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个创作谈。其实，我很想跟人聊聊我的成长历程。
    我小时候，住在小镇的一幢古楼里。那幢古楼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号称通天楼，亦称九十九间走马楼。我家不是通天楼的土著。那房子是解放前我祖父租住的。三十多年后，政策变革，法院判决我家在半年内搬离通天楼。那是童年最凄惶的日子。年轻的父母焦灼忙碌了四五个月后，终于在自留地里盖了两间火柴盒大的楼房。那是一片寂静的土地，四周除了稻田菜地，没有一户人家。唯一的一家窑厂里，几个性情寡淡的男人，在草舍里做砖瓦。
    那年，我十二岁，正是疯疯癫癫贪玩的年龄。一下子进入那么寂寞的环境，极不适应。在翻破家里仅有的几本藏书后，我开始在贴满港台明星照的软皮笔记本里胡乱涂写，倾诉我孤独的心迹。渐渐地，我坠落进了自我幽闭的世界。
    多年后，翻看那些发黄的纸页，我难以想象自己当年究竟怎样走向那一步的。在大多数同龄女孩展开双臂拥抱青春，急切地投入社会时，我却拒绝长大，拒绝外界的纷扰。我的笔记本里写满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类的诗句。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觉得“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内心的愁绪并不比中年人少。我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我矮小瘦弱，长着一张苍白的脸，终日弓着背，唯恐被人看见微微隆起的胸脯。我常常孤独地行走在田野山林，或者一个人长时间地仰望夜空。我变得很愤世嫉俗，很小的事情都让我义愤填膺。我又特别脆弱，遭受很小的挫败，我都会迎风流泪。
    青春期的到来，让我变得更加决绝，终日像蜗牛一般缩在壳里。读师范时，同室女友一个个花枝招展，风姿绰约。我却拒绝穿鲜艳的衣服，拒绝时尚的玩乐。人多的时候，我总是坐在角落里，冷眼观看，从不说话。我很少有朋友，唯一知心的女孩，性子木讷。我之所以跟她要好，是因为她能坚持倾听我激愤的言辞和痛苦的诉说。记得有一回她病了，请假回家，我顿时像失了魂魄。那日的体育课上，女孩子们围着帅帅的体育老师嬉闹，我独自一人躲在墙背后，使劲抠着墙皮直到手指发麻，冒出隐隐的血丝。
    这样的时光在无限制地延续。十九岁，我开始教书，却依然是个拒绝成长的孩子。我一面被淘气的学生弄得焦头烂额，一面又对他们压制的青春深表同情。很多时候，我一边站在学生的行列，与老师“斗智斗勇”，一边又回转身清理被学生戳痛的伤口。这种煎熬，这种成长的阵痛，整整折磨了我二十年，直到我跌跌撞撞闯入中年，懵懵懂懂遭遇小说……
    一个中年妇人大肆展览自己的成长心路，其滑稽不亚于翩翩少年给人看儿时的光屁股照。我絮叨这些，只是为了说明小说对我的拯救。我永远不会忘记八年前的初夏黄昏，夕阳落在高楼一角，我写下第一篇类似小说的文字后，扔了笔跑到高楼顶上，虚虚晃晃地看楼下的车来车往。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了世界的另一个侧面，突然明白这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原本意念中的世界又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十多年，我写下的文字，只是孤寂心灵的倾诉和宣泄。当小说进入文字，顿觉佛的灵光在头顶闪现……我知道，很多人读小说只是获得心灵的愉悦。而对我来说，小说则开启了我智慧的大门，催化了我心灵的成熟。在之后的阅读写作中，我渐渐明白世界的真实面貌和人性的真相。我发现自己这些年来的可怜与可笑，但我不鄙视“她”。我知道“她”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她”的周围有无数这样焦灼的灵魂。而作家们正是触摸这些灵魂，感同身受地去表达这些灵魂。
    我开始接受成长。尽管，我依然像往日那样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做自得其乐的事；与二三朋友聊天，我依然书生意气；人多的时候，我依然喜欢躲在角落里，观看每个人的表演。但我的心很平静，我感觉到我的眼里含着柔光。我渐渐明白，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每个人都有一颗不为人知的悲苦灵魂。当我开始走向成熟，我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这个世界！
    很多写作者，天性早慧，神采飞扬。我的晚熟，也让我的写作变得颇为艰难。可以说，我折腾了好几年，才稍稍明白小说是怎么回事。如今的我，努力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熟视无睹的情绪中寻找灰色地带，通过表达个人的独特体验，来引起读者的共鸣。《陪夜》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关于亲情与利益冲突的故事，我试图通过刻画人物的复杂灵魂，来揭示人性的真相。要说这个小说与以往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我摒弃了原来喜欢的技巧，用朴素粗拙的形式还原了生活本真。练习小说七八年，我渐渐明白，返璞归真是最好的技巧。就像接受成长之后，用一颗悲悯包容的心面对世界是慰藉自我的最好方式。