着现代文学批评在当时的水准和趋向,即使放在现在,也未必过时。但对于1982或1983年的我来说,这些名字是陌生的,那些观点也是没有上下文的孤立的表述,甚至那种语调也是陌生的。你不能指望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会深入地理解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之复杂宽阔。桃花源中人,读汉书魏书晋书,读不懂是肯定的。
    那么,对于一个日后的批评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无法确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重读这本书,会为每一篇文章写一份评注,这就像一个人回忆童年,建立起一种自我的连续性逻辑结构。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批评智力和感受力的童年。但是现在,我得先回答老孟的问题:我的批评观。
    好吧,我认为,这本书决定了,在下注定是一个“中国”式的批评家。就像多年后,我近乎无意识地引用叶维廉在此书序言中的“未封”之说一样,在整个80年代,也读了很多西方理论,但是,那种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认同已经是一个底子,定在那里了。
    看到目录中的《公无渡河》,心中马上响起《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坠河公死,当奈公何!”当年杨牧先生分析和呈现的层峦叠嶂的巨大悲怆重新涌来。杨牧先生一篇文教我甚多,而从古典小说中看出好来,那也是拜夏志清先生所教。
    这些先生,他们都是一手好文章。叶维廉和杨牧诸位都受过新批评的影响,他们把中国传统批评对“审美机枢”的直觉敏感与精巧的、细致的文本分析融于一炉,如庖丁解牛,应手而自由。这至少使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批评无论在智力还是感性上都是一件有趣的事——当然,也很可能由此注定了我与学院无缘。
    甚至那种语调,那种修辞方式,那种不着急不生气,不争强好胜的态度,甚至那种“或许”、“也许”的表达偏好——直到现在,写完一篇文章,我还是得删去很多“或许”、“可能”——今天,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原来都在这本书里。
    ——我还是没有阐述我的“批评观”。我只是觉得,那些隐秘地指引着我们的阅读和批评的很可能并非我们抽象出来的条款或理论,而是一种类似于童年经验一样的事物。就我来说,我可能依然是80年代初的那个孩子,未名湖畔,有巨大的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很多书,但是,只有这本借而不还的书,是真的留下来了,它在生长。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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